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天玉：邢福義先生對我讀書的三次指點

第一次指點：少聽課，多讀書

2007年我考回華師，攻讀碩士時，其實，我不怎么讀書，我幾乎全部的時間都用來“聽課”，我當時的想法是“聽的越多，就學得越多”。每天從早到晚，都被“聽課”排得滿滿的。我每天疲于奔命地奔波于各個教室，輾轉于各個教學樓。

一天下午的5點半，我剛“蹭”完本科生的“語言邏輯”課，正走在文學院的門口處，發現邢老師也站在門口，他手里拿著一個大信封，好像在焦急地等人，他一會兒看看手里的文件，一會兒看看下課的學生，于是，我就主動走上前，詢問邢老師，有什么需要幫忙的嗎？邢老師笑著回答，他在等吳振國老師，有個重要的文件要給他。在陪邢老師等吳老師時，邢老師好奇地問我，我背著大書包要干什么去？我忙解釋說，我才聽完課。邢老師又問我今天學了些什么？我立馬拿出我的課程表，告訴他，我今天上午12節學了什么課，34節學了什么課，下午56節學了什么課，78節剛剛聽完語言邏輯課，晚上910節又準備去聽什么課。

等我說完，邢老師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一心沉迷于聽課的學生，是沒有前途的。”“有前途的學生，是有個人思考的 。”他建議我以后“少聽課，多讀書。”我心想，“聽課不也是學習嗎？為什么要少聽課，多讀書？”我帶著諸多的不解，離開了。

后來，在一天天地“蹭”課中，我漸漸地發現我的時間利用率很低，兩節課聽下來，我只收獲老師講的一兩節內容，可是如果兩節課拿來自學、讀書，我就可以收獲一兩章的內容。學習一門課程，我要連續聽一個學期才學完，但如果我自學的話，我一個月就可以學完。

當時的我，已經在高校工作了6年，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自學能力，“知識性”講解的課，真的，正如邢老師所說，沒必要去聽了，我完全可以自學。就這樣，研二時，我調整了自己的學習方式，對于“研討型”的課程，我還是堅持去聽，更多的是，我擠出大量的時間來自學，來讀書。我有時一周讀一本，有時兩周讀一本，一個學期下來，我讀了一二十本書，比聽課學到的多得多。

在語言所，邢老師常說：“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升”。邢老師經常鼓勵研究生自主學習，主動研究問題，自己去發現問題，老師只是“導師”。他說，讀研究生不在于天天去聽課，重要的是研究，研究生的任務就是研究。

第二次指點：不僅要多讀書，還要會讀書

2010年，我考上邢老師的博士，有天我從圖書館借出了許多本書，在回宿舍的路上，恰巧碰到邢老師在散步。邢老師看我像個“駱駝”，背包里鼓鼓地裝著書，手袋里滿滿地提著書，他一臉嚴肅地問我：“你怎么一次借這么多書，這一次看得完嗎？”

見我不回答，他繼續說，“讀書是要講章法的。” “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僅要多讀書，還要會讀書。”“對于特別好的文章，你要認真看，反復看，看一遍還不行，要仔仔細細，來來回回地看。”“對于一般的文章，你大可不必借出來，你直接就在圖書館里看，最好站在書架那里看，一目十行地瀏覽一下目錄，明白作者的大意就足夠了，如果將來要研究這個相關的問題，你再回頭找來看也不遲。

邢老師的這一番“教誨”，又讓我“上臺階”了。不僅要多讀書，還有會讀書。我至今都銘記在心。

2016年，我跟隨湖北衛視攝制組拍攝“荊楚社科名家——邢老師專題片”，在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辦公室采訪李宇明師兄時，李老師告訴我們，他1981年跟隨邢老師攻讀碩士時，就聽華師圖書館里的老師說過，邢老師特別愛讀書，曾把華師圖書館館藏的現當代文學作品讀了個遍。圖書館那借書卡片上，都密密麻麻地寫著邢老師的名字和借書的日期。在邢老師的家里，邢老師也訂閱了上十種雜志，像《小說月報》《小說選刊》《十月》《花城》《長江》《芙蓉》等等，雜志上面圈圈點點，雜志的最后面，常有各種提示。凡是邢老師看過的雜志，其他人是不能動的。為什么？因為邢老師要從這些文學作品里去了解現當代的社會生活，更重要的是從里面尋找例句。我們現在看邢老師的論文，就會發現，邢老師的論文里有大量貼切、生動、新鮮的例句，這些例句都來自于邢老師數十年堅持的“廣泛閱讀”。

在采訪澳門大學文學院院長徐杰師兄時，徐老師說，1981年，他和李宇明老師、蕭國政老師，他們三人考上了邢老師的碩士，1982年，邢老師來給他們三人上課，當時邢老師基本上是空著手來的，過了一會兒，邢老師從口袋里掏出三張皺巴巴的復印紙，好像是從《人民文學》刊物上隨便復印下來的，三張紙給了他們三個人，一人一份，干什么？要他們拿回去認真看，要看半年。他們當時覺得特別困惑，這不就是一頁小說嘛？有啥好看的？每個字又不是不認識，也沒啥好玩的故事，更沒有什么高深的理論。但邢老師卻執意要他們拿回去認真看，并且一定要看出名堂來。于是，他們三人，走也看，坐也看，睡也看，天天都在看，半年就看這一頁紙，看這一頁紙上的每個句子，能不能變個花樣？為什么能這樣變，卻不能那樣變？每個句子，方言怎么說？古漢語怎么說？外語怎么說？看著看著，問題就看出來了，研究的題目就找到了。徐老師就發現了這么一句話“你都喜歡吃什么？”這個句子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但這個句子中“都”卻怪怪的。一般句子“爸爸媽媽都喜歡吃”里面的“都”指前面，爸爸媽媽是復數，而“你都喜歡吃什么”中的“都”指后面，你是人稱單數。慢慢地，徐老師越看越開心，越看收獲越大，發現越多。于是，他就寫了篇關于“都”的論文，1985年《漢語學習》第1期，就發表了徐老師的這篇處女作。時間過去三十多年了，徐老師至今都說，邢老師這種“把一頁小說讀半年”精讀式的教育，讓他受益極大，讓他養成了從平凡的現象中發現不平凡的道理。

在采訪廣州大學黨委書記屈哨兵師兄時，屈師兄告訴我們，他跟隨邢老師讀碩士時，也接受過“把一頁小說讀半年”的精讀訓練，邢老師也曾讓他去“一頁小說”上找題目，他呆在宿舍里，半年時間，白天黑夜地一個字一個字地推敲，一個詞語一個詞語地琢磨，一個句子一個句子地分析，終于，他最后在這頁紙上找到了他的研究論題——《“由于”句的語義偏向》，2002年《中國語文》第1期發表了他的論文。令人意外的是，邢老師在屈師兄“由于”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對“由于”進行了討論，發表在同年《中國語文》第4期上。屈老師說，邢老師這種“把一頁小說讀半年”的精讀式訓練，讓他學會了做研究。他碩博都是跟著邢老師讀的，他很感謝邢老師的教導，邢老師平等對待學術問題的科學態度和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令他終生難忘。

通過師兄們的講述，我終于明白了，邢老師所說的“讀書要講究章法”的內涵，就是要“泛讀”和“精讀”相結合，即既要堅持“ 把現當代文學作品讀個遍”的泛讀，也要堅持“把一頁小說讀半年”的精讀，既要有讀書的廣度，也要有讀書的深度。

第三次指點：讀別人的書就是為了寫自己的書

讀博一時，我系統地精讀了邢老師的6本專著，每一篇文章，我都反反復復地看，不僅看文章的表面、正面和一行行文字，還看文章的背面、反面和字里行間隱藏的奧秘。在精讀過程中，我常常被邢老師精辟的理論，精細的分析，精致的表達所折服，常常讀著讀著，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絕、贊嘆不已。

元旦前夕，在語言所邢老師辦公室，我向邢老師詳細匯報了“近期讀書情況”后，邢老師對我說，讀別人的書是為了寫自己的書。你讀了這么多書，你寫了多少個字？邢老師這一問，我啞口無言。這半年我只讀書，一個字都沒寫啊！邢老師見我半天不回答，接著又說：“讀書是為了創造。”“你每天讀書后要思考，關上書后要能提出自己的主見。”“讀書就是要不斷地推陳出新，就是要不斷地“否定—超越—再否定—再超越”。那天，邢老師開始給我布置新任務了——“每天寫一千字”。

2011年3月3日，邢老師給華師學子做了一場題為“復制與抄襲”的學術報告，號召研究生們要做干凈純正的人！要做自強自立的人！”邢老師的講座引起了校內外的廣泛熱議。隨后，國內十余家高端媒體紛紛跑來采訪邢老師。由于全程參與接待記者，我花掉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根本沒法“每天一千字”。

有次，邢老師見我就問：“你今天寫了多少個字？”見我支支吾吾，他急了，他說：“天玉，你要學我呀，每天一千字。”“活動熱熱鬧鬧，風風光光，但忙過了，你就要靜下心來‘補作業’呀！”

于是，他就給我講，他是如何堅持每天一千字的。邢老師說， 1994年他給出版社寫《漢語語法學》，為了兩年后能按時交稿，他給自己立了個“法”，規定自己每天必須寫一千字。如果哪一天沒有寫，就在桌前的小臺歷上打個圈圈，規定自己第二天一定得補上；如果出差，回來后，就必須按天數補上。那個時候，他每年都要去北京開“兩會”，每年都要去北京評審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一出差就是十天半個月，但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要求自己每天必須至少為這部書寫一千字。有次，他從國外回來，在北京轉機，由于武漢的班機晚點，他就坐在機場的大廳里，在8個小時的等待中，竟補起了3天的“作業”。

為了避免我陷入“熱鬧的活動”中，邢老師規定，每天要我把自己的“寫作”在睡前用郵件的方式發給他，他只看字數，不看內容。就這樣，堅持了半年，我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忙著“寫作”，慢慢地，我的字數越寫越多了，我的想法也越來越豐富了，我經常為自己的“新發現”而開心，我找到了寫作的快樂。一年后，我42萬字的博士學位論文初稿完成了。

2013年7月，我進入了武漢大學博士后流動站，繼續做邢老師“學術思想”的研究。為了能得到邢老師更多的指導和解答，我特意在華師租了個房，將原博士學位論文，繼續打磨提煉。在這兩年里，邢老師還似以往，每周追問我的“進展”，同時對我的要求也更高了，在文章的細節和表述上，每周都要給我“補課”。2014年6月，在中國出版集團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的幫助下，我的學術專著《邢老師為學路》和合著《邢老師學術陳列室》終于面世了。

邢老師常說，學習就是創造。讀別人的書就是為了寫自己的書。學習別人的東西，就是為了創造自己的東西。“文革”期間，邢老師從同學那里得到一本《邏輯學》舊書，他如獲至寶，反復地讀，反復地悟，在書中畫各種各樣的符號，做各種各樣的標記。同時，他又聯系漢語實際，把邏輯學應用到漢語復句研究中來，形成自己的“語言邏輯”，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邢老師的《邏輯知識及其應用》。此后，邢老師就以復句為“據點”，展開系統深入全面的研究，寫出了復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漢語復句研究》，成為了“全球漢語復句研究第一人”。

在邢老師身邊學習17年，雖在讀書上，邢老師對我只有三次指點，但這三次指點都具有歷史轉折意義。邢老師對我的“因材施教”和“精準施教”，讓我的人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可見，一位好老師對學生是多么的重要啊！一位好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多么深遠啊。

人們常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我今生能遇到邢老師這樣的“經師和人師合一”的“好老師”，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榮幸；能有幸整理和挖掘邢老師的學術思想，是我此生最大的光榮。

本文轉自“先導之聲”公眾號，原載《湖北日報》，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鄧天玉老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