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不要拿孫中山與偉人相比了，這兩人根本不在一個維度上面

為什么總有人喜歡把歷史上的兩位巨人放在天平上稱重？這種做法就像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評判古代建筑師為什么不用鋼筋混凝土一樣荒謬。

1949年10月1日，當新中國成立的禮炮在天安門廣場響起時，距離孫中山先生去世已經過去24年。

24年間，中國歷經軍閥混戰、抗日戰事、解放戰爭等，立于歷史長河回溯，我們會發現一個殘酷實情，時代不會給任何人重來一回的機會。

孫中山所處的那個時期，紫禁城內依舊住著皇帝，大清朝的龍旗還在各省督撫衙門的上空飄揚著，彼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連“共和”這個詞匯都未曾聽聞，更不用說會相信一個來自廣東的醫生能夠推翻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帝制。

他創建興中會時年僅28歲，為革命四處奔波，在海外華僑處籌款，在國內發動起義，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他遭通緝便逃往海外，此一去長達16年。

那時候中國諸多知識分子還懷揣著洋務運動能拯救國家的幻想，亦或期待著立憲改良；不過孫中山卻認為，唯有將君主專制全然推翻，方能拯救中國。

他所辦的《民報》與梁啟超所辦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爭論，目的是讓更多人認為革命有必要，辛亥革命爆發之時，他還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籌款，聽聞武昌起義成功后，立刻動身回國。

辛亥革命確實取得了成功，不過成功得有些超出人們預想，各個省份相繼宣布獨立，但是革命黨人察覺到自己缺乏統一的軍事力量與政治組織。

袁世凱趁機把革命成果給奪了去，孫中山沒辦法，只能讓出臨時大總統的位子，后來發生的護國戰爭、護法運動，都說明了這么個事兒：光靠著少數精英和秘密組織，沒法兒把社會給徹底改了。

20世紀20年代真正的變化悄悄出現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斷傳到各處，歷史的接力棒默默交到新的時代

新上任的領導沒有延續孫中山的道路，而是深入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去尋找答案

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如火如荼。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人寫道：“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站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在孫中山所處的那個時代，并沒有這樣對農民力量的深刻認知

井岡山時期，進行土地革命，使貧苦農民初次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這般實實在在的利益分配，比任何口號都更具效力。

延安時期開展大生產運動，讓根據地能夠實現自給自足，這就表明人民政權是有生命力的；而抗日戰爭里的敵后游擊戰，那可是把“人民戰爭”的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

1946年，當國共和談破裂、內戰全面爆發時，很多人都預測共產黨難以抵擋國民黨的美式裝備。但歷史再次證明，得民心者得天下。

淮海戰役能取得勝利，是無數農民用小推車一步步推出來的；解放全中國的艱巨任務，是廣大農民用肩膀實實在在扛起來的；而土地改革，讓千千萬萬農民真正看到了希望

從這個角度而言，孫中山與后續的領導人們所面臨的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歷史問題

孫中山所要解決的是打破舊政治制度的“破”之問題，新的領導者所要解決的是建立真正屬于人民的國家的“立”之問題。一個是敲門磚，一個是建房子，功能不同，自然無法簡單比較。

更為關鍵的是，孫中山存在歷史局限性并非其個人能力所致，乃是時代條件所造就的，20世紀初的中國，工人階級方才出現，農民尚未覺醒，民族資產階級力量較為弱小。

在這種情況下，指望一個人完成中國的徹底變革，本身就是不現實的。中國近現代史好似一場接力，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從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每一代人都在為后人鋪設道路

孫中山播下了共和的種子，后來者讓它開花結果。沒有前人的開拓，就沒有后人的成功；沒有后人的堅持，前人的努力也會付諸東流。

將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進行比較，如同讓短跑運動員與馬拉松選手比拼耐力一般毫無意義，歷史并非競技場，而是傳承。

真正理解這一點，我們才能客觀地評價每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