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業｜試為中國古籍編引得

洪業（1893-1980）

【譯者按】過去兩年間，經哈佛燕京圖書館授權，北京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系統地整理了該館珍藏的七千余種善本古籍，包括稀見的宋元刻本、地方史志、寶卷、韓南教授捐贈的通俗戲曲小說等。影像與電子文本已在線上公開，供學者閱讀與檢索。這項浩大的工程自然依賴最新的智能工具，繁瑣的校對工作卻由上萬名“校書官”在網上義務完成。

北大圖書館將在今年11月舉辦為期一個月的“燕京古籍舊藏與哈燕館藏合璧展”，不僅展示文獻本身，也梳理那段以哈佛燕京學社，以及洪業主持的引得編纂處為代表的中美學術交流史，主題之一是“從引得到數字人文”。主辦單位問我有沒有相關資料可提供，我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在麻省康橋帶了錄音機到洪業的廚房，和他一起邊喝茶吃叉燒包，邊錄他的回憶。他送了一本薄薄的冊子給我，是他1930年12月12日在北平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上用英語發表的報告。此學會成員大概是歐美留學歸國學人及在各院校教書的外籍人士，待查。那時他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成立引得編纂處才三個月。替古籍編引得，是他在腦海中已醞釀了十多年的構想，終于有機會付諸行動，欣喜中帶幾分憂慮，我們可借以窺探當年的學術大環境。

《試為中國古籍編引得——1930年12月12日中國社會及政治學會上發表》

新近出現了一支新的學派叫sinology，國內稱為“國學”；名稱無論中西都相當別扭。顧名思義，它指一切有關古今中國的研究，但“國學”家至今聚焦于受西方文明沖擊前的中國思想與制度。準確地說，所謂的sinology或國學，應被理解為以科學態度研究中國語文和歷史的學問，因其一手資料不外于中國歷史遺存和文獻。

在中國境內，有兩個原因令我們對這門學問的前景感到樂觀，一是批判性研究方法的崛起，一是古籍的普及化。

校勘學在中國清代早已興盛。盧文弨、戴震、汪中、孫星衍、嚴可均和顧廣圻等學者把許多古籍的文本恢復原貌，功不可沒。相對而言，深層歷史批評卻是最近才有的。此前雖說有胡應麟、閻若璩、姚際恒和崔述等少數勇者向尊崇的傳統挑戰，但都不敢打破砂鍋問到底，而且號召力有限，跟從者不多。一直到十多年前胡適博士《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商務印書館，1919年）出版，我們才能在他的序言中看到類似西方過去一個世紀來發展的那種歷史批判。胡適是中國聲譽最高的學府里最出名的教授，影響波及全國知識分子。現在年輕學子紛紛用批判的眼光審視文本的作者與他們創作的動機，應歸功于胡適。而追隨胡適的學者中最杰出的是燕京大學的顧頡剛教授，他幾乎天天都在揭發中國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中隱藏的騙局和圈套。

恰恰在這時候，古籍突然普及了。中國雖以發明印刷術為傲，但從西方引進新印刷技術后，尤其是引進石印后，古籍才從奢侈品變成普通人買得起的物品。有生意頭腦的出版商大量復制了許多以前是珍版的稀見書目。舉個例子，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是上一代富有藏書家須花一輩子的功夫才能湊齊的，現在中上人家就能購得起一套，囊中羞澀的書生則可到圖書館借閱。根據《中華圖書館協會學報》的統計，中國的公共圖書館1925年至1930年間從五百零二所驟增至一千四百三十八所。雖然大多沒有達到可供學者做研究的水平，但都在朝這一方向發展，尤其是走在前沿的大學圖書館。

總的來說，目前學者要從事學術研究基本上很少有障礙，也許最煩人的是缺乏德國人稱為Hilfsmittel（直譯為“輔助工具”）的學術工具；依我看，我們最急需各種書目與引得。受過學術訓練的學者即使坐擁書城，找資料仍然不易，找到和他題目相關的著作后，又要花許多時間在書里尋檢他所需要的段落。雖說勤奮和耐心是每位讀書人都應具備的素養，然而精神長期被這種費時費事的操作消耗，研究成果也會受影響。

幸而編書目的工作已開了個頭。有數所圖書館把館藏目錄出版，讓學者知道書在什么地方可找得到。國立北平圖書館準備把北平數所圖書館收藏的叢書做個聯合目錄，將為學者提供一個很大的便利，因其中有些叢書現在已很罕見；而燕京大學的陳垣教授正著手把這些叢書涵蓋的數千種書的書名另行順序編排，讓學者更容易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書。至于以題材分類的書目，愈來愈多學者發表論文時列出所參考的書本和文章，而不少專業學刊，尤其是國立北平圖書館和中華圖書館協會出的刊物，不時登載些以題材分類的書目。近來還有人把不同期刊上的文章以題材分類后，將標題匯集出版，希望日后會演變成似美國Reader’s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期刊文獻讀者指南》）那樣的參考工具。

學者找到書本后，須在書中尋檢有關段落，這時若有“引得”（index）或“堪靠燈”（concordance）便事半功倍。其實書目愈齊全，提及的書愈多，引得和堪靠燈便愈有用，可為學者節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譬如學者要找《詩經》內某一句，如果他有大把時間，當然可把《詩經》從頭讀起，直到見這一句。他若想省點時間，可試查字典或類書，看看有沒有提及該句，是《詩經》哪一篇，但很少會幸運碰上，只好又把《詩經》拿出來從頭翻。如果他會看英文，就可用理雅各（James Legge）英譯本附錄的引得，那引得編排得不理想，但仍然可省許多時間。又譬如我們想找《史記》里一段話，可先查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es）法譯本附錄的引得——雖然他只譯了最初的七十五篇——然后便可據此輕易查到這話在《史記》原文的位置。可見有時最快捷的途徑是繞遠路，讀中文書竟須借助外文譯本。

當然，被譯成外文的中文書非常少，而會讀各種譯本的中國學者也非常少。極少數古籍的西文譯本附有引得，大體說來無濟于事。傳統中國教育基本上只要求讀書人把幾部經書及最有名的文藝著作背得滾瓜爛熟，無需用引得之類的工具。我們現在感到有需要，但除了蔡廷干1922年刊印的《老解老》（非賣品）之外，這種工具始終沒有出現。這可歸咎于替中文書編引得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遠不如替西文書編引得那么容易。

我對克服所有的困難并不樂觀，然而我也不認為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許多年來，我總盼望有一批人集合起來選幾本書做個試驗。今天我可心存感激地向大家報告：哈佛燕京學社已同意撥一筆可觀的款項讓我們做這么一個試驗。我在原有的職務外，主導一個包括編輯和助理的小團隊從事這項工作。這三個月來，我們逐漸摸清楚應怎樣處理最棘手的問題，希望半年后哈佛燕京學社漢學引得叢刊就有數種引得面世。

現在略談我們編纂引得的十個步驟：

第一，選書。經編輯和有關領域的學者商討后，我們定下以下幾個原則：（甲）不選已有引得的書；（乙）目前不選偽書；（丙）暫不選二手資料；（丁）暫不選外文譯本附有引得的書；（戊）暫不選需兩個月以上處理的大書。提最后一條，是因為這既然是個試驗，我們應盡快出幾個樣本送到國內外學者請他們評估，希望獲得他們坦誠的批評，告訴我們如何改善。

第二，選擇版本。我們盡量選最通行、最可靠的版本。可是為了擁有其他版本的學者也能用我們的引得，須作推算表，讓他們算得出某句在他們擁有的版本里大約在哪一頁。舉個例子：《說苑》（著者劉向，公元前77-公元6年）我們選的版本是《四部叢刊》的單行本。僅我們所知道的，就另有十二個版本。于是我們替每個版本制造一個方程式，讓讀者可算出某句的相應頁數。這些方程式相當精準，最多差一兩頁。

第三，鉤標目注。這是流程中最關鍵而又最具挑戰性的一環。先由兩位編輯在各自的文本上下功夫，再由第三位編輯和他們協調商定。牽涉到三個問題：（甲）讀者若知道文本中有哪些異文，往往可幫助他們了解內容，異文本身也有學術價值。一般古籍將異文在書后列出，我們所用的《說苑》版本則在另一冊上，都不注明異文在文本的哪一頁出現，在文本上也沒有標志。我們提供讀者的引得，附有加入標點符號重新排印的文本，遇上異文，就在文本上加注腳。若相關字眼被選入引得，在該錄中也把異文的信息納入括號里。（乙）傳統古籍是沒有標點符號的，編輯須把文本讀通，明白作者的原意以及文中指涉的名物制度，才能夠正確地斷句。我們的編輯都是受過學術訓練的大學畢業生，但每天都遇到一些怎么讀都無法讀得通的段落，若尋專家請教后仍無法讀通，只好把這些段落列出，希望后人有所發現。標點的同時，編輯們隨手做些筆記。如書上提到人物往往不用姓名，而用該人的字或號；而有些地方有兩個不同的名稱，都須顧及。幸而編纂處現在就設在燕京大學圖書館里，用各種參考書很方便。（丙）文本斷句后，就可鉤標出引得的目注，決定須不須和另一目注互見等等。我影印了經我們鉤標后的《說苑》卷十五第十四頁（見圖一），上面的校對符號與西方用的大同小異。我們的編輯對西方引得的操作很熟悉，什么東西值得重見于引得中以供讀者尋檢，中西方的原則是一樣的。

第四，把每一條錄抄在一張卡片上。卡片上注明其錄，及其錄所涵蓋的目注與異文，在文本的哪一卷、哪一章、哪一頁出現，在版心的右邊或左邊。用其他版本的人可據卷碼章碼檢到其在文本的位置。

第五，卡片經至少兩位編輯細心校對。校讎這個詞很有意思，就是當為仇敵頻頻試探的意思。我們曾三校后仍發現錯誤，所以堅持把每張卡片都假定為有誤，有必要證明它是無辜的。

第六，編碼。把卡片按次序排列，令讀者可按次序便捷地找到有關段落。然而順什么次序呢？這就是為中文書編引得最棘手的問題了。漢字不似英文字用字母拼成。英文有二十六個字母，可輕易地順著慣常次序排下去，不懂發音不懂意思都可依序做。漢字沒有簡單的慣常次序。歷來字典不是依詩韻排列就是依二百十四個部首排列，引發的麻煩眾所周知。我十一年前便開始思慮如何解開這死結，所以一直關注他人這方面的努力，其中以上海商務印書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最成功，但我認為用它來編引得仍不理想。我把自己的方法稱為“中國字庋擷”，比起王先生的方法對初學的人來說更容易記，替一個字編碼只須三個步驟（見圖二），而且幾乎每一個號碼只有一個字，排列起來又較整齊，這對引得來說是相當要緊的。目前有多所圖書館已用王先生的方法編目錄，所以我對要不要推廣自己的方法相當猶豫，最終仍堅持用它編引得是因我深信這方法有許多優點，而沒有相應的缺點。C. C. Wang去年在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指出漢字電報碼有種種問題。庋擷法幾乎每一個號碼只有一個字，也許亦可解決電報這個問題。言歸正傳，所有與“孔子”有關的目注自然都應放在“孔子”這一條錄下。我們替“孔”和“子”編了碼，便可依碼把該錄排列在他錄之間。該錄下所有的目注也可依碼排列。若某目注在文本中多處出現，則依其在文本中出現的先后排列。我們有個“號片柜”，每個漢字的庋擷號碼都寫在一張卡片上，并注明該字的各種發音（用韋氏拼音法），依號碼排列。替一部書編引得時，助理甲替一條錄編碼后，助理丙和助理丁便參照“號片柜”卡片上的漢字校對，以防有失誤；之后把“號片柜”的這張卡片放在一旁，待下個步驟使用。

第七，具有庋擷號碼的卡片排列整齊后便可依次抄到排版稿上，構成引得的前半部。引得的后半部是按韋氏拼音依英文字母次序排列的，用的正是“號片柜”的那些擱置的卡片，排列后也可抄到排版稿上了。而這后半部的引得雖按發音排列，但每一條都有漢字及其庋擷號碼，可讓讀者便捷地找到文本中有關段落。這不但為習慣用韋氏拼音的西方漢學家提供了方便，并且有些學術功用，因為有些同音的漢字本來是同源的。我目前仍不確定是否應納入古音，歡迎賜教。

第八，印刷。用什么格式什么字體，都是學問，這里就不細談了。

第九，印本校對。印本須參照以上第三步驟所完成的稿件校對，一點都不能放松。當下許多中文書附錄了很長的勘誤表，一點用處都沒有。

第十，加序。序里包含文本的來歷，版本的源流，以及引得的用途等。

即使是優秀的學者，也得積累許多經驗才能成為一位優秀的引得編纂者，因編引得涉及主觀判斷力。決定什么東西應錄，須顧及廣大讀者的興趣和研究方向，又須避免太濫，浪費了讀者的時間與精神。引得編纂者必須把自己置于讀者的立場上，而中國的學術范疇仍未定型，故這些決定遠比在西方困難；我們樂得有西方的經驗可借鑒。

我不認為哈佛燕京學社有意圖或有責任資助我們替所有重要的中國古籍都編引得。這試驗若不成功，事情自然不了了之。成功的話，相信將有出版商接手辦。至于要多久才能證實行得通，很難說，有賴于引得編得好不好，有多少人期盼它成功。英人H. B. Wheatley曾戲稱：“出版沒有引得的書的人該被打入地獄底下十英里，到一個連魔鬼都害怕的地方。”在能證實引得從學術到盈利都成功之前，我們不敢奢望有出版商參與。目前這試驗的目的，僅僅要證明就學術而言，替古籍編引得是值得做的。

圖一：經鉤標后的《說苑》卷十五第十四頁。

譯者按：洪業1932年12月出版的《引得說》（引得編纂處《引得特刊》之四，44-45頁）對此圖片有相當詳細的解說：

我們讀《說苑》時，防它里面的偽奪，故先取盧文弨的校勘記來參考著讀。在第二行和第五行所鉤標之“28b”就是指明校勘記頁二十八下對于這二段文有點議論，可供參考……我們讀《說苑》時，隨讀隨標出引得中之目注。這一頁上有三段：每段我們先撮取其大意，為編目注。第一段有一錄，以“治道”為目，以“宜除逆賊”為注。第二段有一錄，以“道”為目，以“須藉權勢乃行”為注。第三段有二錄：一為“子貢問孔子誅少正卯之故”，一為“孔子答子貢誅少正卯之故”。次就各段中標出應錄目注，有時且須增益字句，以使其錄較為明晰。

此頁鉤標的目注依次有：堯誅四兇、四兇被堯誅、周公殺管蔡、管【叔鮮】被周公誅、蔡【叔度】被周公誅、子產殺鄧析、鄧析被子產誅、孔子斬少正卯、少正卯被孔子誅、易、引、五帝、三王、孔子、顏淵、孺悲、權為道所憑藉、勢為道所憑藉、孔子誅少正卯、少正卯被孔子誅、魯、司寇、東觀、【端木】賜（見子貢）、王者之五誅、五誅、王者之。

圖二： 中國字庋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