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牛頭條|女孩丟失身份證惹上詐騙官司被判賠款，騙子已被抓，不過她還得打官司

湖南長沙女孩小洛（化名）在7月份突然接到河南某鎮法庭給她發出的一個開庭通知，原來有人與某留學中介機構的“升學顧問”聯系留學業務，支付36400元之后，該“升學顧問”失聯。由于此人使用了小洛的名字，在合同中寫了她的身份證號，并且向原告發送了她的身份證正反面照片，原告據此將她告上法庭。

女孩莫名惹上詐騙官司 網絡圖

然而，原告沒有其他證據能夠證明此事與小洛相關，該“升學顧問”使用的微信賬號和小洛沒有關系，所有收款賬戶均非小洛所有。小洛曾在去年5月丟失身份證，當月即進行了補辦。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公民向警方申報丟失補領身份證，其行為也就告知了公安機關證件丟失的事實，不需要再辦理“掛失”和登報聲明。如果身份證丟失被他人冒用，冒用者及相關部門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丟失證件者無須對自己未實施的行為承擔責任。她覺得此事與自己關系不大，沒有到河南出庭，而是向法庭提交了一個答辯狀，提供了自己實名的所有微信賬號，表示合同中所出現姓名及身份證號為信息泄露，被他人盜用。

法庭近日做出判決，判定小洛敗訴，需要“退還原告36400元”。小洛不得不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并且聘請了專業律師，準備進行二審。11月5日，小洛得到警方通知，冒用她的身份證進行詐騙的“升學顧問”早已被抓。不過二審還會繼續進行，小洛吸取教訓，準備親自出庭應訴。

天降官司以為遇到詐騙

今年7月底，小洛（化名）突然收到一條手機短信，通知她作為被告，應于8月14日出庭受審。

然后有人給她打電話，問她是否收到了開庭通知。她完全出乎意料，以為接到了詐騙電話。“他報出了我的身份證號碼，然后說你騙了某某某的錢，現在對方要告你。我聽到這些話，真以為是詐騙，就說你找錯人了，掛掉電話拉黑了這個號碼。”

但她很快發現，這不是詐騙，她確實被人告了，開庭通知是河南某鎮法庭發給她的。原告在2024年8月初與一個自稱香港某留學申請機構“升學顧問”的人聯系，申請馬來西亞某大學的碩士學位，合同全款52000元，他從8月到12月分三筆預付了36400元之后，該中介失聯。

博華海外升學中心品牌聲明

該“升學顧問”與原告溝通期間，聲稱會把“自己”的身份證號碼寫到合同里，如果出現什么問題，愿意承擔法律責任，而合同中使用的正是小洛的身份證號碼。

小洛曾在2024年5月丟失身份證，5月30日就進行了補辦。也許詐騙者通過某些途徑得到了她丟失的身份證，于是冒用了她的身份。

小洛確認天降官司是真的之后，申請了原告提供證據的電子版。原告的證據并不多，除了那份合同和轉賬記錄，還有幾張網絡聊天截圖，沒有提供該“升學顧問”的具體微信賬號，只有微信昵稱。

小洛一審提交的答辯狀

除了合同中使用了小洛的身份證號碼，其他證據和她沒有直接聯系。該“升學顧問”兩次收款使用了不同的銀行賬號，均不屬于小洛，甚至與她的親朋好友也沒有關系。合同中沒有小洛的簽名，而且小洛從來沒有使用過該“升學顧問”的微信昵稱，她此前沒聽說過那個留學申請機構，沒有做過留學中介業務，也從來沒有去過河南。

她咨詢了幾位律師。“律師們認為原告證據太少，因為所有的收款方都不是我，對方也沒有提供實名，覺得我的風險還是挺小的。”

不過有律師建議小洛最好出庭，但她當時工作很忙，覺得過去太麻煩，請律師過去出庭費用挺大，而且對于到原告所在的陌生地方打官司有點害怕，就只提交了一份答辯狀，沒有出庭。“對方最初提供的證據只有合同里寫的我的身份證號碼，沒有其他證據證明是我。我當時還挺自信，覺得這個事情不可能賴到我身上，就提交了書面答辯。”

小洛的身份證補辦證明

因為原告沒有提供該“升學顧問”的微信賬號，不知道其實名認證信息，小洛想自證也很麻煩，只能在答辯狀中列出自己實名認證的全部微信賬號，并且指出三個收款賬號均非自己持有，合同中所出現姓名及身份證號為信息泄露，被他人盜用，試圖以此證明自己并非該“升學顧問”。

在開庭審理期間，原告當庭補充了“升學顧問”在微信聊天中發給他的小洛丟失的那張身份證的正反面照片。對于這個情況，小洛直到收到判決書才知道。

原告與“升學顧問”的聊天記錄

根據《居民身份證法》和公安部此前的答復意見，公民丟失居民身份證后應當向警方申報丟失補領。公民辦理丟失補領證件的行為也就告知了公安機關證件丟失的事實，不需要再辦理“掛失”和登報聲明。如果居民身份證丟失被他人冒用，冒用者及相關部門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丟失證件者無須對自己未實施的行為承擔責任。

原告與“升學顧問”簽訂的合同

但是，小洛雖然在答辯狀中提到其姓名及身份證號為信息泄露，卻由于沒有到庭，無法針對原告補充的這個證據提交補辦身份證的證明。

微信聊天發送身份證照片認定相關

法庭在小洛缺席的情況下開庭審理之后，近日做出判決，認定“被告未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其具備辦理海外學歷提升的相應資質，故原告與被告之間的服務合同應為無效合同。”

判決書顯示，小洛雖然辯稱原告提供的“升學顧問”的微信名并非其本人微信賬號，“但原、被告微信聊天記錄中顯示被告向原告發送了其身份證正反面照片”，認定該微信賬號即為小洛所有，對她的辯解理由不予采納，判定她敗訴，需要“退還原告36400元”。

一審判決小洛“退還原告36400元”

收到判決書，小洛感到事態嚴重。她找到了那家留學申請機構的小紅書賬號，與其聯系，想了解該合同是否屬于這家公司，但未得到回應。紫牛新聞記者也與該公司聯系，想了解該公司是否有這名“升學顧問”，同樣沒有得到回復。

然而這家公司在2024年8月12日曾經發表聲明，提防有人冒充其升學顧問進行詐騙。聲明說，他們發現有人自稱為其升學顧問或導師，在社交平臺與不同學生及家長接觸，“并向他們發送本公司的信息，及附上偽造公司標志和印章的相關文件，聲稱可提供升學協助。”該公司稱絕不會授權第三方人士進行收費及轉賬，并且已向香港警察報案，提醒所有學生及家長保持警惕，避免成為詐騙的受害者。

為了進行上訴，小洛只好花錢委托了律師，這些天一直在忙二審事宜。“這個事情對我來說太突然了，真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從來沒有請過律師，沒有惹過任何官司。但凡冒用我身份證的人與我有一點點關系，我可能覺得跟我還有點聯系，事實上這個事情跟我不沾邊，我甚至從來沒有去過河南。”

未出庭應訴失去抗辯機會

北京盛高律師事務所律師吳代月告訴紫牛新聞記者，這個案子小洛一審敗訴，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只提交了書面答辯材料，沒有出庭應訴。被告沒有出庭的，會視為放棄抗辯的權利，對原告當庭提交的證據、提出的觀點也失去了及時反駁的機會。

吳代月指出，從判決書中能看出，法院認為被告應當承擔責任的關鍵點是“聊天記錄中顯示被告向原告發送了身份證正反面照片”，而被告的答辯材料中沒有提到自己身份證丟失，從而使法院認定聊天記錄中的微信號是被告。

然而，吳代月認為一審判決內容有待商榷。“合同中簽有被告名字的地方僅顯示‘經辦人’，合同相對方實際為該留學申請機構，即便經辦人真的是被告，也只是作為公司員工的職務行為，相應合同責任應當由公司而非經辦的員工承擔；合同對應的收款賬戶也非被告賬戶，并無證據顯示被告本人確實收到了錢。”

吳代月認為，小洛在二審中首先要證明自己身份證曾經丟失過，這可以提交身份證補辦證明等材料進行證實。其次，應該通過律師查詢該“升學顧問”的微信實名信息，并且在調取到其微信實名信息之后，以其盜用自己的身份為由，向警方報案，警方相關調查記錄也可以作為補充證據。

天降官司使小洛付出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經濟成本，如果想取得補償，可能要向盜用者追索。不過能否獲得經濟賠償，要看警方具體辦案過程。

而在11月5日，小洛收到好消息。有外地警方聯系到她，表示早在一年前已經抓獲了那個“升學顧問”。原告只是向小洛提起民事訴訟，并未向警方報案，因此警方不知道原告也是受騙者，因為此人詐騙其他的時候也使用了小洛的身份證，警方才聯系到小洛。

然而此案還要繼續，小洛已經提起上訴，準備進行二審，到時她會前往河南出庭應訴。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宋世鋒

編輯：丁皓宇

校對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