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江州九江驛地望考——兼辨《壇經》“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驛”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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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江州九江驛是交通南北、聯絡東西的重要驛站，六祖惠能于黃梅五祖處得衣缽后南下嶺南即經過此驛，故《壇經》有“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驛”之記載，然頗多疑義。圍繞這些疑問，文章首先考證了唐代江州九江驛的準確地望，認為此驛就是屢見于白居易等唐人詩篇、被近代以來學者稱為“湓城驛”的驛站，其地望在江州城西一里的湓浦口。進而辨析“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驛”的真實含義，指出這條記載確如部分學者所言，真有其事，并非后人偽作；但五祖送惠能到達的不是江南江州的九江驛，而是江北黃梅的臨江驛。《壇經》的這條記載應更正為“五祖自送能于臨江驛”。

關鍵詞：唐代；江州；九江驛；《壇經》；惠能

一、問題的提出

《壇經》是禪宗主要經典之一，記錄了六祖惠能的禪宗思想及其求法、得法、傳法的詳細過程，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因成書年代久遠，加之歷經數代人的口傳、筆錄而成，版本眾多，其間難免存在筆誤或附會演繹之內容，引起學者的質疑和討論。如關于惠能得衣法后、五祖擔心有人謀害惠能而連夜送他南遁時的情形，《壇經》敦煌本載：“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至九江驛。”此條提及之九江驛，有學者認為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地處黃梅縣正南的長江岸邊。然而，從黃梅縣的五祖寺至九江距離遙遠，中間還跨越長江，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不可能短時間內到達；而五祖所以半夜相送，實是為了避免被人發現，必定要盡快返回，不可能送得太遠，耗時太多。故更多的學者對此表示懷疑，因而形成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這一記載乃出于后人偽作，完全不可相信。如中華書局1983年版《壇經校釋》（此書整理最為完備精當），作者郭朋在校釋中說：“從江北的湖北黃梅下山，到江南的江西九江，三更出發，當晚即到，這可能嗎？”又引《神會語錄》的記載“忍大師謂曰：‘我自送汝。’其夜遂至九江驛。當時得船渡江，大師看過江，當夜卻歸至本山，眾人并不知覺”，認為“偽跡尤為顯著”。藍日昌《唐代七祖之爭對禪宗系統發展的影響》一文在涉及這一問題時，也說：“在惠能的傳說中有弘忍禪師把衣缽傳與惠能后，親自送至九江驛，送其上船再返回東山，這更是跡近傳奇的情節了。”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一記載是真實存在的，只不過九江驛不在現在的江西九江市，而是位于江北的黃梅縣。持此觀點者以陳衛星為代表，他在《＜壇經＞所載“九江驛”考釋》一文中，從九江和黃梅的歷史沿革進行分析，認為唐代惠能生活的年代，江西并不存在“九江”，而只有“江州”這一地名，因此也不會有“九江驛”的存在，而黃梅縣卻有“九江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因此，關于“九江驛”，較為合理的解釋只能是，九江驛就在黃梅的“九江故城”；“五祖弘忍連夜送六祖離開，只是送到位于江北黃梅的‘九江驛’，而并未渡江送到江南的‘江州’。”“《壇經》‘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驛’，是一種真實的記載，并無疑義。”

上述兩種觀點，筆者以為陳衛星的考釋是頗有道理的，如果“九江驛”是在江北黃梅的九江故城，則《壇經》所載完全符合情理。但陳文也有問題有待商榷：其一，唐代江西果真沒有“九江驛”？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記錄鑒真和尚行記的《唐大和尚東征傳》有這么一條記載，曰：“太守親從潯陽縣至九江驛，和尚乘舟與太守別去。”這是天寶年間鑒真自廣州北上、途徑江州時所見之情景，證明唐代江州是有九江驛的。其二，唐代江北的黃梅縣九江故城果真有“九江驛”？如果有，為何從未見唐人提及（《曹溪大師別傳》有“蘄州九江驛”之記載，實是“臨江驛”之誤，詳見下文分析），后世文獻也全無記載。或者正如陳氏所言，黃梅在地理上并非重要，“故位于黃梅西南部長江邊的區區一個小驛站不易引人注意，并未在歷史上留下更多記載。”如此，則或許唐代江南之江州和江北之黃梅都有名為“九江驛”之驛站，然而隔江對望同時存在同名之驛站，極不便于管理和信息的傳達（易造成信息的混亂），必不可能。

總之，關于“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驛”涉及的九江驛問題，還存在許多疑竇，而解開這些疑問有必要先對江州九江驛之地望進行考察，而后再辨析《壇經》記載涉及之九江驛的準確含義。以下試綜合相關史料考證辨析之。

二、唐代江州九江驛地望蠡測

可以肯定的是，唐代江州存在一個名為“九江驛”的驛站，前輩學者的研究多有提及。如早期開拓唐代驛制研究的陳沅遠，在他《唐代驛制考》一文中的“館驛名錄”中，即收錄有“九江驛”一條，備注位于江州，文獻來源于《全唐文》卷五九八（歐陽詹《吊九江驛碑材文》）。曾一民《唐代廣州之內陸交通》第二章“由廣州取虔州大庾嶺路至京洛各地的交通”一節，在介紹江州的楚城驛時，引《唐大和尚東征傳》之記載，猜測“楚城驛即九江驛”，但未有進一步的論證。可知，盡管學者們已有所關注，但對于九江驛究竟在江州何處，至今還不甚清楚。

唐代直接記錄江州九江驛的文獻極少，除了《唐大和尚東征傳》之外，目前僅見歐陽詹的《吊九江驛碑材文（并序）》，是研究江州九江驛的關鍵史料。此文略長，今節錄于下，曰：

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興辭而吊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斯碑也，······湖州無稱立。罷守廻朝，載而途卜。······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嶠，蛟奔螭引，直至湖心。······公覿其詭秀與碑材葉，即日以酒酺奠，白移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為庭，千艘歷堦。亭即就，公制創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后典州吏，于州之九江驛，有脩坯之勞，狀其末續（績），乃取斯碑，刬公之述，寘己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予旅游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為予說，而俱以視。嗚呼！先賤后貴世之常也，先貴后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人之文則牢醴糟糠矣！······痛哉斯碑！

此文系歐陽詹（755—800）憑吊九江驛碑所用之石材而作。這塊碑材原產湖州，顏真卿（709—784）將其帶至江州，立于彭澤縣新建的祖亭中，用以刊刻創亭之文。后來管理州郡的官員，為了表狀他們修葺九江驛的功勞，將祖亭碑移至驛所，并鏟去顏真卿的文字，重新刻文，遂成為九江驛碑，由此引發歐陽詹“先貴后賤，人之傷也”“痛哉斯碑”的感慨。

歐陽詹的所見所聞，源于同他一起在九江驛休息的祠部員外郎鄭恕（管理祠祀、廟諱等的官員）及江州州將嚴士良，故其中提到的九江驛及其驛名必是當時官方認定的，而非一般的籠統描述。此文作于德宗貞元二年（786），則貞元年間江州即有名為“九江驛”之驛站。吊文又稱州吏只是修整，而非新建，則說明九江驛早就存在，但吊文并未說明九江驛之所在。從歐陽詹這一年的行程來看，他從泉州出發，北上睦州，再游歷至揚州，然后達江州，應是乘船逆長江西行而至，則他休息的驛站很有可能就在江州城北臨江某處。聯系前引《唐大和尚東征傳》的記載，可知九江驛必定置于水邊，屬于水驛，證明上述推測并非沒有道理。又，鑒真路過江州的時間是在天寶九年（750），則說明安史之亂前江州即建有九江驛。

上文提到，曾一民推測楚城驛就是九江驛，有沒有這個可能？筆者以為不可能。關于江州的楚城驛，白居易有詩《早發楚城驛》云：“過雨塵埃滅，沿江道徑平。月乘殘夜出，人趁早涼行。寂歷閑吟動，冥蒙暗思生。荷塘翻露氣，稻垅瀉泉聲。宿犬聞鈴起，棲禽見火驚。昽昽煙樹色，十里始天明。”詩言“沿江道徑平”，表明此驛亦設于水邊。單從這點看，楚城驛確有可能是九江驛。再檢《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十二“潯陽縣條”所載，云：“漢舊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于此。······今縣南楚城驛，即舊柴桑縣也。”又《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柴桑故城條”曰：“在（潯陽）縣西南二十里。”據此，知楚城驛在潯陽縣西南二十里之柴桑故城，距江甚遠，所臨之水并非長江，而是湓水。那么，鑒真抵達的驛站，會是在這里嗎？鑒真途徑江州的行程，《唐大和尚東征傳》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曰：“從此向江州，至廬山東林寺，······已經三日，即向潯陽龍泉寺，······從此陸行至江州城。······太守親從潯陽縣至九江驛，和尚乘舟與太守別去。從此七日至潤州江寧縣。”明確記載鑒真到達的是當時州、縣治所所在的江州城。如果是在楚城驛（當時的楚城鄉），距離州治二十里，太守豈能屈駕跑那么遠去一個鄉下驛站會見鑒真，于情理亦不合。所以楚城驛絕對不是九江驛，九江驛應該就在江州城北的臨江某處。

九江驛即是臨長江而建的驛站，以當時的情形來看，則大概率建在州城西北的湓浦。《方輿勝覽》載：“湓浦，在德化西一里。”德化即潯陽，五代時更名。湓浦是湓水入江處，淤積的淺灘形成一座天然港灣，地理位置優越，故唐政府很早就在此設有驛站，唐人亦多有詩篇提及此驛。其中白居易（772—846）因曾貶謫江州，留下不少關于此驛的詩作。如《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曰：“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潯陽宴別此后忠州路上作》曰：“鞍馬軍城外，笙歌祖帳間。乘潮發湓口，帶雪別廬山。”《重到江州感舊游題郡樓十一韻》云：“還乘小艛艓，卻到古湓城。醉客臨江待，禪僧出郭迎。”后兩首雖未明確提到驛站，但從詩文描述的場景看，應是作者離開和重返潯陽，于湓口的驛站祖餞、迎接時所作。

此外，李嘉祐（生卒年不詳，748年進士）《送裴員外往江南》（按：此詩又作皇甫冉題）：“公務江南遠，留歡幕下榮。楓林緣楚塞，水驛到湓城。”賈島（779—843）《送劉侍御重使江西》：“又到鐘陵知務大，還浮湓浦屬秋新。早程猿叫云深極，宿館禽驚葉動頻。”蘇味道（648—705）《九江口南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詩》：“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風搖蜀柹下，日照楚萍開。近漱湓城曲，斜吹蠡澤隈。······津吏揮橈疾，郵僮整傳催。”王昌齡（698—757）《九江口作》：“漭漭江勢闊，雨開潯陽秋。驛門是高岸，望盡黃蘆洲。”都提到湓浦的這個驛站。綜合上引詩文的描述可知，此驛是個水驛，設于江州城外西一里之湓浦，臨長江而建，是江州西北出入之重要驛站。驛有亭，曰湓亭或湓城亭，乃公私迎送、設宴祖餞之場所。

江州湓浦的這個驛站，近代以來的學者皆稱為“湓城驛”，但其實各學者所據的詩文從未明確此驛的名稱（上引各篇詩作亦是如此）；筆者查閱其他史料，也未見唐代有名為“湓城驛”的驛站，可知白居易等人提及的這個驛站并不叫湓城驛。而從此驛所處的位置來看，其與鑒真經過的九江驛均在湓浦，湓浦雖是重要渡口，亦不可能存在兩個驛站，也就是說所謂的“湓城驛”就是九江驛，白居易等人提及的皆是九江驛，只不過他們取此驛入詩時未用驛名而已。概古人詠物，往往首先關注名勝古跡，凸顯文化內涵。九江驛所在的湓城是魏晉南北朝的重鎮，湓浦、湓口則是屯兵戍衛的重要關口，兩晉南北朝時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于此，對唐人而言乃是充滿人文歷史內涵的詠嘆對象，故過往文人路過湓浦驛站時，多喜用湓口、湓浦和庾樓等入詩，而較少注意當時的一個小小驛站。上引歐陽詹吊文就說“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可見在時人眼中，九江驛不值一提，其名較少入詩也就不足為奇了。至于九江驛之名稱，觀上引蘇味道、王昌齡等詩文都提到“九江口”，推測其因建于九江口而得名，前文提到陳衛星認為唐代無“九江”之名，故無“九江驛”，是經不起推敲的。又上引詩文，蘇味道所作年代最早，則九江驛當在唐前期即已設置。

三、《壇經》“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驛”再辨析

唐代江州九江驛地望及設置年代既明，再來分析“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驛”這條記載是否真實、陳衛星之考釋是否經得起推敲。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江州既然確有一個臨江而建、名為九江驛的驛站，那么陳衛星以唐代江州沒有九江驛作為論證此驛在江北黃梅的依據，顯然不能成立。不過，據此并不能完全推翻陳氏的觀點，因為除此之外，陳氏還提供了其他依據，所論并非無稽之談。為徹底理清這一問題，不妨簡要回顧一下陳氏論證九江驛在江北所用之材料及具體論說。

陳氏立論主要依據的是《元和郡縣志》關于蘄州黃梅縣下的一條記載，其中提到縣有“九江故城”“云在縣西南七十里，漢九江王黥布所筑”。作者引用這條記載后，又從漢代九江的地理沿革進行分析，認為漢黥布在黃梅筑“九江城”并無不妥；并結合唐書記載唐代三十里一驛的制度分析認為“黃梅以一縣之域，東西、南北相距均近百里，以三十里計，則境內肯定有數個驛站，那么以著名的故城來命名當地的一個驛站自然是再合理不過的了”。孤證難立，陳氏又舉了另外一條頗具說服力的材料，即《曹溪大師別傳》中的一條記載。這條材料敘述五祖送惠能時的情形云：“忍大師告能曰：‘汝速去，吾當相送。’隨至蘄州九江驛······。忍大師告能曰······能遂禮辭南行。”陳氏并分析道：“唐代蘄州轄四縣，黃梅為其中之一。······《曹溪大師別傳》明確表述為‘蘄州九江驛’，實非偶然。”

以上即陳氏論證九江驛在江北黃梅的主要依據，筆者以為是很有道理的，尤其是《曹溪大師別傳》明載五祖送惠能至蘄州的九江驛，令人難以反駁。難道真有兩個隔江相對的同名驛站？如前所述，這一可能性不大；且除了《曹溪大師別傳》提到蘄州有九江驛外，再無其他文獻提及，也頗令人懷疑。問題出在那里？無獨有偶，筆者在梳理唐代江南西道的館驛情況時，無意間發現蘄州黃梅縣九江故城有一驛站，叫做臨江驛。而且巧合的是，這個臨江驛與陳衛星論證的九江驛完全在同一個地方。且看《輿地紀勝》卷四七古跡“太子驛條”之記載，曰：“在黃梅縣南七十五里，《舊傳》梁武帝于此得子，號太子驛，唐改臨江驛。《元和郡縣志》曰：‘梁武帝初下建康，留丁貴嬪于此，生太子，因以為名，亦名太子洑。’”此處提到臨江驛在黃梅縣西南七十五里，而前引《元和郡縣志》則載九江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方位、里數皆相符合，毫無疑問，臨江驛就在九江故城南五里臨江處，其名當也以臨江之故而得。

臨江驛是楚地溝通東、南、西等各方的重要驛站。經此驛渡江至九江驛進入江西，可南下嶺南，亦可順長江東下揚州，或逆長江而西通巴蜀，故屢見唐人詩篇。宋之問（656—712）有《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一作《初到黃梅臨江驛》），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鄉腸斷處，日夜柳條新。”崔融復有和詩，題為《和宋之問寒食題黃梅臨江驛》，曰：“春分自淮北，寒食渡江南。忽見潯陽水，疑是宋家潭。明主閽難叫，孤臣逐未堪。遙思故園陌，桃李正酣酣。”又張籍（766—830）有《宿臨江驛》（一作《宿江驛》，一作《宿溪中驛》）詩，曰：“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獨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從宋之問至張籍，歷時百余年，而此驛皆名臨江，或有別稱（江驛是泛稱，溪中驛有可能是別名，但僅見于張籍詩），亦從未以“九江驛”為名，可見黃梅九江故城從來只有臨江驛，而無九江驛，且此驛正是惠能南下嶺南從黃梅渡江必經之驛。

至此，問題的關鍵才算得到解決。原來江南的江州和江北的黃梅確有兩個相對（嚴格來說是斜對）的館驛，只不過并非同名“九江驛”。黃梅西南九江故城的驛站名為臨江驛，正是五祖送惠能至長江北岸登船的驛站，也是陳衛星考釋認為的“九江驛”；而江南江州的九江驛則完全與五祖送惠能這件事情沒有關系。（惠能渡江后自江州九江驛南下是另一回事）但或許是惠能不熟悉黃梅的交通環境，又是黑夜啟程，匆忙之際未必能記清臨江驛的驛名，而大概只記得此驛位于九江故城（對于古城，人們往往有印象），故在口述其事時逕將其稱為“九江驛”，此或許是《曹溪大師別傳》載有“蘄州九江驛”的原因。當然，“九江驛”和“臨江驛”本就一字之差，口傳、筆錄者不小心抄錯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總之，這是一個文獻生成過程中造成的文字差錯，而后世傳抄者則完全不清楚實情（或許有人發現問題，但將五祖送惠能附會到江南的九江驛，似更能體現五祖傳授衣缽于惠能的良苦用心，樹立南派禪宗的正統地位，在感情上易于被惠能一派所接受，遑論糾正），以誤傳誤，乃至附會至江州的九江驛，遂成千古疑案。

四、小結

綜上考辨，可歸納兩點結論如下：第一，唐代江州的確存在“九江驛”，此驛就是屢見于白居易等唐人詩篇、被近代以來學者稱為“湓城驛”的驛站，其地望在江州城西一里的湓浦口，臨江而建，是江州北通京洛、東下揚州、西通巴蜀的重要驛站。第二，學者陳衛星對《壇經》所載“九江驛”的考釋，認為五祖沒有送惠能到江南的江州，是送到江北的岸邊，“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驛”是真實存在的。這一考釋大體正確，但他認為唐代九江驛在江北蘄州黃梅縣的九江故城則是錯誤的。九江驛就在江州，黃梅縣的驛站為臨江驛，此驛才是五祖送惠能至江邊登船的驛站。《壇經》“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驛”應更正為“五祖自送能于臨江驛”。

作者：王紅星

來源：《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年第2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耿 曈

校對：鄭雨晴

審訂：王玉鳳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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