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紅軍準備第2次長征，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此計劃才終止

1936年10月份，紅一、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紅四方面軍沒有做任何休整，方面軍的領導在懋功一別，相互間還沒來得及見面。紅四方面軍主力就匆匆地向黃河邊開進，伐木造船、準備渡過黃河。按理說，長征剛剛結束，紅軍主力應該統一行動，鞏固陜北根據地。為什么要急于分開？過去的說法是：張國燾不愿意與中央會合，擅自命令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連彭德懷在回憶中都說到：如果沒有張國燾搗亂，把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到河西走廊，2萬多人被馬家軍全部殲滅，否則，三個方面軍還可以保存7萬人左右。

然而，在權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1936年10月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軍委的部署，紅四方面軍第30軍、第9軍、第5軍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這樣看來，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并不是張國燾個人的決定，而是奉中共中央和軍委的命令。

三軍會師之后，蔣介石為了“攘外必先安內”，決心趁紅軍立足未穩，調集重兵將紅軍圍殲在陜甘寧地區。張學良不愿意打內戰，但又不能違抗蔣介石的命令，于是就向中央高層通報了這個情況，表示將盡量拖延，并建議紅四方面軍迅速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國民黨的大軍壓境，紅軍再一次面臨著生死關頭，派彭德懷指揮西征戰役，占領寧夏，打通和蘇聯的聯系，取勝的把握并不大。如果拿現有的紅軍去和蔣介石硬拼，這不是中共中央的作風，在那些日子里，中央想方設法延遲國民黨軍的進攻，為紅軍尋找新的出路。毛主席、周恩來、朱德、徐向前、賀龍等都利用自己的關系，給國民黨大員和社會名流寫信，做統一戰線工作，表示紅軍愿意與他們建立聯系。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致中國國民黨書》，向蔣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確表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派出自己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起開始談判，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總而言之，只有三個字：打不得。如果此時，真的與國民黨打起來，長征保存下來的紅軍寡不敵眾。如果陜北站不住腳，紅軍還能到哪里去？當時紅軍真的是處在千鈞一發的危難關頭。

煞費苦心地游說，并沒有解除陜北蘇區面臨的軍事威脅，蔣介石沒有改變立場，盡管日軍入侵，國難當頭。但他還是要堅持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先消滅紅軍，再去對付日本人。現在好不容易把紅軍圍困在陜北，絕不放棄這個機會。1936年10月16日，蔣介石下達“進剿令”，國民黨西北綏靖公署主任兼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發布了“剿匪計劃綱要”，命令各部隊向紅軍發起總攻，蔣介石飛抵西安坐鎮，親自監督執行他下達的“進剿令”。國民黨來勢洶洶，先后占領華家嶺、會寧、通渭、靜寧等地，紅5軍副軍長羅南輝遭敵機轟炸，壯烈犧牲。

既然和談沒有希望，那么，中央就要為紅軍尋找新的出路。于是，紅四方面軍主力不得不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寧夏戰役計劃：三個方面軍合力占領寧夏，打通和蘇聯的陸上交通，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從這里就可以看出，原本計劃是3個方面軍全部西渡黃河，紅四方面軍只是先頭部隊。

1936年10月28日，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的紅9軍、紅30軍渡過黃河之后，留下紅5軍看守渡口和船只，率領部隊向一條山殺去，配合一方面軍奪取寧夏。然而，短短十天之內，黃河東岸的情況急劇變化，胡宗南占領黃河東岸，而黃河西岸在此前已經被關麟征占領，徹底切斷了紅一、紅四方面軍之間的聯系，后續部隊想渡過黃河已經不可能，寧夏戰役計劃就無法實施。面對如此嚴峻的局勢，中央就不得不重新調整部署。

11月8日中央秘密制訂了《作戰新計劃》，準備向陜南、山西和鄂豫皖發展。以一部分兵力佯示紅軍欲北渡黃河，吸引胡宗南等北進寧夏。然后紅軍主力南下，擴大紅軍和給養問題。待適當的時候，再進山西。如果不能與閻錫山達成妥協，在山西站住腳，就實行第二步，出冀魯豫之交；再南渡黃河，第四步到皖魯；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陜，最后轉至西北。徐向前、陳昌浩所部組成西路軍，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至兩年完成之。

這個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林育英制訂的計劃只通知了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五個人，這個秘密計劃除十人之外，紅軍各級指揮員都不知道，張國燾也沒有通報徐向前、陳昌浩。西路軍西進，主要就是為了隱蔽陜甘紅軍的戰略企圖，調動和迷惑敵人，保證河東部隊實施戰略新計劃。

西路軍先后占領了永昌、山丹，而陜北的紅軍情況卻越來越危急，被國民黨大軍壓得喘不過氣來，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和各地方軍閥，胡宗南、關麟征、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李仙洲等指揮的260個團，把陜北根據地重重包圍。蔣介石見紅軍長征之后，疲勞衰弱，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恢復，他要抓住這個機會將紅軍一舉消滅。

雖然三軍會師是原本是一件好事，但隨之而來的生活困難著實讓中央發愁，吃穿用的都嚴重匱乏，紅軍各部隊都沒有辦法維持最低的生活需要。紅軍再次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貧窮落后的陜北缺衣少食。張國燾到陜北之后，發現這里比他想象的還要困難，蓮河灣一帶在陜北是比較富裕的地方，但依舊人煙稀少、糧食有限。保安是我見過的縣城里邊兒最荒涼的一個，它的規模不及長江下游的一個集鎮，連年天災，房屋大多數已經倒塌。街上通常是紅軍戰士多于老百姓，糧食只要一年豐收，就能夠吃三年，但是這樣的好年景卻是百年難遇。（出自張國燾回憶錄）

保安說是1個縣城，卻只有百把人口，縣政府是一個破窯洞，縣衙內只有四五個人，除了縣長，有一個收發兼秘書，一個伙夫，還有一兩個干雜事的人。站在保安高處四看，一望無際的高原上點綴著幾座破廟和屈指可數的破窯洞，真是名副其實的窮窩窩。彭德懷電告中共中央：山城堡勝利后，馬上進入冬天，國民黨暫時轉入守勢，我們應該趁機整理部隊，請中央準備兩個月的經費，共需30萬元。”

30萬對于中央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根本辦不到，由于軍費缺口太大，天氣越來越冷，很多紅軍戰士還穿著長征前的破爛衣服。紅31軍蕭克向彭德懷匯報：“我軍給養除后方直屬隊外，生糧二天，干糧三天。草鞋每人平均一雙，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11月30日，紅4軍陳再道向彭德懷匯報：“我們有個別逃亡掉隊，部隊無經濟，柴菜困難，可否發給一部分經費？”

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圍困和紅軍內部的困難，中共中央非常憂慮，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制止國民黨的進攻，為紅軍求得喘息的機會，改善惡劣的生存條件，才能扭轉被動的局面。于是，中共中央就商量再次與國民黨進行談判，起草了一份《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表明中共中央態度，只要蔣介石允許紅軍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同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戰。指示在上海進行地下工作的潘漢年，立即到南京與陳立夫、陳果夫秘密接觸。表達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基礎上與國民黨合作，只要蔣介石停止對紅軍的進剿，紅軍接受改編，與國民黨軍隊一起開赴抗日前線。

陳立夫向蔣介石轉達了中共的建議，但是蔣介石不允許紅軍的存在，一定要把紅軍置于死地，他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條件：“紅軍只能保留3個師，師長以上一律遣送出洋，軍事將領按才使用。”這樣苛刻的條件，中共中央肯定是沒有辦法接受的，既然談判沒有希望，又面臨四面包圍的巨大壓力，坐以待斃總不是辦法，中共中央決定實施戰略新計劃，放棄陜北蘇區向山西、陜南轉移，這是一個關乎全局和紅軍命運的大事，等于進行第二次長征。

為了避免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造成誤會，發生軍事沖突，11月30日，中共中央就向張學良通報了這次秘密計劃，沒有想到張學良力排眾議，要紅軍就地堅持，不要進行戰略轉移。他說道“一二月份之后，綏遠、西北、全國有較大變化的可能，建議我軍熬過一兩個月。”張學良所謂的“較大變化”究竟是什么含義？中共中央任何人都沒有想到，12天之后，他會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督戰，他對東北軍、西北軍不肯配合胡宗南進攻紅軍，非常不滿意，所以到西安坐鎮指揮。張學良、楊虎城抱著最后一線希望，輪流向蔣介石諫言，但蔣介石絲毫沒有動心，大聲呵斥張學良：“你們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會改變剿共的政策，我有把握消滅紅軍，紅軍現在已經成為流竄的烏合之眾，他們必須聽從政府的命令，交出武器，遣散紅軍。如果還要頑抗，我將以數十倍的兵力對付殘余之敵，消滅他們有絕對的把握，現在東、西、南三面已經合圍形成。用不了多長時間，就可以全部解決。”

蔣介石與中共交手十年，他認為，現在紅軍勢單力薄，是圍剿的最好時機。錯過這次機會，以后就難以預料。1936年12月12日凌晨，蔣介石駐地華清池響起槍聲，張學良衛隊發起進攻，西安事變發生。局勢發生轉折，紅軍的《作戰新計劃》才被終止。

參考文獻《周恩來年譜》、《毛澤東年譜》、《一個叛徒的自述》、《西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