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傳統讓古代中國的科技落后于西方

來源：搜狐文化編輯部

2025年10月13日，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頒布。其中，一半獎金被授予美籍以色列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以表彰其“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

喬爾·莫基爾是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和歷史學教授，主要從事技術和人口等領域的經濟史研究。他曾深入研究公元1400年之后中國和歐洲出現的大分流現象，從科技和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思想市場”。

喬爾·莫基爾認為，“大一統”傳統使古代中國的“思想市場”缺乏活力，知識精英們缺乏足夠的安全和創新激勵，當統治者在創新方面轉向保守后，古代中國的科技創新便衰退了。在喬爾·莫基爾看來，中國在14世紀離工業化其實只有“一根頭發絲”的距離。

上述觀點出自喬爾·莫基爾撰寫的《增長的文化》和《富裕的杠桿》。這兩本書從經濟學、科技史學和文化進化學三種視角，深入研究東西方的文化特質、技術發展、市場效率、制度因素等差異，全面分析了工業革命何以在歐洲誕生，幫助人們理解東西方大分流等重要的歷史現象。以下，為書籍內容節選：

增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

喬爾·莫基爾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0-01

在經濟史領域的研究中，工業革命與大分流是兩個長期以來最為學界關注和討論的話題。在中國的宋朝以前，中國的科技實力明顯強于歐洲，但自宋代以后，雙方逐漸出現了實力倒置。

與眾多經濟學家觀念不同的是，作者認為，科技作為工業革命最基本的特征，其創新在工業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顯著影響了東西方的社會發展進程。

而科技創新往往不是普羅大眾的成果，是由少數知識精英推動的。其中，影響知識精英投身科技創新，并產生龐大社會力量的因素，值得人們深入思索。對此，作者提出了一個概念：思想市場。

“思想市場”的活躍是創新的保障

作者將“思想市場”定義為，以思想為商品的虛擬交易市場。此處的思想包括新舊觀念、知識，也包括科學、技術。

在這個市場里，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是思想的供給方，負責生產思想，并努力說服需求者接受、購買自己的思想，從而得到相應的回報。市場里的需求方則選擇接受某種思想，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供給和需求兩方，共同決定市場中“思想”的產出結果。

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兩個影響思想市場最終產出水平的因素：正向激勵的大小、負向激勵的強弱。正向激勵，指思想市場中知識創造者得到的回報的大小。負向激勵，則指新思想可能會受到舊勢力的懲罰，從而壓抑新思想的創造。

由此，作者進一步分析這兩個因素在中國和歐洲的表現，發現它們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樣貌。

在歐洲，由于東羅馬帝國的崩潰，歐洲版圖上形成了眾多大小不一的國家。這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知識創造者的負向激勵，因為知識分子不會受到單一政權或教權的控制和脅迫。如果在一個地方碰壁或受到壓迫，知識分子可以遷移到其他能夠接受其思想的地方，從而實現研究的可持續性。

而數量眾多的國家為知識精英提供了數量眾多的“需求者”，讓知識精英們可以游走于諸國，推銷自己的研究成果，尋找給予他們最高回報的“買家”，從而刺激實用知識的傳播。并且，國家與國家之間持續的武裝沖突，也讓各國在軍事科技上的需求和實力不斷增加。

但在中國，大一統的君主專制制度，使個人的創新行為很容易受到單一君權的壓抑。同時遼闊的統一版圖使知識分子缺乏流動的途徑，無法通過遷移規避壓迫，也不具備尋找“新買家”的能力。

此外，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快速增加，出于維護穩定的需要，統治者可能放棄了對新技術的支持。因為，統治者首要考慮的問題是穩定，而新技術所帶來的思想乃至社會變化，可能是統治者所無法控制的。因此，新技術的采用與統治者的首要目標沖突了。

“知識祖先崇拜”抑制創新的可能

從文化角度來看，作者發現西方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為科技創新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而中國崇尚的“知識祖先崇拜”卻抑制了這一可能。

作者指出，歐洲的啟蒙運動是工業革命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而啟蒙運動的成果來源于歐洲“文人共和國”的共同努力。它誕生于歐洲“分裂”的版圖之下，但也因此促進著不同地域文化的差異發展與交流互鑒，構成“統一”。

“文人共和國”的成員包括科學家、醫生、哲學家、數學家、神學家、占星學家。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來自不同的國家地域，彼此并不熟識。但他們之間存在一個國際性的交流網絡，互相可以通過書信和交換論文、書冊來了解彼此狀況、交流科學研究、匯集和保存科學研究成果。

在他們的交流中，啟蒙運動形成了一套有利于創新的文化觀念和文化氛圍，并反過來影響知識分子的行動理念，它包括以下幾點：

以務實和改善人類的物質條件為科研方向；創造橋梁讓科學和技能相結合；人類社會的進步可以通過科學研究實現，而不只是思辨；可以挑戰知識權威；所有的知識和思想都應被不斷檢驗。

作者認為這些理念打破了歐洲的知識祖先崇拜觀念，而同一時期，中國明清時代的思想市場與歐洲截然不同。

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遵循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倡導的新儒家學說，科舉制度壟斷了思想市場的流動性，清代尤為如此。

這導致許多中國科學家在已被驗證的事實面前，依舊無法舍棄歷經數千年演變的價值與信仰，踐行著對孔孟程朱等知識祖先的崇拜，使得一些接近技術突破邊緣的發明被棄用，然后被遺忘。

“小家庭式”組織模式促進創新思想的出現

關于創新精神的培育土壤，作者認為家庭、氏族、企業等社會組織模式也是一個關鍵。

在公元1000年之后，中國和西方在社會組織形式方面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中國傾向于建立以家族為基礎的社會。而在歐洲恰恰相反，大家庭正在逐漸失去其在社會組織核心中的主要作用。

在歐洲，小家庭通過婚姻建立形成新的家庭結構，不與父母長輩同住，并保持單配偶制模式，幾乎沒有離婚，這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個體主義、懷疑精神以及開放性等思想的變化。

同時，由于小家庭面臨家庭單位小，無法提供公共和俱樂部物品等問題，所以需要社會組織來克服集體行動問題，以便人們能夠作出可信的承諾和與他人合作。由此，一個基于契約的陌生人社會誕生，企業有了發展的土壤。

作者認為，企業是基于自我管理的自愿利益團體，具有永久性，并不依賴于任何特定的個人。它們通常有很強的自我管理特征，領導者對其行為負責，在同一個行業內部不具有排他性。

這種非親屬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所賦予的普遍文化價值觀，對后續的政治和經濟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

而在中國，更強調的是宗族一體的集體責任，和對祖先長輩的尊重。宗族內部既承擔家庭的基礎功能，又承擔著公共功能，這使得家族需要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并成為穩固且重要的社會組織。

并且家族緊密的血緣聯系，也體現在教育和社會地位的提升上，具有強烈的排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