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難求 專家呼吁：應加快建立中長距離器官轉運平臺

中經記者 孟慶偉 上海報道

“在目前合適供體心臟極度缺乏的情況下，供心遺失率高達25%至32%，這是限制心臟移植術數量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前，在第十四屆全國低溫生物醫學及器械學術年會上，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心臟大血管外科主任醫師孫文宇教授表示，在全球范圍內，供體心臟依然面臨低溫保存與轉運的技術瓶頸。

孫文宇向《中國經營報》記者介紹，目前心臟移植術仍是治療終末期心力衰竭的唯一根治性手段，但全球范圍內的移植數量遠不能滿足臨床需求，核心原因在于供體短缺與保存受限。

他建議，一方面可依托國家區域醫學中心建設及紅十字會醫學捐獻中心信息庫，借鑒國外成熟經驗，完善器官捐獻的區域協同與協調機制；另一方面，應加快建立專門的中長距離器官轉運平臺，以提升供心利用率。

供需矛盾突出

心力衰竭是過去十余年來全球唯一呈增長趨勢的心臟疾病。孫文宇指出，在我國，心血管疾病負擔持續加重，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其中心血管病死亡占全部疾病死亡的約40%。由于搶救時機延后，我國潛在心衰患者比例明顯高于西方國家。

雖然人工心臟技術不斷取得突破，但心臟移植仍是治療終末期心衰的唯一根治性手段，屬于終點治療。

據孫文宇介紹，目前國內經驗豐富的移植中心手術死亡率低于5%，術后1年、3年生存率分別高于90%和75%，短期及長期效果均優于其他治療方式。

然而，受制于供體缺乏及高遺失率，心臟移植術在全球范圍內依然難以滿足需求。他提供的數據顯示，美國每年實施約5000例心臟移植，但仍有超過6萬名患者在等待供體，且等待人數逐年上升。我國2024年共有64家醫療機構實施1064例心臟移植，比2023年增長7%，是2015年的3.8倍，但供需失衡依舊突出。

據國家衛健委人體組織器官移植與醫療大數據中心數據，截至2024年10月，全國共有17.1萬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移植，其中申請等待心臟的為3316人。公開資料顯示，全國終末期心衰患者約達100萬人，每年新增約300萬例。兒童患者方面，每年約有4萬名心衰兒童，但能接受移植手術的僅七八十例。

供心極其“脆弱”

心臟移植供體主要來源于腦死亡患者，且需滿足年齡、無心臟病史、血型匹配、淋巴細胞匹配等一系列嚴格條件。

“供心保護難度極大。”孫文宇解釋，一旦出現心源性肺水腫，供心即無法使用；此外，與腎、肝、肺等供體相比，心臟的保存時間更短，超過安全冷缺血時間將無法用于移植。

所謂“冷缺血時間”，是指器官自離體低溫保存至移植后恢復血供的間隔。當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將供心置于4℃下靜態冷藏（如UW液或HTK液），通過降低細胞代謝速率延緩缺血損傷，但通常保存時間不超過4至6小時。

孫文宇表示，臨床普遍認為，最長的保存時限通常不超過5小時，一般認為3至4小時為最佳時限，超過這個時限即會導致心肌細胞不可逆損傷，并顯著增加術后并發癥風險。

“建中長距離轉運平臺是關鍵”

如何延長供心保存時間，成為擴大移植規模、提高手術成功率的關鍵環節。

孫文宇指出，傳統4℃冷藏保存并不能完全抑制心肌代謝。近年來，國際上出現了持續機械灌注保存技術，通過在低溫或常溫下向離體心臟持續灌注含氧血液或保存液，維持其代謝功能，使保存時間可延長至8小時以上。但該系統結構復雜、維護成本高，難以廣泛應用；且研究顯示，持續低溫灌注可能導致心肌細胞外水腫加重，影響移植效果。

“在供體極度稀缺的情況下，如何降低供心遺失率至關重要。”孫文宇強調。

他建議，一方面可依托國家區域醫學中心建設及紅十字會醫學捐獻中心信息庫，借鑒國外成熟經驗，完善器官捐獻的區域協同與協調機制；另一方面，應盡快建設覆蓋全國的中長距離器官轉運平臺，結合高鐵、動車、直升機等交通條件，研發符合國情的長距離便攜式低溫保存轉運平臺。

孫文宇告訴記者，目前我國有專門的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PO）和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但專門的轉運平臺，尤其長距離低溫保存設備尚未成熟，國家應加大這方面的研發力度。

據了解，早在2016年，原國家衛計委、公安部等六部門就建立了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機制。而2023年實施的《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也明確提出建立綠色通道工作機制，高效、暢通運送遺體器官。多年來，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機制在縮短器官轉運時間、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時，孫文宇還建議，加強心臟保存液及降復溫裝置的研發，力爭將安全冷缺血保存期限延長至12小時甚至24小時，為更多患者爭取手術機會。

“如果能實現8小時的安全保存時間，就能讓心臟移植術在國內更廣泛地開展，并讓醫生更從容地完善手術。”孫文宇說。

（編輯：郝成 審核：吳可仲 校對：翟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