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誡到梁思成：關于《營造法式》的千年對話

作者 文博時空

文博時空 作者 唐浩瑩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平。在中國生死存亡的10年間，他們帶領營造學社的同仁踏上尋訪古建筑的旅程，他們坐過擁擠的長途汽車、搭過硬板的騾車、也遇到過攔路的劫匪與流竄的軍閥，他們的足跡遍布全國200多個縣。究竟是怎樣的魅力，讓梁思成和林徽因對古建筑如此癡迷？這一切，都要從李誡和他那部改變中國建筑史的“天書”《營造法式》說起。

從士族子弟到工部要臣

李誡，字明仲，北宋管城（今河南鄭州）人，著名建筑學家。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李南公在朝為官60年，其兄李譓曾任至龍圖閣直學士。受到家庭環境的熏陶，李誡自小喜歡《山海經》、《搜神記》等雜學，涉獵廣泛，博學多聞。

李誡畫像

元豐八年（1085），宋哲宗趙煦嗣位，李誡奉父親李南公之命進獻賀表并呈送地方特產，借此機會他得到了郊社齋郎的官職，后來又到曹州府濟陰縣（今山東菏澤）擔任縣尉。從元祐七年（1902）開始，李誡便在將作監（主管土木建筑工程的機構）任職，在職期間他一路晉升，紹圣三年（1096）升任將作監丞，崇寧元年（1102）升任將作少監，崇寧三年（1104）升任這一機構的最高長官將作監。

在將作監期間，因在土木建筑方面技藝高超，李誡被委以重任，主持營建了許多有名的宮廷和官府，如紹圣六年（1099）主持修建五侯府，崇寧元年（1102）主持修建辟雍宮，后來又主持修建了朱雀門、景龍門、九成殿、太廟、開封府廨、欽慈太后佛寺等等，深得宋徽宗趙佶的信任。

崇寧四年（1105），宰相蔡京等進奏說，庫部員外郎姚舜仁呈請在都城南偏東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繪有圖樣獻上。為此，宋徽宗特別召見李誡和姚舜仁問詢，經過仔細考究，兩人重新繪制了明堂圖。

北宋時期的文士程俱在《李公墓志銘》中記載：“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堅窳之制，堂構之方與繩墨之運，皆已了然于心”。在對待建造項目上，李誡極為認真，對每一處細節都力求精準把握。

《營造法式》：照亮千年的建筑“圣經”

說起李誡一生最大的貢獻，莫過于編寫了《營造法式》。

《營造法式》故宮博物院藏

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關于古代建筑規范的專著，是研究我國建筑學發展最詳盡、最全面、最系統的科學寶庫，也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學著作之一。

北宋中后期大肆營建宮殿、苑囿、府邸和寺觀，加上建筑規模、材料使用以及工時定額都缺乏統一的標準，因此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浪費，一些官吏甚至乘機舞弊貪污。

面對積貧積弱的財政困境，王安石從理財的考慮出發，在推行新法的熙寧年間下令編修《營造法式》，這是《營造法式》的首次編寫。

這部《營造法式》于熙寧五年（1072）開始編寫，到元佑六年（1091）完成，大約用了二十年的時間，稱為《元佑法式》。在這期間，由于政治變動，其編纂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趙煦親政后恢復新法，并下令對《元佑法式》進行覆驗。而覆驗的結果卻是：“只是料狀，別無變造用才制度，其間工料太寬，關防無術。”以至于最后并沒有真正地施行。

于是，紹圣四年（1097），宋哲宗下令讓時任將作監丞的李誡重新編修《營造法式》。

李誡長期在將作監任職，在工程規劃、組織、管理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他又是個好學不倦、肯于鉆研的人。

為了編寫好《營造法式》，李誡一方面廣泛參閱前人的《考工記》、《唐六典》、《木經》等有關建筑方面的史書和專著，認真吸取前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視當時工匠的實際經驗，經常同經驗豐富的工匠們一起分析比較各種建筑營造方法的優缺點，找出構件尺寸之間的相互比例關系，以求制定合理、科學的規范制度。

元符三年（1100），李誡終于編撰完成《營造法式》。編成之后，他又做了多次審核，直到認為確實沒有“未盡之便”之處后才定稿。崇寧二年（1103），宋徽宗將此書頒行天下，從此國內建筑工程有了統一的標準。

《營造法式》文字內容

在新修的《營造法式》序中，李誡寫道：“淵靜而百姓定，綱舉而眾目張。官得其人，事為之制。丹楹刻桷，淫巧既除；菲食卑宮，淳風斯復。乃詔百工之事，更資千慮之愚。”要讓《營造法式》中的要求成為建筑范例，才能制約官員，讓淳樸務實的風氣再度呈現，讓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東南大學潘谷西先生評價《營造法式》：“關防功料，最為切要，內外結合通行。”他認為，《營造法式》在建筑設計和建造過程中節約用材、減少開支以及防止腐敗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營造法式》共三十六卷，除看詳、目錄外，正文有三十四卷，共357篇，3555條，其中有308篇、3272條是來自工匠世代相傳的實用之法。全書體系嚴謹，大致可以分為釋名、制度、功限、料例、圖樣五個部分，內容詳盡，條理清晰。

《營造法式》建筑示意圖

釋名部分通過闡釋建筑術語，為理解全書奠定了基礎；制度部分以石作、磚作、大小木作、雕木作等十三個工種為脈絡，對選材、加工工藝及構件關聯展開深度解析，將古代建筑工匠的精湛技藝展現得淋漓盡致；功限和料例部分從標準化維度出發明確各工種的勞動量與用料規范，為工程管理提供了科學的量化依據；圖樣部分更是珍貴，大量工程圖和彩畫畫稿相輔相成，圖文并茂地展示了古代建筑獨特的藝術風格與高超的技術水準。

《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圖樣一

《營造法式》小木作制度圖樣一

《營造法式》石作制度圖樣三

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在研究《營造法式》中的圖樣后大為贊賞：“李誡繪圖室的工作人員所作出的框架組合部分的形狀表示得十分清楚，我們幾乎可以說這就是今日所要求的施工圖——也許是任何文化中第一次出現。我們這個時代的工程師常常對古代和中世紀時候的技術圖樣為什么這樣糟糕而覺得不解，而阿拉伯機械圖樣的含糊不清就是眾所周知的事，中世紀的大教堂的建筑者是沒有較好的制圖員的。15世紀的德國，即使是達·芬奇本人，只不過是提供較為清楚的草圖。雖然有時候也是十分出色的，西方是無法可與《營造法式》相較量的。”

《營造法式》彩畫作制度圖樣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營造法式》還提出了一整套木構架建筑的模數制設計方法，即“材分制”。材分制以“材”作為建筑設計的核心尺度，“材”有八個等級，可以按照房屋的種類和規模來選用。“材”的高度定為15“分”，厚度為10“分”。兩層斗栱之間的高度稱為“栔”，固定為6“分”，與“材”配合使用。大木做的一切構件均以“材”“栔”“分”來確定，這種做法早在唐初和佛光寺、南禪寺中運用，而這是第一次在文字中明確記錄。

清雍正十二年（1734），清工部頒布《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該法則例取代了《營造法式》中的“材分制”，確立了以“斗口”為模數的設計體系，進一步簡化了官式建筑的標準化流程。

《營造法式》的現代價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北宋宮殿、寺廟、官署、府第等木構建筑中所使用的方法，讓我們能夠在實物遺存有限的情況下，通過文本了解當時建筑的細節，填補了中國古代建筑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此外，書中還記載了許多現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天已不再使用的一些建筑設備和裝飾，如檐下鋪竹網防鳥雀，室內地面鋪編織的花紋竹席，椽頭用雕刻紋樣的圓盤，梁栿用雕刻花紋的木板包裹等等。

如今，當我們走進武漢的黃鶴樓、山西的應縣木塔、寧波的保國寺大殿等著名古建，依然能感受到這套千年標準的魅力。

才華橫溢，卻名隱塵煙

在建筑才能之外，李誡還是一位書畫兼長、精通音樂的藝術家和淵博的學者。

李誡喜好著書，在地理、歷史、音樂等方面都有廣泛的研究。他著有《續山海經》十卷、《續同姓名錄》二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古篆說文》十卷，可惜現在只有《營造法式》存世，其他都已經失傳了。

李誡擅長書法，且功力深厚，篆、籀、草、隸，無所不能。據說，他家藏的幾萬卷書中有幾千卷都是他親手抄成的。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作為南宋使臣路過北宋故都汴京（今河南開封）時，看到曾經的繁華之地如今已淪陷敵手，本是北宋皇帝祭天必經之路的州橋也已成為民族恥辱的象征，于是作《州橋》來表達黍離之悲。他在序注提到“南望朱雀門，北望宣德樓，皆舊御路也。”其中的朱雀門正是李誡主持建造的。

當時朱雀門建成后，李誡對自己的作品非常得意，他親自以小篆書寫《重修朱雀門記》并進獻給宋徽宗。宋徽宗閱后大喜過望，下令將全文鐫刻在碑石之上，立于朱雀門下。

據北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三十三記載，李誡“善畫，得古人筆法”。

皇上聽聞其繪畫造詣不凡，特地派遣宮中宦官傳諭旨意，李誡遂將自己繪制的《五馬圖》進呈御前。皇上鑒賞后稱贊不已：“李誡的圖樣和界畫作品，工藝精細縝密，如果不是技藝極其高超、手藝精湛的能工巧匠，根本沒有辦法達到如此境界。”

大觀四年（1110）二月的一天，宋徽宗召見李誡的哥哥李譓，忽然問起了李誡的近況，李譓回稟道，李誡為父守喪已滿，目前正在虢州（今河南靈寶市）擔任知州。然而十日后，當李譓再次在殿中奏報事務時，卻帶來了李誡離世的消息。徽宗聽聞此事，不禁長嘆良久，惋惜不已。

當年四月，李誡葬于新鄭市龍湖鎮梅山腳下的于寨村西。宋代時李誡墓土冢高大，后來遭到人為與自然的破壞逐漸荒廢。2001年李誡墓公布為新鄭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3年文物部門重新對李誡墓進行封冢、樹碑、建亭，2006年李誡墓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0年11月，紀念中國建筑宗師李誡逝世900周年系列活動在鄭州舉行，達到了近百年來社會各界對李誡紀念活動的高潮。在學術研討會上，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先生發表講話稱：“李誡是中國建筑界最為突出的一位，他留下的專著《營造法式》是當時世界上最突出的一本建筑寶典，其中精辟的理論，成熟的經驗，都需要我們今天學習和研究。”

然而，李誡曾經卻是一位被歷史埋沒的人物。

北宋滅亡后，關于李誡的歷史資料全部被銷毀，那本傳說中的《營造法式》也在歷史上神奇的失蹤了。

《宋史》沒有為他立傳，明清兩代《鄭州志》、《鄭縣志》中也沒有他的傳記記載。《宋史》對其父李南公的評價更是“反復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對其兄李譓的評價亦不高，認為他“待人刻薄”。

一位學人在為《宋史》不為李誡立傳而鳴不平時說：“明仲遷官，悉以資勞年格，一心營職，不屑詭隨以希榮利，宋史囿于義例，斤斤于道器之分，不為立傳，亦何所譏。”李誡只會埋頭拉車，不會抬頭看路，更不會像現在的許多學者一樣包裝自己，他的名利都是自己苦干出來的。

千年之后再遇知音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和林徽因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他們之所以選擇這個特殊的日子，正是為了紀念李誡。據陳學勇《林徽因年譜》記載，李誡墓碑上唯一的日期便是3月21日。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結婚時的合影

作為中國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一生始終懷揣著兩大學術宏愿：一是寫一本中國人自己的《中國建筑史》，二是讀懂《營造法式》。

1919年，北洋政府官員、建筑學家朱啟鈐意外在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發現了失傳已久的《營造法式》丁丙鈔本，他如獲至寶，立即與當時的江蘇省長齊耀琳協商，積極推動該書的出版事宜。

1925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求學時，收到父親梁啟超寄來的《營造法式》影印本。梁啟超在信中寫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贈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寶之”。

當梁思成打開這本漂亮精美的著作，先是感到十分驚喜，隨即卻陷入了巨大的失望和苦惱中，因為它竟如天書一般，完全看不懂。

這對于一位成績優異的建筑系學生而言無疑是一種挫敗，但挫敗背后還有一種深刻的危機感。梁思成接受的是西方建筑學教育，熟知西方建筑史，而當老師問及中國建筑史時，他只能坦言“尚無國人專著”。當時，西方人尚未注意到中國古代建筑的價值，日本人已經開始注意到并有了一些成果，倘若中國人不能寫出自己的建筑史，這塊陣地就會被別人占領，這是梁思成絕對不能容忍的事。

于是，他下定決心攻讀此書。從25歲起，對《營造法式》的思索便伴隨梁思成的余生，甚至滲透到了其學術之外的生活中：梁思成為兒子取名“梁從誡”，意為追隨李誡。

破解《營造法式》困難重重，梁思成由今溯古，選擇先攻下清朝工部編寫的《工程做法則例》。他結合現存建筑與工匠口述，于1932年初步完成了《清式營造則例》的寫作，兩年后正式出版。

《清式營造則例》

梁思成一直強調：“研究古建筑，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必須實地考察現存的古建筑，才能發現其演變特點和規律。

從1932年開始，梁思成和林徽因帶領營造學社的同事們踏上了古建尋訪之旅：他們首先對薊縣獨樂寺、寶坻廣濟寺進行了測繪，證實其為遼代遺構；1933年，深入河北正定考察北宋木構和宋金塔幢，后至山西大同、應縣，記錄云岡石窟、應縣木塔等珍貴的古建筑；1937年6月，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梁思成終于發現了心心念念的唐代遺構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這座早于《營造法式》的木構建筑，成為中國建筑史研究的關鍵實證。

1940年前后，梁思成提出可以系統整理《營造法式》，并將這種整理視為翻譯工程：“把難懂的古文翻譯成語體文，把難懂的詞句、術語、名詞加以注解，把古代不準確、不易看清楚的圖樣‘翻譯’成現代通用的‘工程畫’。”在工程畫繪制上，他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無制圖軟件的年代，其全憑手工繪制的圖紙仍如藝術品般精致。

1949年后，梁思成身兼清華建筑系主任與城市規劃、古建保護顧問，雖然教學任務繁重，卻依然堅持《營造法式》的注釋工作。1972年逝世前，他基本完成了注釋上卷，由助手后續補全了剩余內容。2001年《營造法式注釋》全書問世。

《營造法式注釋》

從1928年回國擔任東北大學建筑系主任到1972年病逝北京，梁思成一直從事建筑教育和古建筑研究工作，其中直接從事研究《營造法式》長達19年之久，占據了其半生的學術生涯。

歷經半生顛簸，梁思成感慨道：“當年飄洋過海去國外學習建筑學，才猛然警覺，最好的建筑學其實就在中國。”

知音難覓，千年一遇。從1103年李誡編成《營造法式》，到2001年梁思成《營造法式注釋》全書出版，時間跨度近900年。兩位建筑大師跨越時空的對話，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

圖片 | 唐浩瑩

排版 | 劉慧伶

設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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