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辯證邏輯的本質

作者鄧曉芒 選自《辯證邏輯的本質之我見》

轉自《慧田哲學》

1、辯證邏輯的本質不是別的，

就是自否定(否定性的辯證法)

人們常把辯證邏輯的本質理解為“矛盾學說”，因而區分“兩種不同的邏輯”的關鍵似乎就在于區分兩類不同的矛盾：但很少有人看出，辯證邏輯(其實形式邏輯也是一樣)對“矛盾”的理解恰好是基于“自否定”的理解，即一個東西、一個命題自己與自己相矛盾。

哪怕是外在兩個東西的相互沖突和對立(通常稱之為“矛盾”)，也具有一個東西內在的自相矛盾的含義；或者說，凡是外在兩個東西的相互矛盾，都本質上是由同一個東西的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建立起來的；甚至就連看起來并不矛盾的東西(“樹葉是綠的”等等)，本質上都包含著自我否定(個別不是個別)這種矛盾。

然而，通常對“矛盾”的理解，總是停留在兩個東西的外部沖突(矛和盾)、或頂多是一個東西身上現存既有的兩種“屬性”、兩個“方面”等等的相宜滲透、相互依存、相互轉化這一層次之上，而沒有看出，其實一開始并沒有“兩個”東西(屬性、方面等等)，而只有一個東西；所謂的“二”只是由于“一”的自否定而建立起來的，因而最本質的矛盾是自否定。

我曾在拙著《思辯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中提出，辯證法的真正核心是自否定(或自否定理解下的矛盾學說)，而不是日常理解的矛盾或對立統一，不是現存兩個東西相互沖突、斗爭而又均衡、統一，而是同一個東西的自我分化或“差異的內在發生”[參看拙著《思辯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頁以下]。

國內邏輯學界卻長期忽視了這方面的意義。如張建軍先生在《如何區分邏輯矛盾和辯證矛盾》一文中［載張建軍、黃展驥：《矛質與悖論研究》，黃河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頁，第10頁］歸納了國內學術界歷來對“辯證矛盾”的七條定義(包括他自己的在內)，以及與形式邏輯矛盾相區別的十二條標準，其中就沒有一條談到對辯證矛盾的自否定實質這種理解，都是講已有的兩個對立面如何互相結合的問題，這也許與中國傳統“矛盾”一詞本身就具有外部沖突的含義有關，擬另文專論。

正因為辯證邏輯的本質在于“自否定”原則，所以，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的辯證法”，邏輯在本質上就是自由的事業。形式邏輯已經是自由的事業，它否定感性的任意性，用人自己能動制定的一套規則來指導人的思想，從“任意的自由”上升為“自律的自由”。但形式邏輯并不自知，反而把這種“自律”重新又當作“他律”，停滯在失去(或遺忘)了自由的必然層次上不思進取。辯證邏輯則揭示了這種自律的自律性，揭示了形式的必然性底下的自由的內容、即自否定的內容，使邏輯超越數學而獲得了形而上學的生命。

所以辯證邏輯又是生命的邏輯，它立足于自由生命的“體驗”和內在的感悟，而不是符號化、數學化的形式所能表達和規范的。辯證邏輯使形式邏輯的自否定推到極端，用違背形式邏輯理解(而不是違背形式邏輯)的矛盾命題形式激發人對內容本性的邏輯感受力，暗示出自由生命本身的必然要求，以導向行動的意志。

在這一點上，邏輯就與詩接近了，邏輯學就與認識論(體驗)和本體論(能動的本體論)統一起來了。

2、辯證邏輯的反身性

自否定具有反身性的形式。因此辯證邏輯本質上是反身性的邏輯。正是由于反身性，它才成為悖論的源泉。例如“說謊者”悖論，只因為他既是“說謊者”，同時又不是說謊者，而是說話者，即說出自己“在說謊”者，所以才產生了自相矛盾。

塔斯基的語義分析把“對象語言”和“元語言”區分開來，說的就是這回事。其實這種區分不應當只限于悖論的情況(即“特設性”)，即使有人說“我在說真話”，這種“既是又不是”〔兩個層次〕的關系仍然存在。

推而廣之，任何一個命題，如“樹葉是綠的”，“白馬是馬”，一且反身地來考察，都會成為“既是又不是”：

樹葉是綠的，但樹葉又不是綠的，因為樹葉就是樹葉；白馬是馬，同時白馬又不是馬，因為白馬本身就是白馬。同理，“這句語是謊話”，但這句話又不是“謊話”，因為這句話就是這句話。

當然，如果我按照塔斯基所說的，固守于“這句話”就是“這句話”，“這句話是謊話”就是“這句話是謊話”，不把“元語言”和“對象語言”相混淆，也就不會有悖論。可是這樣的同語反復命題又有什么意義呢？

羅素也曾指望通過對“既是又不是”的兩個“是”字的語義區分來排除辯證矛盾，如說“蘇格拉底是人”，“蘇格拉底又不是人”(不等同于人)，此中前一個“是”意針著具有某種“屬性”，后一個“是”則意味著“等同”，兩個命題講的不是一回事，構不成邏輯矛盾。

然而，若真把“是”理解為“等同”，則只有一種情況可以使用這種意義上的“是”，即“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除此而外蘇格拉底不可能“是”任何東西。

因而說“蘇格拉底不是人”并沒有說出什么特別的意思，無非是說，“蘇格拉底(A)不是任何別的(B或非A)”，即A=A。但在現實中，沒有人會用A=A這種完全“等同”的形式說話，一切有意義的句子，實際上都是在以“等同”的“是”這種形式，說出“不等同”的內容(如屬性、關系、樣式等等)。

羅素的絕對區分是無效的，“蘇格拉底不是人”并不只是說“蘇格拉底是蘇格拉底”，而是說蘇格拉底還有除人之外的其他“屬性”，或者說蘇格拉底于是(作為人的)蘇格拉底。這里的“是”字并無兩種不同含義，而恰好是同一個含義。

可見，形式邏輯要產生有意義的句子，而不停留于同語反復，不能不對元語言和對象、語言、“等同”的“是”和“屬性”的“是”作一種“混淆”，即肯定白馬既“是”白馬，同時也“是”馬(或：同時也“不是”白馬)。

形式邏輯不自覺地已經暗中容納了反身性，承認了“既是又不是”，亦即承認了辯證法的本質性。實際上，人的一切行為，包括人說出的每一句話、寫下的每一個命題，都具有一種“反身性”關系，都必然卷入它的內容：

好像賺錢的人成了錢，搞學問的人成了學問，說話的人成了他所說的話，因為人就是他所做成的那種東西。你想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就只有什么也不干，A=A, 虛壹而靜，但那樣你也就什么也不“是”。

你只有在你所創造的對象上才能“反身性地確證你自己”。形式邏輯一旦自覺到自己的反身性，達到了自我意識，就成為辯證邏輯。但這一步在形式邏輯的既定框架內是很難達到的，需要一種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否定的勇氣、因為自我意識本身就是悖論：

我把自己當作對象，這樣來意識到我自身；但我只有意識到我自身，才能把我自己當作對象。

我和我自己既有區別，又沒有區別：如果有區別，我意識到的就不是我自身；如果沒有區別，我怎能對自己有任何意識？所以，“我”這個字是形式邏輯不能討論的。如羅索就曾說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命題是“于理不通的”，只能說“思維在”，而不能說“我在”［見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91頁］，換言之，形式邏輯回避甚至排斥邏輯的人文性。

3、辯證邏輯的人文性

自否定(自由)和反思(反身性)構成了辯證邏輯的人文性，包括能動的歷史創造性。因此只有從人文性或歷史方面才能真正把握辯證邏輯，正如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一樣。

形式邏輯以為自己擺脫了人文性，與歷史主義也無緣，甚至不承認自己屬于哲學領域，以為自己只是思維的工具或技術。殊不知，思維的技術也不同于其他任何技術，它已具有了人文性，因為它是“自由的技術”。

形式邏輯之所以不理解辯證邏輯，根本上是由于它沒有人文性的自覺。許多邏輯學家對人文哲學接觸不多，有的邏輯學家回過頭去研究人文哲學，也只是在既定的基礎上汲取一些人文內容，而不是用來深化自己的基礎，更談不上這個基礎的自否定了。

邏輯學家僅僅限于對辯證邏輯及其人文性質加以容忍或放寬尺度，也并不能真正理解辯證邏輯，使自己的思維層次實現某種飛躍。

邏輯學家從辯證邏輯那里獲得的東西并不是形式邏輯的附屬品，而正是形式邏輯在根本基礎上的深化，它必將導致整個邏輯視野的擴展，就象歐洲人對新大陸的發現和整個“地球”觀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