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沈醉與前妻闊別30多年重逢，告訴前妻現任：叫我三哥吧

【1980年12月，北京西客站】 “爸，你真要去香港嗎？”女兒沈美娟摘下圍巾，聲音壓得極低。 “得去，三十多年沒見，你媽和你弟弟妹妹都在那里。”沈醉把棉帽壓緊，回答得干脆。短短一句對話，道出他此行的分量。

火車緩緩駛離，北方的寒風鉆進車廂，沈醉把手伸進舊軍大衣口袋，摸到那封折痕密布的信。落款時間是兩個月前，寄信人粟燕萍。他輕輕抖開紙張，一行行端正小楷像是舊時代的回聲，提醒他：有些債，遲早要當面還。

很多朋友只記得沈醉的軍統頭銜，卻忽略他在云南起義、在功德林改造、又被特赦的漫長曲線。身份在變，目標卻始終是活下去。可活下來之后呢？他常說，最怕半夜醒來找不到“家”的方向。那幾個孩子、那位苦等的女人，就是方向。

時間撥回1937年，湖南臨澧。年輕教官沈醉把誤入深水區的學員拉上岸，一身濕透卻笑得燦爛。那姑娘叫粟燕萍，眼里帶光，后來提起此事仍打趣：“若不是你救我，我就成了軍統最早的‘水鬼’。”一句玩笑，卻埋下了情緣。

抗戰緊張，長沙到常德的路顛簸泥濘。粟燕萍父親病危，她求沈醉捎她一程。臨終老人拉住沈醉的手，說出“拜托”二字時，屋里油燈忽閃，那種壓頂的責任感此后伴了沈醉一輩子。母親提醒他：點頭便是承諾。于是，他寫詩示愛，她回詩相答，兩顆心在烽火中靠得很近。

1938年11月24日，他們冒著戴笠“戰時禁婚令”成親。那一晚，常德城外炮聲隱約，洞房里卻是燭影搖紅。沈醉后來回憶：婚書用的是臨時買的毛邊紙，“世事無常”四字寫得歪歪扭扭，卻最貼切。

婚后數年，他們生了六個孩子。粟燕萍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在“相夫教子”上，而沈醉的注意力更多在上層暗潮：“戴老板”盯上她那一刻，他干脆不再攜妻出席應酬。有人笑他小題大做，他只回一句：“你不懂他的手段。”

1949年國民黨節節敗退，毛人鳳電令沈醉守云南、清人頭。沈醉拖著不辦，還暗助楊杰離開。形勢山雨欲來，他決定先送妻兒赴港。那天昆明巫家壩機場霧很大，最小的孩子才一歲多。粟燕萍把圍巾往他脖子上一繞，“好好活著”四字說出口便泣不成聲。飛機起飛那刻，他心里明白：這可能就是一世。

隨后，盧漢起義，沈醉簽字站到人民一邊，卻仍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十年勞改，他學俄語、抄《資治通鑒》，也把那條舊圍巾拆成布條做書簽。1960年大年初二，他被第二批特赦。北京的天空冰藍，杜聿明拍他肩膀：“老沈，新日子開始了。”他笑，卻想不出去哪里吃第一頓團聚飯，因為家散在千里外。

粟燕萍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朋友一落地便“蒸發”，她當掉首飾租下唐樓頂層。靠針線活、靠舊同學的勉強接濟，才把幾個孩子拉扯大。1953年臺北傳來“沈醉已被槍決”的消息，她先是發怔，接著用一天時間給亡夫燒紙，紙上寫的那首七言詩，六年后輾轉送到北京。

再聯系上已是1961年。沈醉拿到回信，站在雍和宮街口雪地里，久久沒有拆開。信里一句“我已改嫁，請勿掛懷”，讓他痛卻也釋然：活著的人總要繼續。他安排女兒來北京，試探又怯生。第一次見面，他靠在站臺欄桿，遠遠喊：“孩子，是我。”兩人都哭，淚水蒸成白霧。

1965年，在組織幫助下，沈醉與護士杜雪潔再婚。日子平穩，他常在政協禮堂里整理舊檔案，記錄起義經過。1980年，這份材料終于被官方認定，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證書到手那天，他第一件事就是給香港打越洋電話，說：“我現在可以光明正大去見你們了。”

1981年初春，尖沙咀一家老式旅店燈火通明。沈醉推門進屋，粟燕萍黑白相間的發絲晃了晃，幾秒遲疑后，才輕聲：“老沈。”唐如山站起，面帶客氣又緊張的笑。沈醉握住他的手：“兄弟，喊我三哥就行。”空氣里像有人突然擰開了閥門，沉默、淚水、掌聲一股腦涌出。

那一夜，他們把所有孩子叫到一起拍合影。最小的已經大學畢業，幫擺相機角度時打趣：“爸，這可不是特務照，別站得那么筆直。”眾人都笑。沈醉卻還是挺胸——那是舊時代烙下的本能。

團聚僅僅三周，沈醉便攜女兒返京。他解釋：“香港好，但我的根在北方。”誰都知道，他更在意的是另一種責任——為后來者提供可參考的歷史樣本。回到政協，他繼續口述回憶錄，把云南起義的細節一條條補全。有人勸他多寫自己傳奇的愛情，他擺手：“家事已落地，寫國事更要緊。”

1996年3月，沈醉病逝。整理遺物時，杜雪潔在抽屜里發現那封泛黃信紙與一張合影。照片背面，他寫了一行小字：“欠你的，也欠自己的，已盡力補齊。”沒有華麗詞藻，卻把三十多年離散與重逢的酸楚，妥帖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