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莊”之后，作家梁鴻：我們如何以愛之名背離了對孩子的愛

自《梁莊十年》出版以來，已有將近5年的時間，梁鴻沒有出過新書了。

在過去3年里，這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非虛構代表作家、“梁莊三部曲”的作者，將目光轉向了那些被“困住”的少年—— 因為情緒問題而失學、休學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學和抑郁邊緣掙扎的孩子。

這是一個比我們想象中更嚴肅，也更嚴重的話題。據統計，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已接近兩成，而在所有抑郁癥患者當中，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竟占到30%。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從來不只是青少年自己的問題。在梁鴻的調查中，她看到許多家長面對孩子的痛苦，同樣痛苦萬分。然而，家長的痛苦和孩子的痛苦卻是那樣異質，以至于雙方擦肩而過，卻彼此無法感知。

懷著對愛的深切思索，梁鴻把自己的記錄、觀察與思考寫進了她的新書，《要有光》。

它是一種追問：我們是否在日常的話語、表情與行為中，制造了看不見的創傷？在文化與觀念的深層，又有多少習焉不察的慣性，正在背離我們對孩子的愛？

本書獲得了李敬澤、羅翔、項飆、劉擎、彭凱平等知名專家學者的傾情推薦。正如羅翔的推薦語所說：“在有光的地方才能找到真實的喜樂，我們都是不完美的父母，都要學習和孩子一起成長。”這本書寫給孩子，也寫給父母，以及生活在大地上的每一個人。我們都需要勇氣與希望，去傾聽彼此的呼喚。

梁鴻與梁莊

大多數人認識梁鴻，是從她的“梁莊三部曲”開始的。反過來說也一樣，沒有梁鴻，梁莊也不過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村莊中，毫不起眼的一個。

梁莊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襄盆地，隸屬于穰縣。這是個南不南、北不北的地方，河水南流匯入漢江，算是長江流域，地里種的卻是麥子。初夏麥子成熟，全村男女老少一齊出動，又是割麥，又是打麥，從早忙活到晚，頗有種“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的意味。

梁鴻是在2008年的夏天回到梁莊的。

從20歲離家求學時起，除了逢年過節偶爾回去，她已經有15年時間沒有好好看過故鄉了。彼時，她已經博士畢業，在北京一所大學任教，成了家，有一個三歲的孩子。

象牙塔里的生活穩定而有序，一切看起來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但梁鴻總覺得哪里不對。一個聲音不斷跳進她的腦海，反反復復，越來越清晰：“這不是真正的生活。”

“背叛”，梁鴻想到這個詞。她決定趁著暑假，帶上孩子回老家住一段時間，走走看看，寫點東西。

游子歸鄉，歷來是中國文學的傳統主題之一。文學博士梁鴻，自然是要帶著些歸鄉的忐忑回去的。車近穰縣，天光半曙，不知怎的，突然想起魯迅寫過的那個開頭：“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河南的夏天與江南的冬天，風景畢竟有些不同；但蕭索卻是如出一轍的蕭索。青壯年大多外出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和孩子，甚至常常人去樓空。樓也不是個樓，荒草長滿了院落，有的房子干脆連屋頂都沒有了，只剩下幾面墻撐著一個框架。

廢墟，連綿的廢墟。在蜻蜓點水般匆忙造訪的15年里，梁莊永久地改變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梁莊的衰敗符合一種“先驗”的想象，一種貫穿文學史的，用異域的、俯視的眼睛加以審視的解釋學。然而，梁鴻并不愿意把故鄉僅僅放在這樣一個視域底下。如她所說，“審視一下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鄉土小說，就會發現，當代的村莊‘風景’和敘事并沒有超出魯迅那代人的內部邏輯”，但現實卻是，自改革開放，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梁莊以及千千萬萬個梁莊這樣的鄉村，其所發生的變遷已經遠遠超出了20世紀剩余時間里的總和。

她的歸鄉計劃被大幅延長了。整整5個月時間，她在父親的陪同下重新認識了梁莊。每天，她和村里的人一起吃飯聊天，聊過去的日子和人，也聊15年來，村子里各家各戶的悲歡離合。

這是只有梁莊人自己才能記錄下來的資料。又用了兩年工夫，梁鴻將它們整理成一本20萬字的書稿，取名為《中國在梁莊》。

之所以取這個題目，梁鴻認為，是因為“從梁莊出發，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這是一部在當時還十分罕見的非虛構作品，采取這種形式，是為了將鄉村從文學史上的客體地位中解放出來，自我言說，自我敞開。

作品出版后，引發巨大的轟動，但梁鴻卻覺得，任務還遠未結束。因為外出務工的中青年農民占了梁莊人的大部分，他們在哪里，做著什么工作，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每天在想什么，如何看待梁莊，又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不把他們寫出來，梁莊就是不完整的。”

于是就有了三年之后的第二本，《出梁莊記》。書名取自《出埃及記》，四個字就概括了梁莊人外出謀生的艱辛。在此之前，這本書還有另一個更直白些的名字，《梁莊在中國》，像是有什么東西一拳把梁莊打碎，碎片飛濺到各個角落，又重新生根發芽起來，長成新的梁莊。

本質上來說，這種再生交織著某種悲劇性：客居異鄉的梁莊人始終沒有辦法把自己變成腳下那座城市內在的一部分。梁莊已經給他們的生命定好了形狀。

而這，其實也是梁鴻自己“背叛感”的來由。

為了寫作《出梁莊記》，梁鴻走訪了10余個省市，直接或間接記錄了300多個梁莊人在外的浮沉。城市與鄉村的沖突在書中被一而再地揭開，但它們絕非梁鴻真正的目的。

她真正的目的是，“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動的小黑點，‘人’——如何彎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樣遠的道路，如何困于勞累與幸福”。

寫完這兩本書后，梁鴻一度覺得自己非常累，好長時間陷進去，沒辦法拔出來。梁莊的命運在她腦子里前前后后待了五年時間，成了一種無法承受之重。

她覺得，自己“不會一輩子寫梁莊”。

但她錯了。時間會流過她的一生，自然也會流過梁莊的一生。從《中國在梁莊》出版的2010年起，十年時間，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49.95%躍升到63.89%。中國的城鄉格局迎來了決定性的轉型，農村人口第一次少于城鎮，而農村人口的老齡化率卻要比城鎮多出一半以上。

梁莊怎么樣了？梁鴻決定像十年前一樣，回到梁莊，再去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

這一次，父親沒有再陪著她轉遍整個村子。他已經去世了，和十年前一些被訪談的人們一樣。剩下的還活著的人們，有人長大了，踏入不被重視的青春期，天天想著到外面的世界去。有人從外面打工回來，落下一身毛病，還不忘督促孩子好好學習，將來千萬別像他自己那樣。還有的人，連風燭殘年都不足以形容他的衰老，活像是門楣上耷拉下來的半截春聯紙，風一吹就抖一哆嗦，嘴里還念叨著過去不知道哪一年過年時的光景。

梁莊里沒有統計數字，有的只是生老病死。只有一條法則是永恒的：祖屋必須存在，落葉必須歸根。

相比于系列的前兩本，《梁莊十年》的寫作手法更加聚焦于鄉村內部的紋理。她說： “‘鄉村’就是我們的生活本身。一個當代村莊的行進，其實也意味著現代生活的行進。”與其說，她是在寫人物的一個個故事，倒不如說她寫的是一幅幅面孔，燦爛的笑容，平緩的笑容，勉強的笑容，失去的笑容。

在后記里，梁鴻這樣描述自己未來想做的事情：

我想以“梁莊”為樣本，做持續的觀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個人去世，這樣下來，幾十年下來，就會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村莊志”，以記錄時代內部的種種變遷。

中國當代村莊，仍在動蕩之中。

孩子的創傷

從2008年開始動筆，到2021年《梁莊十年》付梓出版，梁鴻將生命中最具創造力的時光留給了“梁莊三部曲”。

離下一個十年還遠，接下來，該寫些什么呢？

在2022年上映的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里，導演賈樟柯記錄了有關梁鴻的一件小事。

盡管三歲就曾隨著母親回到梁莊，但如今十多年過去，梁鴻的兒子早已經不會用穰縣方言介紹自己了。他得在母親的幫助下，才能一句一句地復讀出來。

他沒有梁鴻那樣濃烈的，關于梁莊的經歷與記憶。他是屬于大城市的00后，與鄉村天然地隔著一道屏障。母親在場，梁莊尚是一個實在；母親離場，梁莊就僅僅成為一個符號。

也正是在這一年，同梁莊暫別了的梁鴻，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自己與孩子之間的隔膜。

我突然意識到，我無法回應和碰觸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來源之一。在以愛為名的種種行為和話語中，我，我們這些自詡為愛孩子的人，逐漸走向了愛的反面。

這并不是孤立現象。在《 2022 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中，梁鴻驚訝地發現，竟有那么多孩子在遭受著心理創傷，并且呈現出逐漸增加的趨勢。

18歲以下的抑郁癥患者占總人數的30%，50%的抑郁癥患者為在校學生。抑郁癥發病群體呈年輕化趨勢，社會亟須重視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已達15%~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認為，成年期抑郁癥在青少年時期已發病。生病的孩子，往往有個生病的家，77%和69%的學生患者在人際關系和家庭關系中易出現抑郁。63%的學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嚴苛/控制、忽視/缺乏關愛和沖突/家暴。

調查結果，可謂觸目驚心。其實，早在梁鴻寫作《中國在梁莊》的時候，她就曾觸碰到這個問題的邊緣。

那是芝嬸五歲的孫子，還不滿周歲時就被父母送回梁莊老家寄養，靠著爺爺奶奶把他拉扯到五歲。結果有一回，小孫子說想他媽媽，芝嬸就說把他送到父母務工的新疆去，可他又無論如何不肯去，說急了，竟然回了一句：“奶你再說，我就跳坑。”

坑就是水塘。夏季炎熱，梁莊常有小孩結伴去河里塘里洗澡，淹死之事也時有發生。想來芝嬸的孫子大概是聽說過同齡孩子的噩耗，也見過家長們哭天搶地的哀嚎，才會生出這般“威脅性”的想法。

然而孫子卻是認真的。從那之后，他再也不提他的爹媽，“他爹來電話，喊死，都不到跟前來。我知道，娃是傷心了。可這又有啥門兒，農村不都是這樣。”

當時，梁鴻還只是把這件事當作梁莊故事的一個切面，把孩子的心理創傷與“留守”緊密捆綁。其實，無論留不留守，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城市，心理創傷都有相當概率發生于青少年身上。

很多時候，這些創傷并不以創傷的形式表現出來。有些孩子只是沉默寡言，對周遭事物興趣索然，從家長到老師，只覺得孩子是性格如此，一味要求他們“開朗”一點，“合群”一點。只有少數孩子，會最終演變成被大人們所承認的“問題兒童”：休學、退學、離家出走、精神疾病、暴力傾向，甚至傷害自己或他人的生命。

中國青少年的心理創傷，被選擇性地忽視了。和千千萬萬個梁莊一樣，千千萬萬顆年輕而痛苦的心靈，在社會的洪流中走向集體失語。

梁鴻意識到，這就是她接下來該寫的主題。

作為一名非虛構作者，也作為一名母親。

要有光，也要一同成長

青少年的心理創傷，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這是梁鴻想要弄明白的第一個問題。

三年時間里，她的足跡遍布超大城市、中等城市、縣城和農村，走進家庭、學校、社會教育機構和精神醫療機構，沉浸式采訪孩子、父母、教師、醫生和心理咨詢師，記錄下他們真實的聲音。

在大多數因孩子的心理創傷而變得劍拔弩張的家庭關系史（即使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因果關系）當中，“休學”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

休學，意味著退出學校，退出社會化教育，同時也意味著，退出父母為自己精心設計過的未來。在休學之前，孩子自己已經在暗處掙扎了許久；在休學之后，整個家庭都陷入了無光的黑暗。

《要有光》的故事，就從一群休學或者退學了的孩子展開。

孩子們休學的原因各不相同。濱海市的敏敏，父母感情長期不和，時常爆發爭吵。媽媽受外婆影響，習慣用暴力發泄情緒，常常因為一些小事就扇她耳光、掐她擰她，甚至拿字典、鞋拔子打她，爸爸則站在一邊，冷眼旁觀。

五、六年級時，敏敏因長期處于這樣的環境中，成績嚴重下滑。爸爸的應對措施是，把敏敏送到百公里外管理十分嚴苛的學校里去。在那里，敏敏極度不適應，并做出割腕、喝洗衣液等行為進行反抗。爸爸屈服了，給她辦理了休學，但父母一心想讓她復學，肉體施暴和冷嘲熱諷一度變本加厲，直至敏敏吞下89粒安眠藥試圖自殺。

吳用則是另一種典型的情形。他在京城長大，從兩歲多開始，就奔波于各種培訓班，還參加了由家長、培訓機構、競賽老師組織的各種補習班。從初中開始，吳用就對應試教育產生了抗拒，更喜歡自己鉆研深奧的數學問題。

考入京城最好的高中之后，吳用的精神波動與日俱增。但媽媽卻習慣于一切以學習為先，在吳用渴望休學時，總是以哭泣施壓，甚至還去找校方介入。持續的壓力導致吳用最終確診重度抑郁傾向，在反復的吃藥、停藥、爭吵、妥協后，媽媽最終同意了吳用休學，也退出了各種競賽班群、家長群。休學后的吳用一度準備出國，但考試創傷仍未平復的他在備考時情緒崩潰，最終放棄出國，轉而選擇去南方一所大專讀書，在業余時間里，繼續自學數學。

梁鴻觀察到， 真正因為自源性的情緒障礙或心理疾病而不得不選擇休學的孩子只占極少數，大多數孩子的創傷都來源于家庭，包括持續的暴力、壓力和漠不關心。

但梁鴻并非想要在這本書里進行某種“控訴”。原生家庭、教育體系、社會系統，這些因素在學術界已經有過廣泛、持久的討論，可總還會有新的孩子，在與創傷的對抗中敗下陣來，遍體鱗傷。梁鴻想要討論的是，即使我們最終無法避免孩子們的心理創傷由量變引發質變，我們還能做什么，還應該做什么；在我們的文化內部（傳統的和當代的），在集體無意識的深層，我們究竟是如何對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在我們的日常行為和社會觀念深層，到底隱藏了多少習焉不察的行為慣性，它們和我們對孩子的愛背道而馳并成為問題的源頭。

在《要有光》里，梁鴻為家長們留出了足夠的篇幅。作為一個外來者、第三方，梁鴻能夠覺察到，絕大多數家長仍然是愛自己的孩子的，即使他們時常以一種孩子難以理解、甚至難以接受的方式表達這種愛。他們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把這些東西當成了愛的必要的約束。他們天真地以為，自己比孩子經歷過多得多的痛苦，所以孩子也應學習他們當初的方式，從痛苦頭上邁過去。

但他們最終忽略的一點是，時代已經不是同一個時代了。社會仍在轉型，可他們已經從心理上放棄了成長。

“與孩子一同成長”，這也是梁鴻給自己開下的藥方。在和吳用聊天時，吳用曾反復說起自己對心理創傷的理解。他說，沒有一個整全的、美好的家庭概念，創傷是生命的本質存在形式。我們必須學會在創傷中往前走，必須學會在一種必然的破碎中相互理解。

有一次，吳用對他媽媽說：“媽媽，你得繼續學習。”梁鴻想，這是孩子對所有人的呼喚。

希望我們能夠聽到彼此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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