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筆 | 高洪波：記者生涯憶趣

萬萬沒有想到11月8日居然是記者節，為什么記住了這個日子？因為11月8日還是我女兒的生日，換句話說也是我當父親的紀念日。

報社的朋友讓我這個老記者說點什么，的確，關于新聞、關于記者的話題多多。因為我曾經有一個履歷是《文藝報》記者部副主任，當年《文藝報》從月刊改為半月刊再改為周報，周報意味著每周一份報紙，于是記者部成立了，我被調到了記者部，成為記者部的第一任負責人。記得當時《文藝報》的記者部“兵強馬壯”，整整8個人。我們之前主要是做期刊，對新聞比較陌生。當時《文藝報》的領導請來了新華社赫赫有名的記者郭玲春，給我們上了一堂關于新聞采訪的課。郭玲春的文筆煞是了得，她筆下的許多新聞報道都成為諸多大學新聞專業學習、研討的重要資料。

既然是報紙，必須要有頭版頭條。頭版頭條自然要由記者部的記者們不斷地奉獻出來。我記得《文藝報》改成報紙后的第一個頭版頭條是我對王蒙先生的采訪，橫欄標題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已經來臨”。這個通欄標題沒有經過王蒙先生的認可，我就貿然發出了，王蒙先生也默默認可了我的這篇采訪。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才跟我說，發表前你應該先讓我看一下。

為了使《文藝報》頭版的欄目更加豐富多彩，我當時提出了一個向大西北采訪的選題，《文藝報》的領導批準了我的選題任務。于是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里，我乘車從北京出發，開始了我的西行之旅。我先到的內蒙古呼和浩特，當時的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包明德先生，領著我采訪了當時的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赫先生。我采訪的內容當時不太“時尚”，近些年卻有了影響，是什么呢？是關于上世紀60年代的烏蘭牧騎。布赫先生是烏蘭牧騎的創始人，我請他談的就是“烏蘭牧騎的前生后世”。布赫先生開心地接受了我的采訪，回答了我一系列問題，于是《文藝報》又一個頭條就這樣隨著我的筆端誕生了。

接著我到了寧夏銀川，采訪了當地的宣傳部長。我記得當時銀川的詩友們還把我請到了騰格里沙漠，進行了一夜的野營，那是個難忘的記憶。后來我寫過一篇散文《夜走騰格里》，記敘了那次記者生涯中的詩意經歷。在銀川我完成了有關張賢亮的報道，由《文藝報》的內部刊物發表后被《光明日報》內參轉載，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騰格里沙漠天鵝湖。圖片來源：阿拉善盟文旅

離開銀川，我繼續西行到了甘肅蘭州。在蘭州，我采訪了負責文教的省委副書記和宣傳部長，聽他們講了一系列關于當時蘭州文化藝術諸多新鮮的話題和現象，比如舞劇《絲路花雨》的誕生，還有當時蘭州文學界和藝術界的很多激烈的爭論，這也引發了我的興趣。

離開蘭州，繼續西行，我抵達了青海西寧。為什么要到西寧呢？因為西寧有一位作家從北京來到青海當了文化廳長，他是誰呢？就是著名的小說家、詩人孟偉哉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第一本兒童詩集《吃石頭的鱷魚》序的作者。偉哉先生認真地接待了我，同時把我引薦到當時的省長黃靜波先生那里進行采訪。黃靜波先生是當時的風云人物，他的思想很新銳、改革很大膽，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屬于“網紅省長”。黃靜波很開心地接待了我，跟我談了一系列關于大西北文化體制改革以及青海省彩陶文化發展的設想。那個時候彩陶文化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話題，現在已經成了世界矚目的文化現象了。

在青海的時候我見到了一批作家，出席了若干座談會，同時由于我的老同學王澤群的推薦，我跟隨他的弟弟王沛東和中央電視臺《唐蕃古道》攝制組走到了青海湖，參觀了鳥島。途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發生，比如小黃鴨的媽媽偽裝受傷，引誘我們離開它的孩子們。在那次采訪中我寫下了一批散文，比如《鳥島紀行》《小黃鴨們》等。青海的壯麗，青海湖的遼闊，以及當時青海湖布哈河的湟魚們活潑、潑辣、無所畏懼的身影，也讓我產生極大的向往和迷戀。

從大西北歸來，從西安回北京的臥鋪車廂里，下鋪對面坐著一個同樣和我來自北京的客人，他告訴我自己是中央農業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剛從大西北進行調研回來，要拿出關于大西北生態改造的報告。這個旅伴說起當時有些貧困地區農家的窮困狀態驚心動魄、感慨萬千，我感到非常震驚，這也讓我覺得一個記者眼界固然開闊，但與這些為高層制定政策的智囊們相比，差得太遠了。這就是我記者生涯有趣的一幕，貢獻給年輕的記者朋友們。

希望大家記住記者節，記住記者這一無上光榮的職業。因為一張記者證上面承載的是人民的信任，是輿論的監督，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無法推卸的崇高責任。

（作者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

作者：高洪波

文字編輯：張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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