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柯文教授｜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社群

柯文（Paul A. Cohen，1934-2025）

艾鼎德【Dorinda（Dinda）Elliott】，費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及哈佛中國基金（Harvard China Fund）執行主任

柯文（Paul A. Cohen，文中很多學者也以“保羅”稱呼他），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長期研究員、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埃德絲·斯蒂克斯·沃瑟曼歷史學與亞洲研究榮休教授，于2025年9月15日逝世，享年91歲。

柯文教授著有廣受贊譽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無疑是研究現代中國史的頂尖歷史學家之一。他在哈佛大學獲得歷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曾師從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與本杰明·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兩位學者。作為美國第二代中國研究學者的核心人物，他常被認為推動了歷史研究視角從“西方中心論”向“中國中心論”的轉變。

在費正清研究中心，數十年來柯文教授始終是社群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即便年屆九旬，他仍以淵博的學識與風趣的談吐，持續參與社群交流。

與此同時，柯文教授也始終堅持寫作，為我們帶來寶貴的思想成果。2021年，他出版了回憶錄《走過兩遍的路：我研究中國歷史的旅程》（A Path Twice Traveled: My Journey as a Historian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書中不僅全面回顧了他的個人生平，也闡述了其學術研究方法，并以他自己的話與讀者分享：“當我逐漸理解歷史學這門學科，尤其是對歷史本身有了更深的認知，意識到這個與我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國家，其歷史與我想象中的世界并非那般迥異時，我所感受到的那份興奮與深切喜悅。”

費正清研究中心社群的所有人都會深深懷念保羅。以下是各位教職人員、友人及同事，對保羅漫長職業生涯中的點滴往事及與他共事經歷的追憶。

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布朗大學陳氏中國研究教授、歷史學與東亞研究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非駐校研究員

我對柯文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數十年前，我還是韋爾斯利學院的大三學生，當時正計劃申請中世紀歐洲史方向的研究生項目。后來，我選了保羅教授的中國史概論課程——正是這門課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迅速將研究重心轉向中國史，并在他與 Helen Lin的鼓勵下，開啟了中國研究之路。

保羅是一位樂于分享的研討課教師：他將學生視作同行學者，要求我們認真研讀文獻、進行批判性思考，并積極參與討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曾讓我們點評他自己的一部書稿，鼓勵我們相信，即便只是本科生，我們也能提出有價值的見解。

在我整個研究生階段，他始終是我寶貴的導師；即便后來我離開新英格蘭地區工作，每當偶爾回到堪布里奇，我都期待能與保羅共進午餐，進行長時間且熱烈的交談。我們會聊起各自正在推進的研究項目；他對我的研究方法與推理邏輯提出的質疑，常常能幫助我重新梳理思路。

在我數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只因“曾是保羅的學生”這一點，我就收獲了許多本不應得的認可。我的中國學生們，因拜讀他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而深受啟發，當得知我曾師從保羅時，他們都深感敬佩。

在學術研究中，保羅涉獵了現代中國史的多個重要領域：反基督教情緒、清末改革、義和團運動、20世紀民族主義等。但在所有這些著作中——包括他的倒數第二部作品《歷史與大眾記憶》（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他更廣泛關注的，其實是我們如何以歷史的視角思考問題，以及如何在當下運用歷史。因此，無論是中國研究領域，還是歷史學學科本身，都對他懷有深深的感激。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與政治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

柯文是一位在歷史與史學理論研究領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的歷史學家。他的著作改變了我們許多人對現代中國史的認知方式，而他常出現在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午餐桌旁，也同樣對我們產生了深遠影響。除了風趣幽默的性格與樂于探討中國史細節的態度，保羅還以一款傳奇巧克力蛋糕聞名！

韓德玲（Joanna F. Handlin Smith）：《哈佛亞洲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榮譽退休編輯；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非駐校研究員

我與柯文的初次相識是在1975年夏天，當時我參加了他與石約翰（John Schrecker）共同組織的一場研討會，研討會成果《19世紀中國的改革》（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由東亞研究中心出版。在該書序言中，他們解釋道，多數研討會通常僅限特定人員參與，而這場研討會則向所有研究19世紀中國改革的學者開放。事實上，這種開放性甚至讓我——一位研究明代史的學者——也得以受邀參加。

當時共有約50位歷史學家參會，其中三分之二是“高年級研究生與青年學者”。在兩周的時間里，上午是正式的報告與點評環節，下午則是非正式的交流與圖書館研究時間。那時我剛獲得博士學位，且已讀過保羅的前兩部著作，能參與此次研討會，我深感榮幸。會上的討論極具啟發性，針對我研究工作的反饋也十分有益。更重要的是，這段共同的經歷催生了幾段持久的友誼，其中便包括我與保羅的友誼。

1975年時，保羅看起來比我年長許多，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的關系愈發親近。在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午餐桌旁、在1990年前后短暫存在的一個研讀后現代理論著作的小組中、以及作為亞洲中心出版委員會（Asia Center Publications Committee）成員，我們都有頻繁的互動。此外，在這些學術活動之外，我們也會一起參加社交活動。

保羅為人謙遜，卻有著極高的審美品位。1975年研討會期間，他邀請參會者前往他位于馬薩諸塞州林肯市的家中做客，我立刻感受到了這一點——他的家中擺放著前哥倫布時期的小雕像與20世紀中期現代風格的巴塞羅那椅，格調雅致。他的品位還體現在簡約而不失精致的著裝，以及對藝術與烹飪的濃厚興趣上。許多人都品嘗過他做的生姜芝士蛋糕與李子蛋糕，而最能體現他烹飪技藝的，當屬那道“夏日櫻桃橙子醬烤鴨胸”。我曾想自己嘗試做這道菜，便向他索要食譜，他欣然應允。但那份食譜卻讓我望而卻步——上面滿是保羅的批注，還交叉引用了另一本食譜的內容。由此可見他對完美的追求與對細節的極致關注。

我最后一次見到保羅是在他逝世前六周。當時，一群中國研究學者舉辦了一場晚宴——十多年來，我們這個小團體一直輪流做東，保羅的孩子們稱之為他的“晚餐俱樂部”。那天晚上分別時，他擁抱我道別的力度異常堅定，這是我從未有過的感受。那時我絲毫沒有察覺（或許他早已心知肚明）：他的生命即將走向終點。他離去時的得體與溫情體貼，與我記憶中那個他始終一致。我會深深懷念他。

湯姆·赫文斯（Tom Havens）：東北大學歷史學榮譽退休教授

柯文在漢學研究及整個歷史學領域都具有廣泛影響力，在研究東亞的學術專家中，能讓幾乎所有領域、所有時代的歷史學家都重視其成果的人并不多，而他便是其中之一。無論是教學、眾多著作，還是與相識者的親切交流中，保羅都展現出謙和、風趣與卓越的洞察力。他的離世讓我們失去了一位罕見的、極具智慧的學者，但能認識他，并從他身上學到關于中國、歷史乃至自我認知的知識，我們又收獲頗豐。

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哈佛大學 H.C. Fung 圖書館館員

柯文是一位在太平洋兩岸都廣受贊譽的中國史學者，但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學術成就之外的他——他的善良、機敏的幽默感，以及給日常生活帶來的溫暖。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廚藝上也同樣天賦出眾，他做的蛋糕、點心，還有那款令人難以忘懷的生姜芝士蛋糕，都堪稱一絕。烘焙是他的一大樂趣，而他也樂于與身邊人分享這份美味。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學T.M. Chang中國研究教授、哈佛商學院斯潘格勒家族工商管理教授

我初次接觸柯文的作品，是在達特茅斯學院就讀期間作為交換生前往韋爾斯利學院時。當時保羅為一個20多人的班級講授現代中國史，其中有兩人后來獲得了該領域的博士學位并成為教授——包筠雅與我。那是一門傳統的講座課程，閱讀任務相當繁重，而且在那個尚未出現分數膨脹的年代，我只得了B+。

我真正開始了解保羅，是在我加入哈佛教職團隊，并在舊柯立芝樓的費正清研究中心擁有自己的辦公室之后。在我們舉辦的眾多研討會、講習班中——尤其是在每天與本·史華慈、梅爾·戈德曼（Merle Goldman）共進的午餐時光里——保羅始終是一位慷慨的參與者。在這個匯聚了杰出才智卻也不乏自負之人的地方，保羅始終保持謙遜的態度，同時擁有敏銳的洞察力。作為一位著作等身且富有創見的學者，他對領域內的主流觀點（包括費正清的觀點）提出質疑，并撰寫了多部構思精妙的著作。

無論是在柯立芝堂，還是2006年后搬到街對面的哈佛大學政府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CGIS），保羅始終是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學術支柱。他為論文與演講者提供點評，審閱博士論文與書稿，還以非正式導師的身份指導了無數研究生。他與梅爾共同主持的“新英格蘭中國研討會”（New England China Seminar），將六個州的中國研究學者凝聚成一個緊密的社群。

費正清研究中心雖位于堪布里奇，但它的活力不僅來自哈佛大學本身，也得益于波士頓地區及更廣泛范圍內學者的參與——即便他們已從教學崗位退休，梅爾·戈德曼與柯文便是如此。在所有這些學者中，保羅為中心做出的貢獻無人能及。他是我們學術道路上的伙伴，也是我們的摯友。

李明珠（Lillian M. Li），斯沃斯莫爾學院歷史學榮休教授

和許多人一樣，我始終感激柯文教授——感謝他慷慨的建議與鼓勵、嚴謹的治學典范，以及珍貴的友誼。我讀研究生時，乃至后來成為年輕教授、盡可能常回到費正清研究中心時，他始終愿意抽時間與我討論、交流想法。在我看來，他身上恰好體現了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學術卓越之風。

我一直將保羅視為榜樣：他雖任職于文理學院，卻始終積極參與大學層面的學術活動。他的著作——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中國與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極具現實意義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以及見解深刻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不僅是學術專著，更是本科教學中極具價值的教材。

保羅的學術成就、引領作用與無私精神，為他的學生、同事、朋友及仰慕者留下了不朽的遺產。

李惠儀（Wai-yee Li）：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1879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我還記得，當年柯文撰寫《與歷史對話：二十世紀中國對越王勾踐的敘述》（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時，我曾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偶遇他。我們在圖書館的流通臺旁長談，話題圍繞勾踐這一人物在中國歷史與文學中的形象展開。一如既往，每當談及自己的研究，保羅總是充滿喜悅與熱情。他始終認為，能有時間從事研究與寫作，是退休最大的動力。學術研究讓他保持年輕活力。即便在他90歲生日宴會上，他依舊積極參與交流，思維敏銳如初。

我們曾一起享用過許多愉快的晚餐，其中最難忘的是2008年11月大選之夜的那一頓。我們舉杯歡慶奧巴馬當選，保羅還興奮地給當時在香港的 Elizabeth 打了電話。晚餐時的話題通常十分廣泛：本地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與政治、香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在不同歷史時期作為猶太人、中國人與美國人的身份認同。保羅常常會在分享見解的同時，帶來他親手制作的精美甜點。他對自己做的生姜芝士蛋糕、李子蛋糕與檸檬條深感自豪，這是當之無愧的。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善良、最慷慨的人之一。愿他的記憶永遠成為一種慰藉。

薛龍（Ronald Suleski）：薩福克大學歷史、語言與文化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非駐校研究員

每當想起柯文，我總會想到他的兩個特質：對自己的學術成就始終保持謙遜，以及對所有人都熱情友好、平易近人。

我記得我們初次相識大約是在1969年或1970年，當時我還是密歇根大學的研究生，我的導師艾倫·惠廷（Allen Whiting）受邀參加亨利·基辛格在華盛頓特區組織的一場會議，他讓我和其他密歇根大學的研究生一同前往。那時正值美國政府考慮與中國建立官方溝通渠道的時期。我記得傅高義（Ezra Vogel）也參加了那場會議，保羅也在其中。

從那以后，我從許多研究生——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美國的學生——口中聽到，保羅的著作如何教會他們史學研究方法，如何構思并闡述歷史觀點。這些學生談起保羅時，語氣中總是充滿崇敬，對他的學術成就懷有深深的敬意。

但與保羅交談時，你絲毫感受不到這種崇敬所帶來的距離感。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聊到他當時正在撰寫的新書《與歷史對話：二十世紀中國對越王勾踐的敘述》。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踐被對手吳王擊敗后，為銘記戰敗的恥辱、激勵自己復仇，他在屋內懸掛了一個苦膽，每天都要舔一舔，品嘗苦味。這便是中國成語“臥薪嘗膽”的由來，意為通過忍受艱辛來堅定反擊的決心。

保羅告訴我，在發表了大量關于中國的研究成果后，他意外發現了勾踐的故事。盡管他的中國同事們似乎都熟知這個故事，但他此前卻從未聽說過。這段對話讓我們探討起一個問題：“母語使用者”對自身文化的認知，對其他母語使用者而言可能是“常識”，但對文化圈之外的人來說，卻可能聞所未聞。這個啟示我始終銘記于心，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踐行——每當遇到類似情況，我都會毫不猶豫地向亞洲的“母語使用者”同事請教各種問題。

我與保羅之間最令我動容的時刻發生在1998年。當時我在日本生活了20年后回到美國，申請成為費正清研究中心的駐校研究員。此前我一直在國際出版行業的企業工作，覺得自己已經脫離了哈佛所代表的高端學術圈，因此擔心費正清研究中心不會接受我的申請。但保羅一如既往地微笑著告訴我：“費正清研究中心的所有人當然都認識你，你的申請肯定會被接受的。”那段對話我至今記憶猶新，當時心中滿是謙卑與感激。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哈佛大學Frank Wen-Hsiung Wu紀念中國史教授

21世紀初，一群杰出的中國研究資深學者（均已退休）將費正清研究中心當作了自己的學術家園，哈佛大學及周邊院校的學生與現任教職人員，都因他們的慷慨分享而受益匪淺。我初次在哈佛大學政府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自助餐廳的午餐桌旁見到這些學界泰斗時，滿心都是崇敬。但在某種程度上，柯文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是少數幾本即便數十年后，我仍能清晰回憶起初次閱讀感受的書。而如今，我竟然能和這本書的作者一起共進午餐！

在閱讀《走過兩遍的路：我研究中國歷史的旅程》的初稿時，我曾建議保羅多分享一些關于“柯文本人”的故事（據書的致謝部分記載，許多人也提出了類似建議）。他接受了這個建議，但或許并未達到我們所有人期望的程度。他的溫和、謙遜與幽默感，過去是、現在依然是我職業生涯中的榜樣。盡管他的學術成果分量十足，但沒人會覺得保羅是個自視甚高的人。

他溫和而始終親切的態度、低沉沙啞的嗓音與溫暖的笑容，有時會讓我難以將其與他在學術領域及對我個人產生的巨大影響聯系起來。我至今仍能回憶起第一次讀《在中國發現歷史》時的感受；幾乎每周，我都會想起《與歷史對話》一書，以及保羅對他所說的“局內人與局外人視角問題”（the problem of insideness versus outsidedness）的思考。在一次教職人員晚宴上，他隨口提了一句——看似隨意，卻極具“柯文風格”，因為這句話完全圍繞“我的史料如何在傳遞事實的同時講述故事”展開——正是這句話，徹底改變了我對自己某部著作的思考方式。能在20多年的時間里與他成為同事和朋友，是我莫大的幸運。

譚可泰（Hue-Tam Ho Tai）：哈佛大學Kenneth T. Young中越關系史榮譽退休教授

我到堪布里奇加入哈佛歷史系任教時，柯文剛剛完成一部書稿。那一年，東亞研究中心邀請了多位來自不同機構的中國史學者訪學。在走廊上、午餐時，他們都在討論保羅的這部新作——后來這本書以《在中國發現歷史》為名出版。當時中國剛剛向外國研究者開放，允許他們進行實地考察與查閱檔案。因此，對一些人來說，保羅提出的“中國中心論”視角，似乎只是“向早已認同這一觀點的人宣講”。我曾聽到有人說：“誰會想讀這本書呢？”

但這本書卻深深觸動了我。作為研究越南史的學者，我早已習慣看到越南史通過法國殖民視角或美國視角被解讀，且往往被用來佐證與越南本身關聯不大的各種政治立場或學術理論。而《在中國發現歷史》最終成為保羅眾多著作中最知名的一部，成為新一代研究生的“入門必備書”。

他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也對中國史學者及新興的記憶研究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保羅撰寫這部著作的時期，學術界有一個趨勢：將反抗者視為“早期革命者”，并質疑檔案史料的有效性，認為其反映的是主流正統觀念的霸權話語。《歷史三調》則重新聚焦關于義和團的討論，將其引向了一個更具成效的新方向。

后來，保羅開始思考“羞恥感作為激勵因素的價值”，最終撰寫了《與歷史對話》。我曾告訴保羅，越王勾踐（“越”在越南語中稱“Viet”）的故事也是越南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越南民眾認為，在1428年的《平吳大誥》（Great Proclamation of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Wu）中，被越南擊敗的明朝（當時已對越南進行了20年統治）被稱為“吳”（Ngo），而這一“吳”正是吳王夫差——勾踐的主要對手——的后裔。“臥薪嘗膽”（Sleeping on a bed of thorns and tasting bile）至今仍是越南文化中的一個常用隱喻，指代“為偉大事業而忍受犧牲”。

我不會懷念舊費正清研究中心走廊里曾彌漫的刺鼻煙味——直到有人建議保羅戒煙，那股煙味才消失。但我會懷念保羅——那位同事、智囊與朋友；我也會懷念那位擅長制作蛋糕的保羅——數十年來，在漢學家們的各種聚會上，他做的蛋糕始終是最亮眼的存在。至今，一想起他為孔飛力（Philip Kuhn）60歲生日制作的蛋糕，我仍會忍不住微笑。

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校長講席歷史學教授

（以下內容節選自華志堅教授2025年9月23日在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發表的紀念文章）

“……保羅還做出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貢獻：作為一位給予支持的導師，他幫助那些欣賞其作品并尋求指導的人。能成為其中一員，我深感幸運。四十多年前，我在‘東亞區域研究項目’就讀期間，有幸師從譚可泰教授。她善意地帶我前往費正清研究中心保羅的辦公室，將我介紹給他。她認為我們應該認識，因為我曾為她寫過一篇關于義和團運動的研討課論文，而保羅當時正深入研究這一主題。

讀過保羅關于清代（1644-1912）外國傳教士及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作品，并十分欣賞，因此能見到他本人，我感到無比激動。走向他辦公室門時，我十分緊張，但保羅的微笑讓我放松下來。他熱情地與譚教授打招呼（顯然，譚教授是他珍視的同事），并明確表示，他很樂意與我聊聊義和團，或是這位20多歲的碩士生心中所想的任何話題，這讓我徹底放下了拘謹……”

懷默霆（Martin K. Whyte）：哈佛大學約翰·茨瓦安斯特拉國際研究與社會學榮譽退休教授

2000年，我回到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我曾在哈佛攻讀研究生學位，并于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研究中國），當時我特別欣賞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一點是：中心的活動不僅得益于哈佛本校優秀的學生與教職人員，還得益于波士頓地區更廣泛范圍內中國研究學者的積極參與——即便他們已從教學崗位退休，梅爾·戈德曼與柯文便是如此。

在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中國研究講座與會議中，保羅提出的見解與問題總是富有洞察力，但由于我們的學科領域與研究時段存在差異（我的研究幾乎不涉及1949年以前的中國），我們的關系更多是友誼，而非深度的學術交流。

但在2020年我的導師、同事兼友人傅高義教授逝世后，保羅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當時我與許多人討論如何以最佳方式紀念傅高義先生。我們一致認為，組織一場由傅高義先生的前學生撰寫學術論文的紀念研討會，并出版論文集，意義不大——因為這樣的論文集很可能只會被束之高閣，鮮少有人閱讀。幸運的是，我們有一個可借鑒的范例：1991年費正清逝世后，保羅與梅爾牽頭，收集了眾多受費正清影響之人（無論是否身處學術界）的簡短回憶文章，并于1992年出版了《緬懷費正清》（Fairbank Remembered）一書。因此，我們一致決定，沿用這一模式來紀念傅高義先生。而保羅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在這項工作中的最終合作者瑪麗·布林頓（Mary Brinton）——一位研究日本的社會學家——與我當時都在擔心：如何聯系到可能為紀念傅高義先生撰寫短篇回憶的人？尤其是如何讓他們同意遵守我們設定的嚴格要求：內容需聚焦與傅高義先生的某一次具體經歷，而非整個交往歷程；字數不得超過1000字。

我向保羅尋求建議，而作為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他竟保留著30年前與梅爾為編纂《緬懷費正清》征集回憶文章時所用的信件副本。他找出了這些信件——由于當時還沒有電子郵件，他將信件復印后寄給了我。瑪麗與我嚴格參照他的征集信格式撰寫了新的征集信。最終，在2022年，我們出版了《緬懷傅高義》（Remembering Ezra Vogel）一書，收錄了155位受傅高義先生影響的不同人士的個人回憶。當然，保羅也為這本書撰寫了一篇深刻的文章，回顧了他與傅高義先生的交往歷程——他們的友誼始于1965年，當時保羅回到波士頓地區，在韋爾斯利學院任教，而傅高義先生則剛剛在哈佛開啟職業生涯，成為研究中國與日本的社會學專家。

《緬懷費正清》與《緬懷傅高義》這兩本書，可被視為紀念哈佛中國研究領域兩位領軍人物的“姊妹篇”，而保羅在這兩本書的編纂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魏愛蓮（Ellen Widmer）：韋爾斯利學院宋美齡中國研究榮譽退休教授、東亞研究榮譽退休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

柯文是我的朋友，但我們的友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兩個階段才逐漸形成。

第一階段始于費正清研究中心，當時我盡可能多地參加他的著作發布會研討會。這些研討會總是盛大而精彩，每次參會后，我不僅滿載新想法而歸，還對他與聽眾之間深思熟慮、開放包容的對話印象深刻。其中，我最難忘的是關于《中國與基督教》與《歷史三調》的兩場研討會。

第二階段的到來令我意外，核心是一個問題：我是否愿意接受韋爾斯利學院的教職——保羅曾非正式地為這一計劃奔走。相關討論始于2006年，做出決定對我而言并不容易。當時我在衛斯理大學工作得很愉快，但我本科就讀于韋爾斯利學院，且與堪布里奇保持著密切聯系，因此搬到波士頓地區的可能性頗具吸引力。此外，那份工作本身也聽起來很有吸引力。保羅耐心傾聽我的顧慮，并極具說服力地闡述了接受這份工作的理由。一年后，我接受了這份教職。

我們的友誼從未局限于兩人之間，而是在一個團體中逐漸發展起來。這個團體每年會聚餐好幾次，在新冠疫情前就已形成，但在疫情期間——當時社交選擇寥寥無幾卻又無比珍貴——我們的聯系更加緊密。聚餐時的討論內容豐富多樣，保羅與Elizabeth總是核心參與者。中國有時會成為話題，但并非每次都是。正是在這些聚餐中，我發現保羅在甜點制作方面技藝超群，尤其是巧克力甜點——每一款都制作精美、美味絕倫。誰能想到呢？每當這些甜點端上桌，總是令人驚喜。這個團體至今仍保持著聚餐的傳統，最近一次是在今年8月初。

在聚餐時，保羅總會詢問韋爾斯利學院的近況，也會分享許多關于他自己生活與家庭的事情。無論是在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學術討論中，還是在關于韋爾斯利學院教職的交流中，他都善于傾聽。2024年6月，他90歲生日時，我們這個團體有幸受邀參加了他的家庭生日慶典。

從他的著作到親手制作的甜點，從他在學術領域的引領作用到生活中的溫馨時刻，保羅的友誼是一份我未曾預料的禮物。事實上，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意識到這是友誼——因為它始終發生在團體場景中，從未超越這一范疇。但這的確是友誼，不僅是我與他之間的友誼，也是他與團體中其他所有人的友誼。如今他已離世，每當想起這份友誼，我心中便充滿感激、懷念，甚至還有一絲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