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衛威 | 教授與院士

沈衛威

教授與院士

民國學術的人與事自序

題記：這本在科學共同體內尋求人文精神的小書，即在張揚科學精神的同時，展示學者的人文情懷。正如同“學衡派”成員張其昀說自己創辦《思想與時代》，是為了展示“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因此，本書不是嚴格意義上“科學史”或“民國史”著作，只是一本對歷史事件、情景重新敘事的文史讀物。

樂觀與悲觀代表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兩種對人生不同的看法。要知道一個人的人生觀，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他對人生是抱樂觀或是抱悲觀的態度。所以我們討論樂觀與悲觀，也就是在討論一般人所最關心的人生觀問題。

沈衛威著

《教授與院士：民國學術的人與事》

團結出版社2026年版

自 序

（一）

2017年的南京酷暑，比以往時間更長。7月在紐約看風景，8月回南京閱檔案。躲過7月的高溫，沒逃出8月的火爐。所幸，第二歷史檔案館閱卷大廳，遮擋了一個多月的炎炎赤日，方使我將這冊延宕二十多年的小書初稿寫出。隨后，六秋桂子相伴，百年梧桐掩映，又在翻閱五千多卷檔案時陸續補充。

我在2001年第3期《人物》雜志上曾刊發《胡適與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對此事來龍去脈有簡要介紹，史料主要是依據胡適日記和秘藏書信。夏鼐日記、啟功自傳和傅斯年遺札等稍后出版的資料，當時尚無法看到。2007年至2008年，我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十任所長王汎森之約，參與拍攝紀念史語所80周年文獻紀錄片，負責史語所南京時段部分拍攝。隨后十幾年，又多次陪同海內外學者，包括已上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王汎森等，參觀南京中央研究院及史語所舊址。先后四次到臺灣訪問研究，有三次專門到“中央研究院”查閱胡適、傅斯年相關文獻，對“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及院士選舉情況，進行了系統的閱讀和史實考察。

獲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出任臺北“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我曾于1997年、1999年到臺北，與其有過“科學與人文”兩次專題訪談，將他的“科學精神”，與前任胡適院長的“人文關懷”進行比較研究。在科學與人文的比較研究中，我對本文議題有了更為深切的認識。站在人文工作者的立場，我著重關注1947年—1948年首屆院士與民國學術思想的內在關聯，感受其所散發出的人文精神。

我曾為胡適、茅盾、吳宓等四位獨異個體寫過傳記，現在書寫的是一個群體。

民國首屆院士，是科學史或整個學術史的話題。豐富的史料和許多有趣的人事，本身就是一本大書，而我只是透過其中，關注并彰顯其人文精神，即從這個科學共同體，追尋人文資源，在個體與民族、國家共同命運的關頭，凸顯幾個興奮點。同時，將自己熟悉的胡適派文人群體，設定為敘事主線。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奮的節點，往往關聯著喜悅和悲傷，如直面花開花落，客觀敘事中，不免渲染出幾縷悲情。這也正是文學的情感表達。

歷史時空中的真情實感，不讓我在詩與遠方的文學隱喻世界停泊，我越界回到南京雞鳴寺路1號真實的民國（特指1912年—1949年這一時段）歷史現場。正是這個現場，特別是史語所這處民國學術的高地，我帶中外學者、朋友、學生，參觀過三十多次。

由文入史，關聯人事，在歷史現場重新敘事時，借助文字走出來，是我的學術路徑。這本在科學共同體內尋求人文精神的小書，即在張揚科學精神的同時，展示學者的人文情懷。正如同“學衡派”成員張其昀說自己創辦《思想與時代》，是為了展示“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因此，本書不是嚴格意義上“科學史”或“民國史”著作，只是一本對歷史事件、情景重新敘事的文史讀物。

（二）

2013年寫作《民國教授的三大榮譽——部聘教授、最優秀教授黨員、院士》一文，刊《民國研究》2014年春季號（總第25輯）。當時只依據有限的閱讀，寫出了大概。核心史料，是從臺北“國史館”找回的《最優秀教授黨員名冊》。

2017年7月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查閱胡適檔案后，我決定將工作重心轉到檔案館。記憶是不可靠的。以我從事傳記寫作、研究的工作經歷判斷，人物晚年純粹的記憶性追憶，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信度。拋開個體有意造假或因意識形態而失真不言，自傳（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書信、檔案的真實程度，通常情形下，真實性的排名是：檔案第一，書信第二，日記第三，自傳（回憶錄、口述史）第四。也就是說，自傳的真實性最差。所以我在引述當事人的回憶文字時，十分小心，需要經二重或三重證據確認后，才敢引用。而日記通常具有記事、自我療救與文學表現三種功能：記事功能即流水賬存真；自我療救功能表現為罵人發泄私憤、自我安慰、自我解脫；文學功能帶有戲劇性，“表演”給自己看是勵志與解脫，“表演”給別人看時則是展示自我。為了給別人看，必然在真實性上打折，有取舍即有作偽。正因為寫作日記時的“表演”性限制，其“戲劇化”處理事實的做法，就必須將本來真實的心跡遮蔽，或以隱喻的語言修辭方式呈現。所以，日記記錄的時間、空間、人物，可以存真，但心跡呈現絕對不實，或只是相對真實。

使用檔案、書信、日記及回憶錄時，我時常提醒自己，文本是真的，或者說史料是真的，但當事人說的、記錄的內容可能是假的，必須加以甄別，將“原始”記錄定為絕對“真實”，恰恰上了當事人有意造假的當，即當事人說的、寫的可能不是他想說的真話。

2017年9月，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完成《民國?院士》卷初稿后，即開始《民國?教授》卷的寫作。

檔案文本的真實性呈現，取決于我對其存在的感知，并通過語言的敘事功能激活歷史人物的在場屬性。對于歷史事件，新的語境，就會有新的解釋和表達。民國（特指1912年—1949年這一時段）教授的話題很大，史料豐富，故事更多。我選擇三個有內在關聯的話題，采銅于山，在檔案館歷史現場，用第一手直接史料，重新敘事。敘事的主線是民國教授的學術操守與生存狀況，包括月薪米糧、物價住房等，是學術史，更是微觀的生活史。以小見大，取舍明確。因此，本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史學”著作，只是一本對歷史重新敘事的文史讀物。對學術評獎的討論，只是選擇點評文科學者及著作，回避了自己不熟悉的自然科學家及獲獎成果，有意不加評說，以免妄言。一些引文有適當刪節，請讀者諸君明鑒。

起初與出版社協商，院士、教授內容分兩冊，各配80張原始檔案圖片，后因沒能得到檔案館授權，壓縮了各冊的內容，只好將教授院士合為一冊，取名《教授與院士：民國學術的人與事》。

是為序。

（2025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