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曾在涉外蒙古條約上簽字，臨終前希望墓碑刻武漢大學校長銜

1945年8月14日夜，重慶桂園的臺燈只剩昏黃一圈。蔣介石忽然將一份電稿推到王世杰面前，低聲丟下一句：“這幾行字，你來簽。”電稿里夾著“外蒙古現狀予以維持”八個字，括弧之外再加“蒙古人民共和國”五字，看似平淡，實則將中國領土拱手送出。王世杰遲疑片刻，提筆落款。墨跡尚未干，他已意識到這一步日后必招罵名，卻已無路可退。

倒回四十多年，1891年，王世杰出生在湖北崇陽一戶清寒人家。年輕時的他沾著辛亥風潮的硝煙，守過武昌城墻，也在黎元洪都督府擔過秘書。一場“二次革命”撲滅理想，他遠渡英倫、法蘭西，揣回了倫敦大學政治學碩士和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兩張燙金文憑。彼時的他認定，美國“三權分立”與英國“議會政治”才是現代國家的脊梁，對孫中山倡導的“五權憲法”興趣寥寥。

1920年代，北京大學法科教室里，他與李大釗討論憲政，與胡適、林語堂在《現代評論》上交鋒。課堂之外，他也暗暗琢磨政治舞臺。1927年，寧漢分裂的煙塵讓他看清：留在武漢只會被左派架空，去南京或許能“匡扶時局”。于是，他攜手蔣介石，成了南京政府最早的法制局長。彼時頒行的《反革命治罪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大多出自他的筆下，也因此給他貼上“反動法律匠”的標簽。

1929年他兼任武漢大學校長，心里卻放不下權力。蔣介石每到漢口，總要請他“授課半日”。久而久之，校長職務成了遮風擋雨的招牌，真正的舞臺仍在南京政壇。1933年，他被胡適舉薦接過教育部長的印信。半年不到，國民黨元老們以“學者治教，輕政務”為由將他趕下臺。挫折伴著機遇，蔣介石隨即安排他出任軍委會參事室主任，從此躋身核心幕僚團隊。

抗戰年月，王世杰最大的興趣已不在法條，而在外交。他自認“國際聯盟條約訂得滾瓜爛熟”，每天翻閱外電，自詡“熟讀歐洲政局”。軍委會上，王寵惠一句話頗酸：“我做外交部長，最大障礙不是主席而是王世杰。”對任何公函，他總有不同意見，最后干脆直接插手。他的用人標準“學識高于經驗”，于是胡適進駐華盛頓；郭泰祺、錢端升接連走馬上任。胡適提出“四不主義”，不談借款、不談軍援，讓蔣介石急得直跺腳；郭泰祺公款買公館、周末黃山泡溫泉，引得委員長日記里連寫“無恥”；錢端升更離譜，代表團赴倫敦前竟給英方寫信指責重慶政府“反英”，結果中英關系雪上加霜。

王世杰本人也屢出“驚人之論”。歐洲局勢緊繃時，蔣百里判斷“歐戰有利我”，他卻斷言“一旦歐戰爆發，三月亡國”。應對方案竟是再度搬出國際聯盟第十六條，寄望各國經濟制裁日本。蘇聯提出軍事援助，他想出“蘇借美款再轉貸中國”的曲線操作，還要求莫斯科提供“志愿技術部隊”。這些構想聽上去理性，現實卻毫不買賬。

1945年3月，外電傳來《雅爾塔協定》細節，蔣介石派宋子文、蔣經國遠赴莫斯科。談判桌上，當蘇方堅持“外蒙古獨立”寫入條約時，宋子文猶豫了。蔣經國急電重慶，蔣介石卻認定“外蒙早非我有”，只剩落款難題。宋子文不愿背鍋，辭呈拍案而去。兩天后，王世杰披掛上任，帶著“既成事實”簽字。史書翻到這一頁，外蒙古離心獨立的戳印點名是他。

1946年，《中美商約》草簽。其內容在通商、航運、關稅等方面處處傾斜美國。王世杰仍舊執筆。一眾中央社記者圍堵在官邸外，劉建群怒指其鼻：“你我訂‘平等’條約，你吃我一碗，我吃你三碗，這叫平等？”這番話如寒風刮過，他卻只能苦笑。

敗退臺灣后，蔣介石欲扶他做行政院長，他堅辭不就。理由簡單：當年幫老蔣辦成的事，光環在蔣；辦砸的事，黑鍋在己。1953年，臺當局以“舞弊”名義將他查辦，昔日紅人淪為閑人。此后的二十八年，他守在淡水小樓，寫書、讀史、偶爾憶漢口老友。自知聲名狼藉，他再不碰政務。

1981年，王世杰病危，囑家人立碑只刻“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先生之墓”。一個曾在國民政府最高層呼風喚雨的人，臨終卻只愿以“校長”自居。外人或許譏笑他“幡然悔悟”來得太遲，然而在他自己看來，那方校園才是人生最干凈的角落。

有意思的是，他的學術著作《比較憲法》早年對“五權憲法”只字未提，政治生涯卻始終圍著蔣介石的“五權”打轉。兜兜轉轉一甲子，他才發覺：光靠紙面上的國際法與抽象的憲政理念，扭不過現實的鐵拳。對40年代中國外交的屢次誤判，也許并非智識不足，而是他始終想用課堂里的邏輯去丈量槍炮下的世界。試想一下，若當年他只做武漢大學的王校長，歷史課本里大概不會留下那抹尷尬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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