陳杰 | 西南聯大的“五四時刻”：聞一多與師友

文 | 陳杰

“聯大學生精神復興的日子”

誕生于抗戰烽火的西南聯大，是在五四精神召喚下拉開大幕的。開學上課始于1938年“五四”之日，結業典禮終于1946年“五四”之時，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校都有“五四血統”，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是五四運動主要陣地，西南聯大也被稱為“小型五四”“五四堡壘”。

“五四”是青春與復興的日子，抗日救亡與啟蒙覺醒相互交織，“救亡”壓不倒“啟蒙”，時時發生撞擊、連鎖、擴散效應，體現在西南聯大教授群體與個體紀念五四的時刻。剛毅堅卓的知識人堅持五四精神的主流，但選擇的路徑差序有別，存在各種碰撞、對立和滲透的圖景，推波向前行。通過梳理聞一多與其師友梅貽琦、鄭天挺、朱自清、吳宓等西南聯大教授的生活記錄，獲得新的體驗。

西南聯大辦學8年，每年“五四”，都以各種方式加以紀念，成為“五四時刻”。1938年5月4日，是抗戰全面爆發后第一個“五四”紀念日，也是西南聯大蒙自分校文法兩院開學的首日，下午3時，在蒙自中學大禮堂召開“五四”紀念會，也是一個開學動員會。朱自清、張佛泉、羅常培和錢穆發表演說，朱自清主要講當年參加五四運動的經過，“博得笑聲頗多。”留在他當天的日記里。會上通過了《西南聯大蒙自分校北大同學告全國同胞書》，學子們疾呼：“我們需要自由，需要解放，需要新的建設，這些都是五四所要求的，而現在還是需要。五四運動啟發了今日的斗爭，我們要在爭取抗戰的勝利中，完成五四運動所提出的任務。”

西南聯大獨立組織五四紀念始于1940年5月4日，因為是“五四”紀念日，學校放假一天，仍在上午舉行了一場精神動員月會。總務長鄭天挺日記記下了那天的情景。一大早起來就聽見雨聲，他擔心紀念會能否舉行。八時半，雨停了，鄭天挺著急入校。“孟鄰師已先至”，西南聯大三常委之一蔣夢麟正督促工友清掃水漬。另一位常委梅貽琦以及教授楊振聲、馮友蘭、陳序經、葉公超等相繼到了。梅貽琦主持演講“紀念五四之意義”并報告學校近況，蔣夢麟作了主旨演講“五四與青年運動”，詳述蔡元培先生一生引導青年的事跡。會議開了一個半小時。學生們當晚冒雨舉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鄭天挺日記當天寫道：“途遇學生游行，火炬甚盛，惜雨大不能駐觀。”

1941年5月4日，學校原擬舉行紀念會及運動會。預報當天有雨，提前一天舉辦。3日早上7時30分舉行開幕式，1000多人參加，梅貽琦、蔣夢麟出席。梅貽琦會后回到家，立即為學生自治會作《青年節寫給青年諸君》，5月4日晚上七時半，他趕到昆明廣播電臺以《今日青年教育的一個問題》為題作了20分鐘直播講演。

1944年3月，國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紀念，把5月4日定為文藝節，以3月29日黃花崗烈士殉難紀念日作為青年節，引起了西南聯大師生的憤慨，進入5月一如往常紀念“五四”，這個“五四時刻”被稱為“聯大學生精神復興的日子”。（任繼愈：《抗日戰爭時期的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時期（1937-1946）》，《自由與包容：西南聯大人和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頁）聞一多認為“聯大風氣開始改變”也應該從這一年算起。（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八年來的回憶與感想》，《聯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

批判“獻九鼎”“應帝王”行徑

1943年春，抗戰期間發生一個事件，即蔣介石詆毀五四運動、主張復古、宣揚封建思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引起聞一多等西南聯大教授的堅決否定。金岳霖拒絕看《中國之命運》，《費正清自傳》中提到，一些社會學家稱它為一派胡言，既譏諷它，又為它感到可恥。

蔣介石不滿五四運動的態度在鄭天挺1943年11月23日日記中有記載：“委員長對現行教育深為不滿，尤不滿于‘五四運動’，嘗稱之為‘亡國的五四運動’，并謂‘五四運動’較之軍閥尤甚，每談及教育現狀，莫不痛惜。”

聞一多說，“《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地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所以，聞一多在1944年5月3日聯大歷史學會舉辦“‘五四’二十五周年紀念座談會”講演，捍衛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批駁復古倒退的思想。

聞一多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1919年五四運動的鮮活記憶，他說，“現在又有人在叫嚷復古了，反封建的五四運動要打倒的孔家店，又死灰復燃了。孔家店就是要我們好好兒當奴才，好好服從老爺們的反動統治，現在不是又有人在嚷嚷‘讀經尊孔’嗎？不是又有人在搞‘獻九鼎’‘應帝王’嗎？”聞一多重喊打倒孔家店：我們愿意和你們聯合起來，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應外合地來徹底打倒孔家店，摧毀那些毒害我們民族的思想。（王康著：《聞一多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288頁）

聞一多雖未具名，但猛烈抨擊了提議向蔣介石“獻九鼎”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與西南聯大教授學緣深厚的朱家驊，寫“獻九鼎”頌辭的中央大學教授顧頡剛，以及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以“統治術”教統治者，此后聞一多在五四紀念講演中多次鞭撻“獻九鼎”行徑。”

陳寅恪1943年春作詩《癸未春日感賦》，批評國民政府的黨化教育：“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嘲諷顧頡剛為九鼎撰銘辭：“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竺可楨1943年12月18日日記直言“陳寅恪詩嘲九鼎”“寅恪對于騮先（朱家驊）等發起獻九鼎、顧頡剛為九鼎作銘驚怪不止。”顧頡剛1943年1月28日、5月13日兩次日記記載，銘文“發表后，激起許多方面的批評，使予自慚，”“孟真（傅斯年）謂予作九鼎銘，大受朋輩不滿，寅恪詩中有‘九鼎銘辭爭頌德’語，比予于王莽時之獻符命。”(銘文：“一：萬邦協和，光華復旦。二：于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于萬古。”顧頡剛著：《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日記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8頁)

時西南聯大歷史學系研究生何兆武后稱：“把蔣介石吹捧為民族英雄，朱家驊出了個主意，想要向蔣獻九鼎，那是中國古代贊美功德最隆重的禮節了，于是請顧頡剛寫頌辭。”（何兆武：《回憶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的老人》）“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后一篇《應帝王》鮮明地表現出想作‘王者師’的心態。”（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55頁）

西南聯大舊校門

聞一多在5月3日五四歷史座談會有兩次演講，這篇批判“獻九鼎”“應帝王”行徑的演講稿來自其學生王康所著《聞一多傳》，不見1948年版的《聞一多全集》，聞一多在“五四時刻”的這一篇章揭示出，秉持民主與科學之魂，特別在知識人中反對維護主—奴等級秩序的意識形態。

“五四中年”與青年關系的態度分化

青年是“五四”的代名詞，聞一多那一代“五四青年”抗戰時期已是“五四中年”。聞一多在5月3日五四歷史座談會上，鮮明地提出：學生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過問國家的大事，認為一個國家要學生耽誤學業去過問政治，就是“不幸”的事情，我要問問：為什么要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他望望他的老朋友歷史學家，勉強地笑了一下）這還不都是因為沒有民主！有人說青年人“幼稚”，容易沖動，這有什么不好呢？要不“幼稚”，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了。“幼稚”并不是可恥的，尤其在一個啟蒙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一沖動，才能發生力量。有人怕他們“矯枉過正”，我覺得就是要矯枉過正，因為矯枉過正才顯得有力量（他用手做一個弓形比了一比）！今天青年人的思想，也許要比中年人老年人清楚得多了，理智得多哩！（《聞一多傳》，第288頁）

歷史學系教授雷海宗在五四歷史座談會發言中，雖然主張紀念五四，但希望學生以學業為重，學生的天職就是讀書，因為就歷史的觀點來看學生運動，學生荒廢學業，最終對國家不利。學生越鬧得兇，就越要給國家造成不幸。（《聞一多傳》，第286頁）雷海宗的講話，是想盡量息事寧人。紀念五四座談會出現直面交鋒，形成兩種教授意見。

5月4日，早8時西南聯大在圖書館內舉辦本月精神動員月會，以紀念五四運動二十五周年。受邀報告五四運動經過的“五四”學生領袖之一、經濟學系教授周炳琳，勉勵學生“要有自覺的責任心，與獨立的見解，自由的人格，立定志氣促成國家進步和復興”。青年人在這個時候要求行動擔負起救國的責任是很好的現象，但是作為中年人，周炳琳認為自己這輩人沒有能好好地做，擔當起責任，所以他要求青年人暫時不要行動，讓中年人來擔當起他們的責任。周炳琳對于學生運動，表達了溫和的態度。“勉青年人勿為中年人所利用，亦勿如中年人之消沉。”（鄭天挺著：《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828頁）

聞一多對青年和已成為中年的“五四”一代有自己鮮明的看法，他在《八年來的回憶與感想》中說，“這年頭愈是年青的，愈能識大體，博學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會挑剔小節，正當青年們昂起頭來做人的時候，中年人卻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誰應該向誰學習？”（《聯大八年》，第11頁）

聞一多、雷海宗、周炳琳等教授對學生參與政治態度是不同的，如何看待“五四中年”與青年關系，是否支持學生運動成為“五四時刻”的焦點。由此可見，西南聯大教授中的分化已經明朗，一部分人成了學生運動的“熱情的鼓動者”，而另一部分教授則成了“急切防范者”。（王晴佳：《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后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

吳晗1947年3月30日為史靖（王康）著《聞一多的道路》序中說，青年人常歌頌一多先生是他們的導師，其實這句話是錯的，至少是應該修正的；事實上應該說青年人是一多先生的導師，他自己如此承認。他晚年所得于青年人的和青年人所得于他的同樣多。他從青年人得到熱情，得到活力，得到支持，甚至于得到他從前所被閉塞所被隔絕的智識。

吳晗總結聞一多對待青年的態度至今仍值得我們每個人效仿：聞一多生活在青年中，向青年學習，他愛護、教育、指導青年，成為青年所熱愛的老青年，走上了青年人所支持他走的道路，也替青年人開辟并奠定了道路。

從詩人、學者到戰士

1944年5月4日當晚，西南聯大文藝壁報社在南區十號教室舉辦“五四運動與新文藝運動”座談會，邀請李廣田、羅常培、馮至、朱自清、沈從文、聞一多、楊振聲等教授作主旨演講。活動現場里里外外擁擠不堪，決定移至圖書館繼續演講，不料“有人夾雜在內向里投擲石子泥塊，顯然是有組織的破壞。又利用了群眾的盲目沖動，結果使演講流產。”（《聯大八年》，第29頁）

鄭天挺5月5日日記、朱自清5月4日的日記對這一“事故”都有記錄。吳宓雖與聞一多同窗共事，但在治學思想上堅守中國文化本位，對紀念五四很不以為然。5月4日日記記下：“今日五四，聯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講慶祝。宓思胡適等白話文之倡，罪重未懲，舉國昏瞀。心厭若輩所為，故終日深居簡出……早寢。”還述：“宓早感我生所歷之中國，乃一大衰亡之過程，他日將益破毀，視今為盛時樂土，而精神先滅，道德盡壞。非天亡人亡，實我中國人自亡之耳。”5日他又記下：“述昨晚聯大五四講演會，因改地爭座，聽眾滋鬧，未能開講，成一幕笑劇Farce（鬧劇）”

為彌補遺憾，文藝演講會于5月8日晚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草坪重開，改由中文學會主辦，北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清華中文系主任聞一多主持，參會3000多人，盛況空前，持續了5個小時。羅常培、馮至、朱自清、孫毓棠、沈從文、卞之琳、聞家駟、李廣田、聞一多、楊振聲共十位教授分別演講。

西南聯大教室

在文藝演講會上，聞一多大聲疾呼：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我們還要干！我們還要科學，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勢力！……文學遺產在五四以前是叫做國粹。五四時代叫做死文學，現在是借了文學遺產的幌子來復古，來反對新文藝，現在我就是要來審判它：中國在君主政治底下，“君”是治人的，但不是“君”自己去治，而實際治人的是手下的許多人，治人就是吃人！

聞一多給傳統文化的封建家臣畫像，借以反省知識人抗戰中的政治態度：中國的封建社會里面有四種家臣：第一種是絕對效忠主子的，是儒家，第二種次之，是法家，第三種更次之，是墨家，而莊子是第四種，是拒小惠而要徹底地拆臺的，但是因為有前三種人的支持，所以沒有效果。后來，由反抗現實而逃到象牙塔中。在五四，第四種人出塔了，可惜在塔外住不慣，又回到塔里面去了！那么前三種人又活躍了！但他們覺得新主子不如舊主子好，所以才有“獻九鼎”！新主子一出來首先要打擊五四運動，要打擊提倡民治精神的禍因。后來他們發現民主是從外國來的，于是義和團精神又出現了。

鄭天挺5月8日日記記下：“今晚中國文學系舉行文藝晚會于新舍圖書館前草坪，即五四文藝座談會之變象，而由系主持者也。講者十人，聽者千六七百人，秩序甚佳，一多所談甚激烈。”

鄭天挺十分欽敬聞一多的學養，曾在日記留下“一多（聞一多）、佩弦（朱自清）于文學素養甚深也。”并在聯大蒙自分校期間送其“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號與典故。

5月8日，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參加文學晚會，做關于散文的講演。發言者10人，馮與李都講得很好。我的講話一點也不全面。一多講文學遺產，語調激昂，但聽眾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熱烈。他的有些話似太過分。”

“一多所談甚激烈”“他的有些話似太過分”，鄭天挺與朱自清此刻的微妙態度是過去不為人們注意的，呈現西南聯大教授思想場域的一種現象。或如王力所說，“朱（自清）先生溫和，聞（一多）先生剛直。”聞朱之間文化性格差異畢現。

吳宓對聞一多的文化觀點多持異見。聞一多抨擊孔孟復古主義，5月9日吳宓日記稱：“報載昨晚聯大文藝晚會，諸人盛表五四身與之功，而痛詆中國之禮教與文學。讀之憤怒已極，惜年衰力孤，末由與彼輩爭戰。”10日復說：“報載前日聞一多演辭，竟與我輩‘擁護文學遺產’者挑戰。恨吾力薄，只得隱忍，久久不快。”11日亦說：“見學生壁報，承聞一多等之意，出特刊討論尊孔、復古問題。不勝痛憤，仍強為隱忍。……中國人之道德如此敗壞，而某某等方贊揚五四、攻詆孔子之教，真令人痛憤欲絕（宓之蝨處聯大，尤覺愧悲）”21日，吳宓參加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組織的“十一學會”（“十一”合起即是“士”，意喻“士人學會”），會上他“以積郁，言頗憤激。自詡當主國文系，且欲盡殺一切謀改革漢文之人。”又“頗慮因此在聯大招禍，故甚悔之。”吳宓呈現保守主義者的心境，氣度偏狹。

朱自清認為，聞一多一生是斗士、詩人和學者，從民國十八年（1929年）至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參加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歷史晚會是其學者時期，以后的兩年多，是他的斗士時期，進一步以直接行動的領導者的姿態出現了。

華羅庚指出：在1944年紀念“五四”的晚會上，一多先生勇敢地站出來支持進步青年。從此，他開始由一位詩人、學者變為為和平民主奔走呼號的戰士了。

從1944年直至犧牲，聞一多參加了西南聯大幾乎所有的五四紀念活動，都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講。此時，聞一多的弟子王瑤給同學趙儷生信中寫道：聞一多先生近來甚為熱情，對國事頗多進步主張，因之甚為當局及聯大同仁所忌，但聞先生視教授如敝屣，故亦行之若素也。……在聯大上課時，旁聽者常滿坑滿谷，青年人對之甚為欽敬。

從“國家至上”到“人民至上”

這從鄭天挺1944年12月6日日記中找到蹤跡：馮友蘭“言一多往時與梁實秋友善，均屬國家主義派，自入清華，始專心讀書著作，惟對政治素感興趣，又富情感，近日激于對軍隊之同情，故復大談政治矣。”

聞一多贊成過國家主義，出發點是愛國和救亡的民族情感。他在1944年5月3日五四紀念座談會自我檢討：五四時代我受到的思想影響是愛國的，民主的，覺得我們中國人應該如何團結起來救國。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還是關心國事，提倡Nationnalism（國家主義），不過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翻譯Nationalism，我以為是反動的。因為這種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課，為的是使中國好。

馮友蘭稱之為“國家主義派”的聞一多在1945年“五四”紀念周的時刻標志著向“人民至上”論的思想轉變。王瑤稱“聞一多的轉變則突發性很強，變化很鮮明。”在社會思潮激變的條件下，聞一多是個行動型的知識人。

（1）聞一多肯定“五四運動是一個群眾運動”。5月2日，聞一多參加了西南聯大新詩社舉辦的詩歌朗誦會。在朗誦開始前，首先登臺發言，論及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區別，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辛亥革命是“士大夫領導的。他們的群眾是士大夫，”而“五四運動是一個群眾運動”，“得到工人的贊助，這是五四進步性的一點證明，但是工人并沒有居于領導的地位，這是五四民主運動不徹底的地方。”

（2）聞一多提出知識人不要“怕受黨派利用”，要參與政治。5月3日晚，西南聯大歷史學會在東會堂召開五四以來青年運動總檢討會，聞一多發言：“今天的情形，一定還有人徘徊猶豫，怕受黨派利用，因為某某黨也在喊民主。……我們讀書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也不被人利用離間的，我們應以讀史的眼光來看我們所處的時代。”

（3）聞一多以“人民至上”取代早年服膺的“國家至上”。5月4日，聞一多在《大路周報》創刊號發表《人民的世紀——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他檢討“國家至上”的口號，提出假如國家不能替人民謀一點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義。國家有時候是特權階級用以鞏固并擴大他們的特權的機構。假如根本沒有人民，就用不著土地，也就用不著主權。只有土地和主權都屬于人民時，才講得上國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

（4）聞一多呼吁“讓民主回到民間去！”西南聯大“五四”紀念周的高潮是5月4日下午的示威游行。以西南聯大為主體，聯合云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科學校等四校學生自治會在云大操場聯合舉辦“五四”紀念大會，6000多人參加，情緒特別高漲。會議剛開始不久，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雨來，聞一多馬上站起來，冒著大雨，向正在四散躲雨的人群高聲說：“是青年的都過來！是繼承‘五四’血統的青年都過來！”他呼吁：“這是行動的時候了，讓民主回到民間去！”

在萬人大游行回到云南大學操場，聞一多發表演講：五四過去二十六年了，我們大半個國家還在受苦受難，我們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還是要民主！沒有民主不能救中國！沒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5）聞一多提出“勝利永遠是屬于人民的”歷史法則。5月10日聞一多在昆明《民主周刊》發表《五四運動的歷史法則》一文：從二十六年前的“五四”到今天，恰是螺旋式的進展了一周。一切都進步了。封建勢力的進步，必然帶來人民力量的進步，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勝利永遠是屬于人民的，二十六年前如此，今天也如此。在“五四”的鏡子里，我們看出了歷史的法則。

“人民”這一政治概念在聞一多思想的生成，是一次根本性的再造，它摧毀了原有國家主義的政治觀，發現“人民”才是國家的主體與支撐，高舉“人民”的旗幟。

1945年，聞一多與西南聯大師生同游路南縣石林

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的精神風骨長存

1946年5月4日，聯大沒有舉行專門“五四”紀念活動，而是把這一屆也是聯大最后一屆畢業典禮安排在當日。上午9時，梅貽琦在校圖書館主持畢業典禮，北京大學代表、哲學心理學系教授湯用彤致辭聯想到“五四”，說“聯大是五四開課的，剛好又在五四這一天結業”。清華大學代表、物理學系教授葉企孫發言闡說“我們要爭取學術獨立”。南開大學代表、歷史學系教授蔡維藩以“聯大由五四開始，五四的精神是重科學，重民主，重美術，聯大北上，帶頭重科學，重民主，重美術的精神北上”，作為臨別贈言。梅貽琦致辭特別表示，“他們三個是寫了一篇文章，正代表了聯大精神。”聯大精神正是五四精神的賡續傳承。

典禮的一項議程就是馮友蘭朗誦所作至今聞名遐邇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文，聞一多為紀念碑題寫了篆書碑額。

但是聞一多沒有參加西南聯大的結業典禮，而是應昆明學聯之邀，去參加“青年運動檢討會”，并多次發言。經歷1945年底昆明“一二·一”運動，聞一多傾力支持“五四”以來青年運動又一高潮，與西南聯大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教授岔道而行。

馮友蘭稱，“‘一二·一’運動結束以后，聯大在表面上平靜無事了，其實它所受的內傷是很嚴重的。最嚴重的就是教授會從內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問題上有一致的態度和行動了。從五四運動以來多年養成的教授會的權威喪失殆盡，原來三校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則，至此已成為空洞的形式，沒有生命力了。”（馮友蘭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54頁）

“一二·一”運動高潮過后不久，1945年12月14日下午5時，梅貽琦約聞一多談話一個多小時，對聞一多有一個評價：“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既表達不同的意旨，也流露出關懷之心。

1946年4月14日，聯大昆明校友會為歡送母校師長北返舉行話別會，聞一多發言，反思西南聯大教育：“我并不滿意過去三校的教育作風，三校今后應該繼承和發揚這幾年聯大的精神：愛民主，為人民。”“這三個大學都和美國關系很密切，我們都是在美國式的教育里培養出來的，固然也可以學得一些知識和技術，但是經過這八年的檢驗，過去受的美國教育實在太壞了。它教我們只顧自己，不顧國家民族，這就是所謂的個人主義吧，幾乎害了我一輩子！”“我希望聯大的同學再不要學我們的樣子。”

聞一多的發言引發了梅貽琦的不滿，他在當天日記寫道：“下午昆明聯大校友會有‘話別’會。……會中由聞一多開謾罵之端，起而繼之者亦即把持該會者。對于學校大肆批評，對于教授橫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義被此輩玷污矣。然學校之將來更可慮也。”

朱自清15日日記記載：“昨日一多在聯大校友會演說詞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長為此震怒，欲將一多解聘，余對此表示了反對意見。”

1946年6月17日，即在聞一多遇害1月前，鄭天挺在日記寫到：梅貽琦定6月20日仍還南京，蓋以中央對清華大學三五教授如潘光旦、聞一多不放心，故召梅貽琦入都商議。在京十余日，尚未見主席（蔣介石），今日乘英人便機來北平一視，仍須還京候召見。吾儕之意，如有解聘之舉，將益使多一宣傳資料為學校增紛擾也。1946年3月23日蔣介石日記：“對西南聯大團員訓以不法教師污辱黨國甘為共匪奴屬之張奚若、聞一多等應加以還擊之意。”又說“言之操急，自知失態。”（聞黎明、侯菊坤著：《聞一多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2頁）

6月25日，等候多日的梅貽琦終于見到蔣介石，“提清華教授中近有少數言論行動實有不當，但多數同人深不以為然，將來由同人自相規勸糾正，諒不致有多大（不好）影響。”蔣介石聽后“似頗頷首”。（黃延復 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頁）

從蔣介石壓力而來的“還擊”確實存在，但梅貽琦、鄭天挺等力保聞一多，不使學校增紛擾。

一個月后的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慘案發生的危急時刻，西南聯大的教授雖然各自政治信仰差異、觀點相對，但是他們的道義與信念是一致的。道不同，相為謀。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應聞一多、聞家駟兄弟，曾昭掄、吳晗約在潘光旦家吃飯，客人有傅斯年、楊振聲，飯后一起談政局、校局很長時間，梅貽琦在日記中寫下：“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

聞一多遇難，下午5時許，梅貽琦得知“一多被槍殺，其子重傷消息，驚愕不知所謂。蓋日來情形極不佳，此類事可能繼李（公樸）后再出現，而一多近來之行動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實現；而察其當時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梅貽琦急派人往聞家照料，請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往警備司令部，要他們注意其他西南聯大同人的安全。“晚因前約宴中央及中航二公司職員光徐諸君，但已無心歡暢矣。”散后，又發急電報告教育部，并與法院、警部及警察局公函。（《梅貽琦日記（1941-1946）》，第236-237頁）16日梅貽琦召集隨即成立了聞一多教授喪葬撫恤委員會。

18日在重慶候機北上的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葉企孫、馬大猷等34位西南聯大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聞一多“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義何在，紀綱何在，”要求緝兇歸案，以平民憤。馮友蘭后稱：“他（聞一多）以他的一死把聯大的‘民主堡壘’的地位推到當時的最高峰，把當時的民主運動推到最高峰。就在這個最高潮中，聯大結束了它的八年的歷程。”（《三松堂自序》，第356頁）

1946年7月17日，在成都的朱自清讀報得知聞一多于15日下午5時許遇刺，“異常震驚。自李公樸街頭被刺后，余即時時為一多的安全擔心。但未料到對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同一日，吳宓得知聞一多在昆明遇刺身亡，日記只記“地在府甬道，宓昔膳食之地也。”心情十分冷淡。

聞一多是西南聯大8年間犧牲的唯一的教授。朱自清7月21日參加在成都西南聯大校友聞一多追悼會，做了《聞一多和中國文學》的講演。追悼會也請吳宓報告聞一多的生平云云，他“走避之”。8月4日在成都近城園朱自清和吳宓作為客人參加西南聯大校友的午餐會。朱自清做了悼念聞一多的簡短演說。當場群起為聞一多家屬捐款，立即得17萬元，但吳宓未捐助。當晚，吳宓又赴清華校友合請宴。到者40余人，并開同學會，為聞一多募賻。吳宓均未捐。可是當日他的日記寫下“昨賞門房謝大爺及本樓兼理之仆，各二千元。”吳宓對聞一多捐軀違背常理的舉止，顯示其政治人格不足。易社強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稱其為“敏銳善感，思想包容，充分展現出聯大的風采。”實在難以茍同。

何為聯大風采？圍繞聞一多等師友“五四時刻”呈現“多歧性”的特征，走進這座立體的、至今可呼吸的“思想森林”，構成西南聯大教授一個色彩斑斕的“生態場”，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的精神風骨歷久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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