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索托教授在卡薩羅薩達宮的獲獎感言

本文是赫蘇斯 · 韋爾塔 · 德索托教授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五月功績勛章授予儀式上的獲獎致辭，時間為 2025 年 4 月 27 日；原刊于米塞斯通訊，由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評論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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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1956年出生于西班牙馬德里， 奧地利學派 經濟學家， 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 政治經濟學終身教授，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政治經濟學終身教授

首先，我要向這份殊榮——由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代表阿根廷授予我的五月功績勛章——表達衷心的、誠摯的感謝。我也想借此難得的機會，向全體阿根廷人民傳遞一份鼓勵、支持與希望；當然，也向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密切關注這個偉大國家走向的人們致意。

自哈維爾·米萊以壓倒性的票數當選阿根廷總統以來，這個國家已成為目前深陷“國家主義”泥潭、站在歷史十字路口上的所有國家的典范。在這個路口，它可以選擇——正如阿根廷所做的一樣——將自由作為唯一的選擇，以取代持續的政治紛爭、戰爭及各種社會和經濟動蕩，這些都是國家主義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如今正困擾全人類的現實問題。

經濟學早已證明，國家不僅是不必要的虛幻之物，而且從科學角度來看，它也無法兌現其對人類的承諾。在大眾認知中，人們認為國家是不可或缺，因為人們將國家的存在與它當前（盡管低效）壟斷提供的諸多服務及資源劃等號。人們注意到諸如道路、醫院、學校和公共秩序是由國家供給，由于這些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們在沒有進一步分析的情況下就得出“國家必然不可或缺”的結論。

他們沒有意識到，通過市場的自發秩序、企業家的創造力與私有財產，這些產品能以更高品質、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尤其是更道德的方式生產出來。此外，人們還陷入另一種誤區：認為國家是保護弱勢群體、無助者、窮人與貧困者的必要條件，卻沒有理解那些所謂的保護措施——正如經濟理論反復揭示的那樣——實際上往往會對那些它們聲稱要保護的人造成傷害。

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財產權利的界定、獲取、交換與捍衛——這些推動社會進程的核心要素——并不需要暴力壟斷機構的介入。這種機構非但沒有必要，反而適得其反：國家通過踐踏多重合法產權來運作，對產權的保護極其薄弱，更侵蝕了個人尊重私有財產權的習慣。

法律體系是整合法律普遍原則的進化體現，尤其是與人性密不可分的財產權原則。因此法律并非國家（無論民主與否）所制定，而是早已存在于人性之中——縱使它需經由法理學在時間長河中逐步發掘與整合，更需通過進化與習慣的方式在法學理論中確立。國家既無須定義法律，亦無需強制執行或捍衛法律。當今時代，私營安保公司服務已成常態——即便政府機構亦廣泛采用——此理尤為顯明。

若試圖詳述私營部門如何提供當今被視為“公共產品”的服務，實屬不切實際。事實上，若允許無數企業家自由創新，他們必將為當下難題設計出無數創業解決方案——雖然這些方案今日尚不可知。即便是最懷疑論者，也必須承認：由創造性協調行動驅動的市場機制確實有效，其效能恰恰取決于國家是否強制干預社會進程。當市場的自發秩序無法自由發展時，困難與沖突便必然滋生。

因此，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去設想一個由私人安保、防衛和仲裁機構組成的無政府資本主義網絡將會如何運作——每個機構都或多或少地支持著不同的替代性法律體系——我們都絕不能忘記：我們無法確切預知無政府狀態的未來圖景，恰恰源于企業家功能的創造性本質。正如柯茲納所言，正是這種創造力讓我們確信，當所有相關人類的努力與企業家創造力都傾注于解決問題時，任何難題終將被克服。

也就是說，多虧了經濟科學，我們不僅知道市場是有效的，而且知道國家主義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它不能實現它所承諾的。國家不可能在其試圖介入的社會進程的任何領域中完成協調目標，奧地利經濟學派詳細考察了四個原因:

其一，所需信息量極其龐大，而這些信息完全以分散形式存在于每日參與社會進程的80億人之中。

其二，國家干預機構所需的信息主要是隱性且難以言傳的，因此無法以明確的方式傳達，這也意味著國家的指令不具有協調意義。

其三，社會層面的信息并非“既定”的或靜態的，而是隨人類創造力不斷變化的，因此顯然不可能將那些只有在明天才會產生的信息傳遞出來。而這些信息正是國家干預機構為了實現其目標而在明天所需要的。

其四，最關鍵的是，國家指令的強制性阻礙了創業活動的開展，因此使干預機構的指令具有協調作用所需的信息在一開始就沒有產生。

此外，國家一旦存在，其權力擴張幾乎不可阻擋。歷史分析無可辯駁：國家權力從未停止擴張。它之所以持續膨脹，是因為國家這一壟斷性暴力機構，當它與人性相結合時，其危害是巨大的。

國家像一塊不可抗拒的磁鐵，吸引并驅動著人性中的欲望、弱點與最扭曲的一面。一方面，人們試圖逃避其規定，另一方面又竭盡所能利用國家的壟斷權力獲得自身的最大利益。此外，特權利益集團的聯合效應、“政府短視”與“賄賂選票”現象、政治階層的狂妄自大傾向，以及官僚機構的失責與盲目，共同制造了社會不穩定的風險，而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危機又不斷使這種風險加劇；而諷刺的是，這些危機總被政治階層當作借口，要求更多干預。但干預不僅未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惡化。

國家已成為人人仰慕和崇拜的偶像。國家崇拜無疑是當今社會最嚴重、最危險的疾病。我們被教導要相信：每個問題都能且必須被國家及時發現并解決。我們的命運取決于國家以及掌控國家的政客們，他們被認為能保障我們福利所需的一切。

如此一來，人類依然處于幼稚狀態，背離了自身創造性的本質（這恰恰是未來的社會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的根源）。人們渴求擁有一顆“水晶球”，不僅能預知未來，而且能解決可能出現的所有問題。這種民眾的幼稚化被政治階層刻意縱容，因為這為其存在提供了理由，也鞏固了他們的受歡迎程度、主導地位及控制能力。

更有甚者，眾多的知識分子、所謂的專家以及社會工程師也加入了這種對權力的狂熱崇拜之中。就連教會或最受尊崇的宗教派別也未能察覺到，如今國家崇拜已經成為自由、道德與負責任的人類的首要威脅。

國家是一個擁有巨大權力的虛假偶像，被所有人崇拜，它不允許人類擺脫其控制，也不允許人類保持超越其掌控的道德或宗教忠誠。更離譜的是，它還實現了某種在先驗上看似不可能達成的目標：以迂回而系統的方式，向公民群體隱瞞國家本身才是社會沖突與弊病的真正根源，并四處制造替罪羊（諸如資本主義、營利動機、私有財產等），將責任轉嫁于此，并對其施以最嚴厲的譴責，甚至道德與宗教領袖也大多未察覺這種欺騙，或不敢揭露：在這個世紀，對國家崇拜的膜拜才是宗教、道德乃至人類文明的主要威脅。

或許教會內部的主要例外，在于本篤十六世所著的《拿撒勒人耶穌傳》這部杰作。任何具備最基本歷史認知的人，在讀過本篤十六世關于邪惡勢力對人類最大誘惑的論述后，都應明白國家與政治權力實為敵基督的制度化身，我在此直接引用拉辛格的原文：

“誘惑者的手段并不粗鄙到直接建議我們崇拜魔鬼。他只是暗示我們應當做出理性的選擇，即優先考慮一個計劃的、有組織的世界，在那里，上帝作為私人信仰有存在的空間，但絕不能干涉我們的核心目標。索洛維約夫（Soloviev）認為《通往世界和平與福祉的開放之路》（The Open Way to World Peace and Welfare）是敵基督的一本書，然而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部新《圣經》，其真實教義是崇拜福祉與理性規劃。（第二卷，第66-67頁）”

同樣不足為奇的是，例如《指環王》（銷量2.7億冊）的偉大作者J·R·R·托爾金——我們許多人都曾沉醉于他的作品，而我完全認同他的天主教無政府主義思想——甚至宣稱只要有人膽敢說出“國家”這個詞，他就會將其逮捕。因此，既然國家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對人類最核心的本質——自由、創造性與自發行動的能力——實施系統性暴力與脅迫的實體，我們必須得出結論：國家本質上是不道德的，而國家主義構成了對人類的主要威脅。

這場反對舊制度的革命是由我們的前輩——偉大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所領導。在這片土地上，有兩位人物尤為突出：解放者何塞·德·圣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他在給梅塞迪塔斯（Merceditas）的箴言中試圖向她灌輸對真理的熱愛、對謊言的憎恨、對他人的財產尊重與對祖國的熱愛，尤其是對自由的珍視；以及阿根廷自由憲政之父、偉大的胡安·巴蒂斯塔·阿爾貝迪（Juan Bautista Alberdi）。若我們愿忠于這些阿根廷民族的先驅與奠基者，便有責任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而實現這一使命的途徑，正是認識到他們的事業被21世紀的無政府資本主義革命自然地延續了下來。

無政府資本主義是市場自發秩序的最純粹體現，其中所有服務——包括執法、司法和公共秩序服務——均通過純粹自愿的社會合作過程提供。在此體系中，沒有任何領域會阻礙人類創造力與企業家協調的推動力；在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時，效率與正義均得到提升，同時根除了所有國家——或任何暴力壟斷機構——所產生的沖突、低效與腐敗。

最后，我將總結如下：無政府資本主義所傳達的信息無疑是具有革命性的，這種革命性體現在其目標上：即廢除國家，并由一個由眾多私人機構、協會和組織構成的競爭市場機制來取代國家；同時，其手段的革命性尤其體現在學術、社會經濟與政治領域：

其一，在有關自發市場秩序的一般理論的經濟學這一學術領域，它延伸至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并由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所發展——該學派將國家主義侵入任何領域所產生的非協調效應納入分析，也包括對廢除國家的各種路徑、必要的過渡進程，以及將當下被視為公共服務的所有領域的全面私有化的研究，這些均屬于該學科優先的研究方向。

其二，經濟與社會革命。我們甚至無法想象，在完全擺脫國家主義的企業家環境中，人類能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帶來多么顯著的進步，以及引發多么驚人的人類發現。即便在今天，盡管政府不斷加以干擾，一個未知的文明已經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萌芽，其復雜程度超出國家權力的理解與控制范圍。人類創造力的力量如此強大，甚至能從政府留下的最狹窄裂縫中尋得出路。當人們日益覺察到國家具有壓制性的扭曲本質，意識到當國家阻撓創業創造力的驅動力時，每日都有無限的可能被扼殺，公民便會喪失對國家的信任，要求改革乃至廢除國家的社會呼聲將日益高漲。

最后是政治革命。誠然，我們必須始終支持干預主義程度最低的方案，并與致力于通過民主方式限制國家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結成明確同盟。但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不會止步于此——他深知自己能夠也應該做得更多。他明白，終極目標是徹底廢除國家，而這一認知驅動著他每日的想象與政治行動。朝正確方向的漸進式進步固然可喜，但我們不能陷入可能阻礙“終結國家”這一最高目標的實用主義。出于教育目的、為了塑造公眾輿論，這一目標必須始終以系統、透明的方式推進。

一個激動人心的未來正徐徐展開——我們將不斷探尋新的路徑，朝著無政府資本主義的理想邁進：幫助所有人掙脫國家主義的迷幻枷鎖，得以在自由與責任中生活；并且，無論這些人來自何方，我們始終張開雙臂歡迎那些最終洞悉科學與道德真相的人。

這個未來，盡管在今天看似遙遠，卻可能在任何時刻迎來令最樂觀者都瞠目結舌的飛躍。誰能預料到，1989年柏林墻會轟然倒塌，隨之崩塌的還有整個東歐~主義體制？誰又能想到，就在一年半前，阿根廷竟會自由選舉出歷史上首位自由意志主義總統？

歷史已進入一場永不停歇的加速變革進程。正如偉大的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另一位保守無政府主義者，或如羅斯巴德所稱的“古自由意志主義者”）所期許的那樣：當人類首次徹底擺脫國家，將其僅僅化為一段黑暗的歷史記憶時，這場變革將為人類開辟一條全新而輝煌的道路。

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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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京講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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