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相湘：紀念鄭師天挺先生——解答六十年一疑團

本年(一九九九)八月九日，是先師北京大學鄭天挺(毅生)教授百年誕辰紀念。

鄭毅生師原籍福建長樂，清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四日(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日)生于北京。父親叔忱公是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進士。后在翰林院任職。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光緒二十八年任奉天(沈陽)學政。后以丁憂回北京，在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任“教務提調”(教務長)。一九O五年病逝，時年四十二歲。天挺年甫六歲。其母陸嘉坤氏是廣西臨桂人，一八九六年與鄭叔忱公結婚。她亦通經史，熱心于教書。叔忱公逝世后，沒有遺產，乃應傅增湘之聘，到天津擔任北洋高等女學堂總教習。那時女子還沒有到社會上工作的風氣，許多親友不贊成她去。她為家庭生活計，決心孤兒寡母相攜到天津。不幸，不到一年，即染白喉病逝世。

鄭天挺師的外祖母姓梁，鄭母臨危前委托梁濟(巨川)為鄭天挺(年七歲)與其弟(年二歲)的監護人。巨川先生有兩子：梁凱銘及梁漱溟。故鄭天挺與梁氏有表兄弟關系。實際上，鄭與幼弟是寄養于姨父母(均早逝)、表兄張耀曾和張輝曾家中。

張耀曾當時正在日本留學，乃由輝曾教鄭天挺讀書。一九〇七年，天挺在北京入福建同鄉會設立的“閩學堂”初小肄業。一年后，以同班只五人，停辦。改入“江蘇學堂”讀書。一九〇九年，“閩學堂”成立高級小學，鄭又回閩學堂。肄業兩年，一九一○年冬，又因經費不足停辦。

晚清設立的學堂，仍是以讀“經”為主，不過讀經的方式與私塾不同。鄭天挺在小學的幾年，主要讀物是“書經”、“詩經”,另加“修身”、“作文”、“算術”、“史地”等。

當時，鄭的同學中有廣東香山縣人楊健(壯飛)將香山縣印行的葡萄牙侵占澳門圖片傳送同學觀看；另一同學福建惠安人莊紹祖也時時傳送華僑反滿的言論。這兩件事在鄭天挺幼小心靈中，印象很深。

一九一一年，鄭天挺十二歲考入順天高等學堂的中學一年級。同班人很多都比鄭年長，同年的只有幾人。梁漱溟、張申府、湯用彤等都在高年級，只有李繼侗與鄭同班。所學課程很深，如“修身”課是讀“明儒學案”節本，英文、數學課本也很高。是年秋，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發生，學校停辦。鄭在校時參加軍事兵操，但背不動步槍，只是隨隊走走。

武昌首義，推翻滿清，中華民國建立，鄭天挺當即剪掉辮子，心情快樂，至老年仍難忘。

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鄭天挺考入北京高等師范附屬中學(即后來北京師大附中前身)。在校肄業四年。身歷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對鄭天挺刺激最大印象最深。

一九一六年，鄭天挺在家自修，專門讀父親遺留的中國史籍。從此養成讀書習慣，也奠定后來學習史學的趨向。

一九一七年夏，北京大學第二次招生，鄭天挺報名投考大學本科國文專門，經錄取后，即入學。同班三十二人。年齡與鄭天挺同樣的約占一半，只有羅庸(后來亦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年十七歲。

一九一八年時，北京大學的同學很活躍，有三種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國民》、《國故》。鄭天挺與同班同學大都各自埋頭讀書，很少參加活動。有一人投稿給《國故》,受同學的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認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識，頗不以為然。鄭天挺受這種思想影響，后來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也很少寫文章。

當時，鄭天挺與北大同學較熟識的有鄭奠、羅庸、羅常培、楊亮功、鄧中夏等。后來都學有專長，知名于時。

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發生，鄭天挺也走出了書齋，參加學生會工作，且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開中學聯系，并走向街頭作一些宣傳活動。是年十一月，日本軍艦在福州登陸殘殺中國人民。北京的福建學生乃組織“旅京福建學生聯合會”,抗議日本的暴行，鄭天挺也積極參加這一運動，到街頭演講、宣傳不買日本貨等。并用“攫日”筆名撰文送刊學生聯合會出版的《閩潮周刊》。

當“五四”及“閩案”運動時，常與鄭天挺在一起的有郭夢良、黃英(廬隱女士)、鄭振鐸、朱謙之、許地山等人。其中鄭振鐸(一八九八—一九五八)是天挺本家侄子，以后過從亦多，振鐸時在鐵路學堂肄業。

一九二○年春，旅京福建學生在北京組織SR學會(Social Reformation),鄭天挺、鄭振鐸、郭夢良及女高師黃廬隱，師大、清華等十四人組成，不公開活動。

郭夢良、黃廬隱經三年文字交往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在上海結婚，翌年郭夢良病故。黃廬隱后以文學著名，與冰心女士有來往。

一九二○年夏，鄭天挺在北京大學畢業。經人介紹南下前往華僑名人陳嘉庚(一八七四—一九六一)創辦的廈門大學任教，廈門大學校舍奠基典禮在鄭成功操練水軍的“演武亭”舉行。鄭天挺在奠基典禮牌樓橫額手書“南國啟運”四字。當時廈大教師如劉樹杞、周予同、鄭貞文等與鄭天挺時常往來(劉樹杞于一九三○年代任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鄭天挺亦在北大任總務長)。

是年六月，廈門大學更換校長，鄭天挺與一部分教師即辭職離校。

同年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鄭天挺與羅庸等入所做研究生，研究題目是“中國文字音義起源考”,由錢玄同先生指導。

清代內閣檔案一部分移交北大研究所后，鄭天挺也參加整理工作。這對鄭是一件大事，從而奠定了以后從事明清史事研究的基礎(后來刊行《清史探微》及《探微集》,內容甚多是整理研究清代檔案的心得)。

一九二一年秋，鄭天挺與周欣(稚眉)結婚。為補助家用，在表兄張耀曾主持之“法權討論會”兼任秘書。

法權討論會是當時政府籌備收回歐美日本諸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的機構，會中保存了大批中外文獻及一些外交檔案。在會中工作的青年秘書還有戴修瓚等，后來三十年代都是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

一九二二年八月，鄭天挺撰《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一冊，以“法權討論會”名義正式出版。是鄭天挺編撰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書中指出：領事裁判權明確確定而訂立于條約中，系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但語意尚較含混。隨后又與英、法、義等國訂約，領事裁判權即于是時明確確立，中國完全喪失其治理外人之權。書中第五章還列舉種種事實，揭露領事裁判權侵害中國主權，紊亂中國治安秩序，輕視中國人民權利，妨害經濟及一切文明事業之發達等等。主張領事裁判權必須廢除。是書出版后，曾獲得當時一些法學家好評，劉師舜即曾撰文，稱贊是書(按：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至一九四三年中國對日本抗戰時，英美與中國訂立平等新約才告廢除)。

一九二○年中葉，北京政府在軍閥混戰政潮洶涌時，財政收入大都支付軍費，一般政務尤其教育經費時常無款撥發，學校教師只有在多所學校兼課，集少成數的收入以維家計。鄭天挺于一九二四年夏任北京大學講師，每月領得薪資不到聘約的十分之一。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兼課。“三·一八慘案”發生，北大及女師大學生數人死亡。鄭天挺憤北洋政府無道，又悲青年學生壯烈犧牲，仍節衣縮食捐款助喪葬。

一九二七年五月，北大教授馬敘倫受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廳廳長，鄭天挺應邀南下。在杭州工作只兩月，即因馬敘倫辭職而離開。

一九二八年二月，鄭天挺表兄梁漱溟在廣東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任常務委員，邀鄭天挺前往擔任秘書。

當時，北大同學如羅常培、丁山等甚多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常聚晤談論學問，鄭天挺得到鼓勵開始寫作，研討中國史料問題。

梁漱溟在廣州原計劃推行鄉村自治，只以當時派系復雜，梁的計劃未獲通過。適浙江大學校長蔣夢麟電邀鄭天挺前往工作。天挺乃離穗北上赴杭州，擔任浙大秘書兼文理學院講師。

一九三○年二月，蔣夢麟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長時，為召開全國教育會議，要鄭天挺前往南京教育部任秘書。

是年即一九三○年十一月，蔣夢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鄭天挺也隨同回北大任校長室秘書。

一九三三年暑假，北大秘書長王烈辭職，由蔣夢麟暫兼。是年十月，北大學生用浴室以年久未加維護修理而倒塌，壓死學生一人，重引起學潮(當時相湘在北大文學院史學系肄業，時常自西齋宿舍步行前往位于“紅樓”文學院后之小浴室)。蔣夢麟大懼，急忙物色專職秘書長。蔣初意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教授，周不允，推薦鄭天挺出任，蔣征求劉樹杞、胡適諸院長意見后即決定由鄭天挺出任北京大學秘書長。

北大秘書長十八年 三大新館廈的興建完成

鄭天挺明知困難很多，例如一就職首先碰到的是死亡同學開追悼會問題，頗感棘手；其次即許多人事上的困難。因為論資歷，自己不是留學生；論關系，還有許多人與蔣夢麟更密切。何況還有一些校方負責人愿意擔任此職。后來經過反復協商，再加上許多人的鼓勵，鄭天挺就同意擔任，從此以至一九五○年五月，長達約十八年的多災多難歲月，鄭天挺肩負了日常瑣務以及在北京大學歷史上一次先后興建地質學館、圖書館、學生宿舍的大事，種種行政事務占去大部分時間的情況下，鄭天挺始終在中文系任教，講授古地理學及校勘學等課程，編印講義分發學生。并且每日利用晚間(假日亦不間斷)每日校勘《世說新語》數頁，又利用校勘學方法寫出《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一文，證明“趙書”所征引的文獻，多于“杭書”七八倍，而雷同者則少，從而證明趙一清是清代一位“君遮益富、考訂綦詳”的學者，而不是“攘美竊名之流”的文抄公。另一《張穆〈月齋集〉稿本》亦珍貴。

先師孟心史(森)教授閱天挺校勘杭、趙有關《三國志》文后，極以為然，因請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影印刊行，且撰《書鄭毅生先生〈影印三國志注補序〉后》以贊揚之。

由此可見，鄭天挺師在北大秘書長行政事務叢集之余，晚間專心做校勘學的縝密工作的成績。真如胡適之先生撰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所指稱：國學研究需要如繡鴛鴦一樣一針一線的動手做。

先師孟心史先生于三十年代初刊行《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一書，對順治帝母后下嫁攝政王多爾袞的傳說，力加辟斥其無根據，指出多爾袞之被尊稱為“皇父”猶如漢人之稱呼“尚父”、“仲父”。鄭天挺師因根據北大研究所收藏明清檔案，且參閱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清初檔案，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寫成《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經羅常培先生鼓勵催促才送刊北京大學《國學季刊》。指出，皇父攝政王是當時一種爵秩，是為酬報有大功勛之親王的，即“攝政示尊于國，皇父示尊于家”,多爾袞即因此由“親王”、“叔父攝政王”,進而尊為“皇父攝政王”。這種稱謂亦與其左右希旨阿諛，滿族舊俗有關；而決無其他不可告人之隱晦原因。

這是鄭天挺運用明清檔案考證世人傳說的清代大事之始。其后多年再匯輯明清檔案刊行《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宋景詩起義史料》、《太平天國史料》等，也為清史研究提供第一手史料。其有關宋景詩起義史事的考索發表后，德國貝喜發教授(Prof.Siegfried Behrsing)來中國訪問于是文興趣特濃，并將鄭文譯成德文加注于一九五六年刊載于《柏林德意志科學院東方研究所通報》第四卷一期。

鄭天挺師上述學術研究工作，是在學校行政事務繁忙之余晚間完成的。當他就任北大秘書長后，首先受命主持興修圖書館、地質學館、男生宿舍三大工程。是北大創立以后的大工程。如圖書館閱覽室大書桌尺寸、臺燈款式與距離，大都參照美國國會圖書館模式，施工要求極為嚴格；建筑之質量、圖書之收藏，在當時北平各大院校中居首要地位。鄭天挺師每日與庶務組主任沈肅文都親赴工地監督施工，許多問題現場商議，就地解決。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驗收圖書館工程。十月十日下午二時，北大新圖書館和地質館舉行落成茶話會，在圖書館頂樓招待中外人士三百余人。翌年夏，男生宿舍也完成并啟用。

北大三大工程的興建與完成，是在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后，日本陸軍在北平、天津橫行無忌，北京大學在危城講學，是大義凜然精神的具體表現。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軍飛機在北平上空示威，日本憲兵甚至到北京大學校長室強邀蔣夢麟校長至日本大使館，蔣校長充分表現“威武不能屈”的風骨(事詳《民國百人傳》第一冊《蔣夢麟傳》,及《三生有幸》)。

一九三五年，日本軍閥逼迫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宣布“華北獨立”,建立第二個偽組織。北平各大中學校教師學生為維護國權紛紛起來表示嚴重抗議。十二月九日及十六日，學生大游行(史稱“一二·九運動”、“一二·一六運動”)中，北大同學九人受傷，五人被捕。當日下午，鄭天挺師與教務長樊際昌師同往協和醫院慰問受傷同學。十二月十九日下午，鄭天挺師親往北平市警察局將北大被捕同學王德昭、巫省三等無條件保釋回校(王德昭于一九五○年代任臺灣省師范大學教授，后應聘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曾撰文憶述系獄及被保釋回校經過)。

家難國難 公而忘私

一九三七年中國春節時，鄭天挺夫人周女士因難產病逝于北平德國醫院，對鄭師是一大打擊。

鄭師自幼喪失父母，缺乏天倫之樂。一九二一年九月結婚后，伉儷情深，從未吵嘴。成家后，添人進口，經濟雖時有拮據，卻感到家庭的歡樂。周女士逝世時未及四十歲，家中遺下五個兒女，長女不過十三歲，幼子年僅三歲。

因此，夫人的去世，對鄭天挺師精神上產生極大的打擊，萬分痛苦，又無處傾訴。有一時期，甚至經常念佛經以悼死者，藉以消除心中煩悶。其后友人多次勸鄭續娶，但鄭見到一些友人重建家庭后帶來的矛盾和不安，私自下定決心：一切以學業為重心，決不以家事干擾自己的事業。從此以后，鄭天挺師一直沒有再結婚的念頭。

是年夏，鄭天挺師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仍兼北大秘書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時，相湘早于半月前畢業考試完成后，南下湖南省親侍父病。

“七七事變”發生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與文學院院長胡適都在南京參加會議。其后不久，學校負責人紛紛南下。北京大學的校務全部由鄭天挺師負責辦理，北大老教授如孟森與馬裕藻等天天到秘書長室共同商議應付變局方策，首先采取同學建議：在校中學生經濟困難的由學校每人發給二十元使之離校。故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淪陷時，北大校內已無學生。

是年八月九日是鄭天挺師三十八歲生日，姑父董季友先生到鄭家看望，時鄭天挺師正為學校事各處奔忙。董老先生乃在鄭書案頭寫上“鴻冥”二字，促鄭遠走。其后數日，鄭之表姐夫力舒東醫師傳聞日本人要逮捕鄭天挺，急忙雇輛汽車強拉鄭到其西長安街尚志醫院三樓病房躲避。翌日晨，鄭私自回家。一夜未回醫院，戚友都擔憂不已。

八月某日，日本憲兵搜查北大辦公室，發現抗日宣傳品。日本憲兵問是誰的辦公室?鄭天挺說是“我的”。日本憲兵似乎不大相信。因為當時各處的負責人早已逃散一空。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華北漢奸組織的“維持會”派人接收北大。從此，鄭天挺師就不再到校了。

當時，北大、清華、南開已聯合在湖南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十月，北大教務長樊際昌北上至天津接教授。但并未攜帶旅費及安家費用。北大同仁十分懷疑。鄭天挺師乃請心理系教授陳雪屏到天津與樊際昌面商：請長沙迅速匯款。十月底款到，鄭天挺師乃分送同仁，陸續南下。十一月十七日，鄭天挺師離別五幼兒，只身與羅常培、魏建功、羅庸等同乘火車到天津，再乘海輪赴香港轉湖南長沙，是北大教授最后一批離開北平的。十二月十四日到達長沙。“臨時大學”又準備遷往云南省境。

鄭天挺師臨行前，兩次到北平協和醫院看望患胃癌的孟心史(森)教授。孟師見鄭師，特以病榻日記相示。日記中無時無刻不以國事為念，并以詩諷偽滿洲國鄭孝胥。孟師與鄭天挺師臨別尚執手殷殷，潸然淚下。不兩月，孟心史師(一八六八—一九三七)遽歸道山(詳見《民國百人傳》第一冊)。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長沙臨時大學西遷，師生分別乘火車或步行。鄭天挺師等到達云南昆明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由北大、清華、南開各派一人到蒙自縣設立分校。鄭天挺師受北大派在蒙自分校設立北大辦事處，負責一切事務，并擔任史學系教授講授“隋唐五代史”,并注意對西南邊疆史地的研究。

北大史學系師生在蒙自曾召集幾次會議，紀念孟森(心史)教授。史學系主辦的《治史雜志》中，鄭天挺師特撰《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文中提及孟心史師逝世后，以所有北大教授郵信均由郵局轉寄長沙臨時大學代收轉。鄭天挺師收到河南省開封市許溯伊先生致孟師手翰有云：“承詢燕齋之名，弟一再考據，大約為廣東鹽運使瑞璋，后署廣東臬司，總辦洋務局。本總署章京，俸滿外用，故有熟習洋務之稱，與沈蕓閣同為文襄(張之洞)倚任。至劉永福將只有黃守忠并無方姓其人。彼時粵中將弁有水師提督方耀、潮州營游擊方恭，又有率勇援閩之副將方友升，皆與永福不相聯屬，此見于文襄電牘者也。”

鄭天挺師引錄許溯伊來翰時特加贊語云：“此書先生(孟師)既不得見，因錄于此，以見先生好學不倦、老而彌篤”云云。

一九四○年六月，鄭天挺師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時，得見《張文襄書翰墨寶》上下二冊[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上海文明書局影印],內容四十八頁，為札六十通。其中致燕齋者二十八、致蕓閣者二封。都是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手書，為張文襄公函稿所未收錄。經詳細閱讀比證，確知“燕齋”是廣東署鹽運使蔣澤春的別號，不是許溯伊所指的“瑞璋”。稿成后送刊重慶出版的《文史雜志》第一卷第六期。

上述兩文刊載的《治史雜志》及《文史雜志》都是在抗日戰爭時的陪都重慶市，戰時交通困難，沒有鐵道輸送，只有運輸乘客的汽車或載運軍用物資或出口貨物的車輛，極少書刊流通發行。相湘在對日抗戰八年中始終在湖南省境內工作，自無法可以見及。直至一九五○年代中，轉徙流離暫得棲身鯤島，在臺北市郊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書中才得見《治史雜志》——這是史語所于抗戰時自南京遷移四川省時搜集的。由此才知相湘前在故都購得近賢手札蒙先師孟心史(森)先生題記。曾于《三生有幸》中錄存張之洞、吳大徵兩公手翰全文及先師“題記”全文。

一九七五年，相湘夫婦遷居美國照顧兒女、孫兒女時，曾將自臺北郵運書籍中的上述兩賢函札兩件，捐贈哈佛大學哈佛燕京東亞圖書館珍存。因經過多年多次轉徙，深知私人收藏之不易，圖書館較可永久保存。

至鄭天挺師撰《張文襄書翰墨寶跋》是去年(一九九八)十月才自鄭師公子鄭克晟(一九五五年北大歷史系畢業。一九六三年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一九九六年退休)來美國探親時寄贈鄭師之《探微集》(一九八○年六月北京初版)中才得拜讀。

鄭克晟教授撰《鄭天挺先生與史語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學術之路》,一九九八年十月臺北印行)于“鄭先生的治學方法與史語所的學風相近”節有云：“《張文襄書翰墨寶跋》一文，舉出五證，證明‘燕齋’應即當時署兩廣鹽運使之蔣澤春。”鄭先生這一結論，只能告慰于孟先生九泉之下了。但這篇文字，鄭先生比較滿意，他在晚年曾說：“這就是在沒有什么線索的情況之下，如何找到線索，如何進行比證，從而得出比較滿意的結論。這是起碼的考證方法，年輕人不能不知道。”

鄭天挺師對于“燕齋”其人姓氏，念念不忘，務求獲得真實結論，終于如愿以償。這種治學精神，相湘非常感動而景仰不已。

鄭師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逝世，已無法稟報此原委矣，愧疚實深。

今幸張之洞、吳大徵兩公原札俱在，以鄭天挺師始終沒有見及之。一九四六年夏，對日抗戰勝利后，相湘初次北上至北大母校拜謁諸師長時，鄭天挺師且特召宴于故都著名烤肉店，殷殷話往事，也未提及此。質言之，鄭天挺師固始終不知心史先生之致信許溯伊先生是為應相湘請求“題記”張之洞、吳大徵兩公的手翰。今為供年輕史學研究同仁參考，特先鈔錄張之洞原札于下：

劉永福已到南寧，西省無可安置。瓊如不能行，或屯廉，或屯省城外；再徐籌任使(藉可察看其性情紀律)。兩處孰勝?請酌示。蕓閣年兄、燕齋仁兄閣下。洞頓首。

方部二十人可歸營務處，余只可另設法(現詳籌處劉辦法，所省已甚多，此小費不必惜也)。徐陳親兵與張都司已招，須該員自選者方聽說也。此時臨行，自宜發兩月糧(往返兩月有余),俟一切派定，開單告局，并公牘行知也。洞又及。

心史先生題跋云：

吳生得近賢手札，索題跋。此張文襄手札，所致蕓閣、燕齋兩人：據文襄集，書問較多，知為姓沈，余未了了。許君溯伊乃獨力為文襄輯遺集者，問之但言此札未入集，當是因處置劉永福事已詳他牘故。余亦未能言。再函老友趙竹君，乃復言：許君說非是，文襄親筆信隨寫隨發者多不存卷，其存卷者雖親筆亦過錄始發也。蕓閣名镕，廣東藩司，歿于任，文襄為請入循吏傳；燕齋姓蔣，粵西道員，留東省供營務處差；方部則謂道員方長華也。記此可以參證于清史及文襄集矣。丁丑春初，孟森記。

吳大徵手翰原文云：

節子仁兄大人閣下：念劬交到手書，猥以六十初度，蒙賜聯軸，古雅可喜。謹謝，謹謝。湘中吏治未易振作，弟不以責人，而先以自責。疆吏所司何事?轉移風氣，豈得委之氣數耶!與念劬晤談數日，皆迂闊語，別無政績可言，但得一書生可為名將，此求賢館之小效也。手復鳴謝，敢請臺安，藉璧謙版。弟大激頓首。五月十七日。益吾祭酒近著漢書補注，已刻天文志，真大勇也。

心史先生題跋云：

此亦吳生所得近賢手札之一。吳清卿中丞與張文襄為兒女姻家，適同留此手跡，想其原藏奔之家與兩公俱相近也。節子為傅以禮字，念劬為錢恂字，俱有述作存世，節子題跋書籍尤有名。中丞雖功名蹉跌，然金石篆刻亦足顯于世。所涉益吾祭酒，今尤為著述問世之最富者，片楮中想見方以類聚也。孟森記。

今按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直隸(今河北省)南皮縣人，字孝達，號香濤，同治朝進士。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反對崇厚簽訂喪權辱國的中俄條約與張佩綸等議論朝政，彈劾權貴，時稱“清流黨”。一八八一年任山西巡撫，整頓吏治，嚴禁鴉片。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時調任兩廣總督，起用馮子材抗法獲勝……。據此，可知上錄張之洞手翰是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所寫，是在廣州省城就近致經辦人員的。只以沿舊習未寫年月日，今按之劉永福事可資考證。

劉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廣西欽州人(編者按：欽州在一九五一年以前隸屬廣東),又名義，字淵亭，早年參加廣西天地會起義。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在廣西云南邊境組織“黑旗軍”。一八七三年應越南政府約請，率軍抵抗法國侵略。十二月，在河內城郊擊斃法軍頭目安鄴。次年，被越南封為三宣副提督。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在河內城西紙橋大敗法軍，擊斃法軍司令李維業，升三宜正提督。一八八四年中法為越南攻防發生戰爭時，在越南會同中國軍隊阻擊法軍，接受清政府收編。一八八六年任廣東南澳鎮總兵。一八九四年幫辦臺灣軍務。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時，在臺南設防。中日馬關條約前，劉永福被推為臺南軍民抗日首領，聯合義軍抗日。后奉命內渡廈門。一九〇二年署廣東碣石鎮總兵。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武昌起義，十一月，廣東省光復，劉永福被舉為廣東民團總團長，旋辭職歸原籍，終老故鄉。

據上錄可知：張之洞上函應是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終止并進行和議時，正議收編劉永福“黑旗軍”時所寫，故內有“藉可察看其性情紀律”語。

相湘在北京及臺北曾得覽清代名臣諸人文集年譜。知中法戰爭時，香港碼頭工人拒絕為法國輪船起卸貨物等。兩廣總督張之洞曾加慰勉。當時孫文(逸仙)在香港求學，目睹耳聞種種，深感基層民心愛國情深，“革命思想乃因之產生”。編撰《孫逸仙先生傳》時曾引錄張之洞文電，固為記錄史實，亦念念不忘先師孟心史先生教誨深恩。

吳大徵(一八三五—一九〇二),江蘇吳縣人，字清卿，號恒軒，別號窓齋。清同治朝進士。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在左副都御使任內，奉詔赴吉林省與俄國使者勘定邊界，爭回琿春黑頂子地區并樹界碑。次年升任廣東巡撫，反對總理衙門與葡萄牙定約劃澳門歸葡萄牙管轄。一八九二年調湖南巡撫。中日甲午戰起，率湘軍出關抗日，兵敗革職。生平留心古代器物收集，精于金石學、古文字學，甚多著作存世。

吳大徵手翰中提“益吾祭酒”,是指湖南長沙人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八),字益吾，號葵園。清同治朝進士，歷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等職。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辭官回籍后，主城南、岳麓書院講席。致力古籍與歷史文獻的編印校刊。《漢書補注》內容“詳瞻足資參考”(《辭海》,中華書局一九三○年代刊行)。吳大徵贊許其“大勇”,以其為顏師古作《漢書注》,后又有數十家作漢書注，王先謙不僅集其大成且更增益甚多。

王先謙又根據滿清歷代皇帝“實錄”鈔輯成《東華錄》(清“國史館”在北京宮城東華門內)在長沙木刻印行。孟心史師曾囑相湘在長沙代購其同治朝一部郵寄到北平，以七十高齡閱讀木刻大字書比較不多費眼力。陳援庵(垣)師也曾囑相湘代購趙翼(甌北)之《廿二史札記》,以長沙木刻本比較他處刊刻本多出一條。長沙古籍木刻版故著名于世。

張、吳兩公手札內容說明既如上述，史學界年輕同仁再細讀孟心史(森)教授之“題記”,應可得較多了解。而對于鄭天挺教授念念不忘企求知曉“燕齋”其人姓名，終于自《張文襄書翰墨寶跋》中得到解答。是史學方法最佳范例，鄭師學術論著名《探微集》,真是“見微知著”: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也。

愛護鼓勵學生 “北大舵手”榮譽

相湘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論文《咸豐辛酉政變紀要》,受孟心史(森)教授指導，適逢最關重要的史料——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補》于一九三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內容正是有關此一政變若干重要情節紀錄。加以其他史料比證，相湘進行研究時，乃得糾正清季王閽運、薛福成有關記述之錯誤，加以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查閱文獻，撰成論文，蒙心史師贊許，傅斯年、姚從吾諸師詳閱后均認定相湘已得研究途徑與方法，因此，北京大學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均給予工作。事詳拙撰《三生有幸》書中。只惜對日抗戰發生，相湘不能北上。在歷史語言研究所自南京遷移湖南長沙設立工作站，相湘報到入所校勘《明實錄》不同鈔本異同，嗣又以戰局急轉，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組之長沙臨時大學均西遷云南省。相湘因母老、胞兄體胖血壓高，未能遠行。一九三八年春，相湘見報載：中英庚款管理董事會可補助在后方研究文史的研究生。因上函時在昆明的姚從吾、鄭天挺兩師，請賜予推薦，以便繼續進行清代史事研究，幸蒙俞允。今承鄭克晟世兄影印天挺師當時日記：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六月十三日夜“作書介紹吳相湘于中英庚款會”。捧閱之余，愧疚實深。以此事并未成功，可能是清史題目不合該會補助旨趣。但鄭天挺師鼓勵相湘繼續研究清代史事，以報答北大母校與心史先生培植教誨之心意，至深且切。而相湘終以離群索居，無從接觸清代直接史料，即將“咸豐辛酉政變”一稿于抗日戰爭勝利后，在南京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倉庫中查檢出若干檔卷，而加增訂成《晚清宮庭實紀》第一冊。后獲得入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聘任編纂職位工作，日常得閱清宮秘藏。又以國共內戰被迫南下而轉徙流離于臺灣及美國，無時或忘研究清史，曾就能力所及取得新刊史料集，撰成數篇史述，刊于《歷史與人物》(臺灣三民書局刊)等，終未能完成《晚清宮庭實紀》第二、第三卷初計。

史料難得，是大因素，而時勢趨向與需要，相湘不得不由晚清進入國民革命及對日抗戰史料史實之搜集與研究。

鄭天挺師《自傳》自言：“一九五二年，全國高等院系調整，奉調任為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思想上頗有波動；多年從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學，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單位的清史資料浩如煙海，絕非其他地方所及，也不得不離開北京到天津去。”可見個人研究興趣常被大環境的變化而不得不被迫而改變。

鄭天挺師為人處世謙虛謹慎，擔任北京大學秘書長達十八年，面向對日抗戰十四年內外險困環境，為北大日常行政事務冷靜處理及靈活應付環境。“一二·九”時保釋被捕學生，已如上述。對日抗戰勝利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自云南分別北上回返舊居后，國內政爭又逐漸演成內戰。北平、上海等地學生“反饑餓”、“反內戰”等運動紛紛出現，加以北京大學一沈姓女生被美國士兵強暴案發生，學潮更加熾烈，北大校長胡適親往美軍法庭作證，也未能稍稍緩和局勢。學生憤怒而罷課游行。南京中央政府在北平的情治單位人員，時或入北京大學宿舍逮捕學生，甚或開列名單向北大當局要即交出學生。當時擔任秘書長的鄭天挺教授秉承胡適校長意旨，冷靜縝密處理一切，明確決定：絕不交出一名學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軍警入校。充分表現出大學獨立自由正義的尊嚴和鄭天挺師本身高度的責任感。每日同北平警備司令部周旋，為保護學生的安全，竭盡全力。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學五十周年校慶紀念日，事前在北大圖書館內已陳列各種有關文獻，如原始檔卷及胡適先生手寫日記原本、各種相片等，舉行展覽。相湘時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工作，特抽暇前往參觀。嗣以時局非常緊張，相湘家屬均在南京，不得不請假搭乘民航客機自北京經青島到南京，籌劃一切。而胡適校長與少數教授也乘專機自北平到達南京。北大五十周年校慶紀念，參加人數不多，但意義非同尋常。出席師生撫今憶昔，感慨非常。北大學生自治會的代表特別感念鄭天挺先生保護及關愛學生，特敬獻紅綢錦旗一面，上款書：“北大五十周年校慶獻給鄭秘書長”;錦旗中央四個大字：“北大舵手”;落款：“全體學生敬獻”。

鄭天挺師在師生掌聲中，成為北京大學百年歷史上唯一接受此殊榮的人。學生代表在致鄭天挺師信翰上稱贊：“敬愛的鄭秘書長：在炮火連天中，您倔強地堅守自己的崗位，維護學校秩序，保障同學生活、安全和學習……您這種愛護學校、愛護同學……的精神，是無上光榮的……全北大同學，不會忘記您……”

同時，著名歷史學教授向達(一九○○——一九六六)等、講助會、史學會團體或個人致鄭天挺先生信中也稱贊：“局勢驟變以來，全校校務及師生安全端賴鈞座籌劃保障，辛勞備至。敝會同人茲特謹致慰問之忱。自胡校長南飛后，鈞座肩荷益形沉重，敝會同人決盡力支持，俾校務得順利推進，師生安全得能完全保障也。”(《百年學府紀聞》(二),《文史精華》第七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刊行。)

一所大學行政與教學是兩大主要工作，需要平衡進行，擔任行政職務的人很少有時間埋首書卷間，但任何一大學沒有行政工作的人是極難維持安定的教學環境。尤其二十世紀開始的五十年的中國一直是處于內亂外患連續不已的情勢下，北京大學于三十年代“危城講學、大義凜然”,教學研究及物質建設都是北京大學百年歷史中空前光輝的。蔡元培及蔣夢麟、胡適諸位校長貢獻至大，鄭天挺秘書長則是在以蔣、胡校長為“船長”的“北大之舟”行進時的“舵手”,功在校史。他老人家在百忙中仍盡可能把握時間研究著述，《探微集》一冊是具體成績，實在難能可貴。值得今人效法。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于美國伊州自由村

原載臺灣《傳記文學》第75卷第2期，總447期，1998年8月

轉自：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