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左岸舊書攤

1957年一個春雨的日子，加西亞·馬爾克斯初次見到海明威——那時馬爾克斯未及而立，是個記者，只出版過《枯枝敗葉》；海明威年將58歲，三年前剛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又二十四年后，也就是馬爾克斯得諾貝爾文學獎前一年的1981，他在《紐約時報》回憶這段往事：

在圣米歇爾大道上，馬爾克斯隔街對海明威喊了一聲“大師！”海明威回以“再見，朋友！”

當時馬爾克斯說，海明威混在“索邦大學和舊書攤當中”。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兩位大師隔街遞話的春天已成傳說。但您現在去到馬爾克斯所提的地方，還能看到這些：索邦大學的舊校舍（搖搖欲墜的木樓梯，音樂教室里的鋼琴聲）。

以及塞納河左岸的舊書攤。

廣義的塞納河左岸很長：整條左岸，都可以算是“左岸”。但如果要討論海明威的、馬爾克斯的、薩特的、杜拉斯的、咖啡館的左岸，那大概：波伏娃橋、奧斯特里茲車站到植物園那一片，就不太算了；哪里算正經左岸呢？大概沿著河，過了敘利橋，看得見巴黎圣母院背后的飛扶垛了，河岸邊出現綠色舊書攤了：就是左岸了。

左岸和舊書攤，相輔相成。

所謂巴黎左岸舊書攤，實是一大片分格綠色鐵皮箱，沿河岸一路綿延。夏日天氣好時，書攤上樹影斑斕。攤主們——許多戴著老花鏡——環伺一旁，等著游客挑選，間或跟幾個老主顧感慨生意難做，說幾句旁人未必懂的切口，一邊搖頭感慨世道人心。

這一套是何時開始的呢？

大概16世紀吧，巴黎就有小販在新橋叫賣舊書，當時曾經一波三折：據說路易十三時，流動書攤取消過又恢復過，路易十四朝也如此反復。一直到19世紀，拿破侖忙碌于軍政之余，覺得還是該讓巴黎人民讀書，于是批準在塞納河沿岸設置永久性書攤，使書攤得以普及，成為窮學生和窮作家的樂園。整個左岸，遂成為巴黎巨大的戶外圖書館：十二個碼頭，幾十萬本書堆這兒。到1860年代，巴黎市府對舊書攤實施特許經營權，只有個條件：

不許賣新書，只許賣舊書刊和舊玩意兒。

到1930年代，舊書攤開始用規格統一的綠色鐵皮箱：長不得超過2米，寬0.75米，靠河邊、靠岸邊，書箱打開的高度，各有規制。這也很方便：攤主們早上到河岸，拿鑰匙開鎖，書箱一開，書籍亮出來，開工；到收攤時，箱子一合，上鎖，回家了。第二天開鎖，又開賣了。

書打哪兒來的呢？說來話長。

經營舊書攤的書商，都是很老派的人，許多是退休老人，其中臥虎藏龍。教授、作家、歌手、畫家、普通工薪階層，也有些純是小眾愛好者。他們淘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除了書，也有老畫報、老硬幣、老郵票、老明信片。他們也知道互聯網時代完全可以上網賣書，但他們就喜歡這樣子。

我問過一位老爺子，他念叨說，就是喜歡收集不同的裝訂本。他說，中世紀隱修院里，諸教士閑著無聊，就開發各類華麗字體抄《圣經》；諸位偉大的插畫家、版畫家，忙著給《圣經》畫插圖。這倆傳統，一直下垂到近代出版業。他說19世紀時，有讀書人講究書封裝楨要用小牛皮、黑檀木；好的手抄本，偶爾還能趕上大師的銅版畫……他比劃著自己的書：英國某爵爺訂的一整套羊皮封面德·昆西集子，夏加爾晚年在法國住著時簽過名的版畫集……然后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如今的書做得如何不精致，如何不耐摸，如何不耐讀，如何讀來都沒意味。只有舊書攤能找著昔日光輝……

我就是在他那里，買到了一本20世紀上半葉出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

海明威在他著名的《流動的盛宴》里，寫過1920年代的巴黎舊書攤。說河岸邊的書攤里，有時能廉價買得到新出版的美國書。左岸的銀塔餐廳頂上，有些房間那時還出租，租客在銀塔吃飯時還能打折；那些房客忘帶走或懶得帶走的書，仆人都拿去不遠的河岸書攤賣了；而愛書的人們，花不了幾個法郎就能從老板娘那里買到手。

海明威跟一個舊書攤老板娘成了朋友，發生了以下對話。老板娘不懂英文，就問海明威：

“這些書好嗎？”

海明威答：“偶爾趕上本好本書。”

問：“你怎么能分辨呢？”

答：“我讀了就知道啦！”

問：“但仍然有風險啊，再說多少人能讀英語呢？”

答：“您把英語書都存著，給我過一遍。”

老板娘說：“不，不能存。你又不常來，你老長時間不露面。我得盡快賣書。誰都不曉得這些英語書是不是值錢。趕上它們一文不值，我存下來了，賣都賣不掉。”

于是海明威好奇了：“你怎么分辨一本法語書有沒有價值呢？”

老板娘很在商言商地說：“先看有沒有插圖，然后是插圖質量，再就是裝訂。如果這是本好書，書主人一定會要求精心裝訂。英語書倒都裝訂過，但裝訂很糟，看不出好壞。”

一百年前的賣書人，腦子也真靈光。

說到海明威，對他和他那代作家影響巨大的，是莎士比亞書店。

莎士比亞書店最初的地址，在杜普伊騰路8號，1919年，由來自美國的西爾維婭·比奇開設。兩年后，書店搬到奧戴翁路12號。1919-1940年間，莎士比亞書店是美國人在巴黎的文化中心。海明威、艾茲拉·龐德、菲茨杰拉德、斯泰因、曼雷等大師們少年時，就出入于此：

借閱、買書、寫作，甚至住宿。說是書店，其實好比是個咖啡館+作家臨時宿舍。詹姆斯·喬伊斯更把這地方當成他的辦公室。1922年，他著名的《尤利西斯》出版，西爾維婭·比奇幫了大忙。當初海明威回去家里，對他妻子說“我們可以讀到全世界的書了”，他的妻子哈德利，當時還不知道幾年后海明威會變心，正溫存著與海明威那貧窮、簡單又溫暖的愛情生活，用這么一句話，總結了那個伍迪-艾倫用一整部《午夜巴黎》來致敬的，那些偉大人物正年輕、貧窮卻野心勃勃得很純正的黃金時代：

“我們能找到這個書店，是多么幸運的事啊！”

這個書店如今也搬到了塞納河邊，與圣母院隔河相望，門口更擺著露天書架，與那些舊書攤看去風味相似：無論時代如何流逝，大家總還是樂意信手翻翻，買點書的。

當然，舊書攤不止賣舊書，也賣舊海報與舊報紙。一眼看去，像是歷史書：披頭士全盛期的海報、載有戴高樂逝世新聞的報紙、瑪麗蓮·夢露的照片、貓王的唱片封面……時代的流行，傳奇的影跡；抬起頭，塞納河水流動不絕，巴黎圣母院依然在修繕。變與不變之間的一切，歷歷在目。

我曾在舊書攤看到1983年的大尺度海報：是法國女神伊莎貝拉·阿佳妮，以及法國影帝德帕蒂約。

我問價，攤主說了個挺嚇人的數字，還說，必須倆都買。

我：能不能只買一個？

攤主：不行，我知道你只想買阿佳妮，你以為我單賣德帕蒂約的賣得出去嗎？

好奇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