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我從“經典理論”中學到了什么？

作者｜趙鼎新

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芝加哥大學Max Palevsky榮休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社會運動、政治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及社會學理論和方法

在導言部分，我無意對美國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過程進行系統性梳理，部分原因在于此類作品已經有很多了（例如：Della Porta and Diani，2015；Snow，Soule，Kriesi，and McCammon，2019；Tarrow，2022；Tilly and Tarrow，2015）。相反，我將主要基于1991年我在麥吉爾大學上課的經歷，來分析美國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因為那門課塑造了我對美國社會運動理論本質的理解，并深刻影響了我作為一名專業社會學家的研究與實踐工作。我還想要強調的是，我是以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以及浙江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的身份寫下這些我對美國社會運動理論的早期思考與回應的。我個人認為，距離非常重要，因為作為“局外人”，我更容易說出這些話，畢竟我在其中已經沒有任何利害關系。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下述分析主要集中于認識論范疇，但也涉及社會科學的本體論和方法論層面。我在這里主要探討的是歷史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即像我這樣的“局外人”如何理解、回應在美國背景下形成并發展出來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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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 (第三版)

趙鼎新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年7月

麥吉爾大學的課程

1991年，我在麥吉爾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當時我剛剛博士一年級，選修了社會運動的相關課程。那一年，我已經38歲，先前獲得了復旦大學生物學學士學位和麥吉爾大學昆蟲學博士學位。我之所以決定轉修社會學，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末的社會運動激發了我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在開始社會學博士項目之前，我從未修讀過相關課程。然而，除了自然科學背景，我在中國的經歷也讓我能夠反思在課程中學到的社會運動理論。

當時給我上課的是莫里斯·皮納德教授（Maurice Pinard），他后來成為我的導師之一。皮納德是推動美國社會運動理論范式轉變的關鍵過渡性人物。他（Pinard，1975）在分析魁北克社會信用黨的崛起時仍然依賴斯梅爾塞（Smelser，1962）的加值理論模型，但他也曾發表文章批評崩潰理論（breakdown theory），并強調了社會運動動員過程中凝聚力與組織的重要性。皮納德的教學大綱也反映了他的過渡性地位。這門為期14周的課程分為三部分，包括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經典理論”、對經典理論的批判以及當時已經占據主導的資源動員理論和政治過程模型（以下簡稱“政治過程理論”）。除非有必要，否則我不會再提及資源動員理論，因為其中最有價值的見解已被政治過程理論吸收了。

我之所以要詳細介紹皮納德的課程，是想說明：由于我之前沒有接觸過美國社會運動方面的文獻，所以這門課程的組織方式對我而言非常重要。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政治過程理論已經幾乎完全統治了這一領域，而且，大多數相關課程的教學大綱也不再重視經典社會運動理論。如果我當時上了另一種模式的課程，我對美國社會運動理論的理解可能會大有不同。

之前，我從未想過自己會接觸經典社會運動理論。我參加過許多社會運動，還讀過不少關于革命和反叛的書。在這門課之前，我已經形成了一種觀點，總結起來大致如下：盡管社會運動有著不同的起因與不同的發展方式，但其根源總是存在于社會的某些宏觀結構問題當中。因此，我多少期待著自己能夠接受這方面的正規訓練，但我錯了。例如，當我從符號互動論中了解到循環反應（Blumer，1946）、突生規范（Turner and Killian，1987；Turner and Surace，1956）和破壞性實驗（Garfinkel，1967）等觀點時，我對這些理論的提出者對社會運動所持的消極態度感到十分不滿。另外，作為一個對這個學科毫無頭緒的學生，我甚至不知道這門課的走向的內在是什么。因此，我從三個不同的層面展開了思考。

首先，我努力吸收我所學到的知識，并得出結論：許多符號互動理論研究揭示了社會互動層面一些重要的沖突誘發機制。此外，符號互動理論所描述的社會機制，如循環反應或破壞性實驗，的確能夠對特定宏觀結構背景下的社會運動產生重大影響。

其次，在這門課之前，我已經閱讀了摩爾（Moore，1966）和佩杰（Paige，1975）從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視角出發研究革命和社會運動的著作，其中強調了不同生產方式（宏觀結構）下不同社會機制的重要性。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與經典社會運動理論之間的巨大差異讓我意識到，社會學家更傾向于關注那些能夠印證他們自身價值觀的機制。然而，當我進一步推敲這一思路時，我看到了帶有不同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共存所帶來的好處。雖然不同傳統的理論相互矛盾，但在某一個具體案例當中，各個理論所重視的不同機制很可能都會發揮作用。因此，盡管不同的理論之間存在很大沖突，但這一共存狀態能夠更好地揭示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例如，當我分析一些具體案例時，我會自由地援引經典社會運動理論、政治過程理論和其他傳統的學者所發現的機制，而很少會考慮這些理論傳統背后的意識形態基礎。畢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對某個具體的社會運動所呈現的形態做出更完美的解釋。有學者認為，我的這種對不同傳統理論的用法屬于典型的折中主義（Perry，2002）。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應當得到提倡的理論美德。

最后，在那個學期，我發現美國不同社會學分支領域的專家在思維方式上存在很多相似之處。例如，符號互動論專家深入研究了引發沖突的微觀機制，卻很少關注讓這些機制成功發揮作用的大背景。同樣，教育社會學家設計了許多方法來識別可以提高教育質量的機制/因素，卻很少關注美國中小學教育當中存在的核心問題在于缺乏有效的國家政策來解決種族和經濟不平等問題。美國的宗教社會學家經常研究宗教如何增強社會凝聚力并降低社區犯罪率，卻忽視了宗教間沖突一直以來都是人類暴力事件背后的主要根源。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簡言之，美國社會學家更關注識別某些機制或變量及其帶來的直接社會影響，而不是確定某些機制或變量最初得以運作或變得相當突出的宏觀結構背景。對我來說，這一發現非常重要。我開始關注美國主流社會學當中隱藏的本體論，即實用主義哲學。美國社會學家對發展“中層”理論和設計日益復雜的定量方法有著濃厚的興趣，而這一切都源于相同的哲學基礎。我認為自己發現了某種知識社會學層面的現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芝加哥學派發展起來的實用主義社會學以及作為其中一部分的關于社會運動動態的符號互動視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地方性理論。如果沒有二戰后“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那么在世界范圍內流行的社會學基礎理論可能就會是另一種。此外，我也意識到，經典社會運動理論與政治過程理論都繼承了實用主義的思想基礎。我并不打算忽視兩者之間的差異，而是想強調，對于像我這樣一個曾經生活在有著截然不同的哲學傳統的社會中的人來說，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其實并不大。

對經典社會運動理論的批評

我對于經典社會運動理論的理解可能有些特殊，因為其根植于我的知識背景和生活經歷。然而，這種理解一旦形成，就會形塑我在后續課程中對閱讀材料的理解方式。也就是說，我理解經典社會運動理論的方式與我的同學截然不同。具體說，就是我很難直接接受新一代學者對經典社會運動理論的批評。根據我對課程材料的閱讀，新一代學者對經典社會運動理論（其中包含符號互動理論）的批評可以歸結為四點，而新理論正是從這些批評當中發展出來的。本節將總結新一代學者的四點批評意見。而在下一節當中，我將對這些批評意見展開評析。

第一，經典社會運動理論的學者通常從建制派角度出發，將社會運動視為異常甚至病態的現象。對此，梯利（Tilly，1978）提出了兩種不同的理解模型，分別是政體模型和動員模型。在政體模型中，梯利區分了兩種人：政體內部的成員，指那些可以通過常規低成本渠道對政府施加影響的人；政體外部的成員，指那些缺乏制度性政治參與途徑的人。梯利將后一種人稱為挑戰者，并認為社會運動應被理解為挑戰者為爭取政治包容而發起的政治行動，如果挑戰者能夠與政體內部的一些成員結盟，這種斗爭往往就會有效。梯利的政體模型定義了社會運動的性質，而他的動員模型則闡述了他認為對社會運動的興起與發展至關重要的因素，其中包括利益、組織、動員、壓制/促進、機會/威脅、權力，以及以社會運動動員為中心的這些因素之間的一種固定關系模式。

第二，經典理論強調社會運動參與者的非理性特征。例如，斯梅爾塞（1962）“增值模型”的核心是“普遍信念”的概念，認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往往思維簡單，性情急躁，只會沖動行事。對此，新一代學者借鑒了理性選擇理論，特別是經濟學家奧爾森（Olson，1965）提出的搭便車理論。他們認為，社會運動參與者和非參與者的行為機制是相同的，或者說都是理性選擇的結果。許多以前被視為非理性的行為都被重新解釋為符合理性的活動（Oberschall，1973）。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劇院失火后觀眾因恐慌而奔逃。先前，學者們會將恐慌性奔逃視為非理性行為，因為這會降低疏散速度，并導致許多人受傷。但新一代學者認為，在充滿不確定性、缺乏溝通和信任的情況下，對個人而言，恐慌性奔逃反而是一種理性的選擇（Brown，1965），即使這種選擇會導致集體層面的負面結果。在這種研究傳統下，對社會運動的參與以及發起社會運動所需的資源成為“供給”，社會運動的目標則轉化為“需求”。經濟學家發展出來的研究方法，如無差異曲線分析和博弈論模型，成為社會運動研究中的常用工具。

第三，政治過程理論的倡導者批評了康豪瑟（Kornhauser，1959）的大眾社會理論和亨廷頓（Huntington，1968）的觀點，即社會運動和革命更有可能發生在制度化進程無法跟上社會變革速度的地方（Halebsky，1976；Oberschall，1973；Pinard，1975；Tilly，1973）。新一代學者將康豪瑟和亨廷頓的觀點稱為崩潰理論，并從兩個方面出發對其提出了質疑。其一，新一代學者證明了，在社會運動中既有社會網絡和組織形式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凝聚力對于動員參與者而言至關重要（Pinard，1975；von Eschen，Kirk，and Pinard，1971）。其二，在實證證據的支持下，新一代學者指出，在整個近代歐洲歷史上，社會變革的規模與社會運動的數量之間并不存在正相關關系。例如，梯利（1973）指出，1830年后法國快速城市化的那段時期恰恰是集體暴力事件發生次數較少的時期。

第四，經典理論的支持者認為，人類的心理活動在社會運動中非常重要。因此，他們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怨恨、剝奪感、挫敗感等心理因素。格爾（Gurr，1970）的相對剝奪理論只是這一傳統的升級版本。然而，新一代學者將這種經典觀點稱為“民心民意路徑”（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approach）。他們認為，社會運動往往是對資源可得性與政治機會變化的反應，而不是單純靠心理因素驅動的。這是因為，無論在哪個社會，不滿情緒都必然存在，但社會運動卻時有時無，變化無常。用常量來解釋變量是沒什么說服力的（McCarthy and Zald，1973，1977）。

基于這些批評意見，新一代學者提出了一種綜合理論，旨在強調參與者的利益和理性選擇、資源的可用性、社會網絡和組織基礎、策略框架和政治機會結構在塑造社會運動方面的重要意義（McAdam，McCarthy，and Zald，1996）。作為一個之前根本沒有接觸過社會運動理論及其發展史的學生，已經在幾周的時間內深入閱讀了經典社會運動理論，那么，我該如何回應上述批評，又該如何應對課程剩余部分的相關閱讀材料呢？這正是我即將要分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