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東北局5人被稱為“五虎上將”？周桓二十多年后表達歉意

1979年初春的一天，在中組部招待所的病房里，周桓虛弱地握著張秀山的手：“老張，那句‘五虎上將’真是坑了你們，我欠各位一個道歉。”

這一聲“對不起”，橫跨了整整二十五年。說來諷刺，被貼上標簽只需一分鐘，洗掉卻得用小半輩子。要搞清楚“五虎上將”這頂帽子從何而來，得把目光拉回到1954年那個敏感的節點。高饒事件剛剛過去，東北局上上下下等著中央的新指示，氣氛壓得人喘不過氣。干部們在高干會議上互相打量，生怕一個不小心被歸入“高饒余黨”。

會場里，周桓發言，本想配合中央定調，順手舉了個例子，話鋒一轉：“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郭峰、馬洪，在東北可是一股勁頭大的‘五虎上將’。”臺下沒幾個人當笑話聽，大家心里都明白，“五虎”可不僅僅是三國戲臺上的褒義詞，暗指“結伙”“抱團”，聯想空間很大。

東北局的干部原本就背景復雜。高崗曾長期主政東北，林楓、張秀山等人同他合作多年。高饒事件后，誰跟高崗走得近，誰就容易被懷疑。周桓的“比喻”被迅速放大，從一間會議室傳到機關大院，再擴散到各省市黨委。短短數周，一頂和高崗掛鉤的帽子便穩穩扣在了五個人頭上。

他們五人確實在東北局舉足輕重—— 張秀山，第二副書記，陜北紅軍出身，解放戰爭時在松江、遼寧兩省主持大局，業務老道，人緣廣。 張明遠，白區打拼十年磨出的老地下黨員，1949年調東北局時已是資歷深厚的政工高手。 趙德尊，清華大學畢業，知識分子氣質明顯，籌劃政策有一套，被譽為“學者書記”。 郭峰，早年隱蔽在東北軍當助手，抗戰一爆發就鉆進槍林彈雨，脾性直爽。 馬洪，年齡最輕，靠調研和文字功夫脫穎而出，高崗器重，擅長把復雜問題說清楚。

這五個人并沒有私下結拜，他們的共同點是都坐在東北局高層，且或多或少與高崗交集較深。當時輿論簡單粗暴：高崗出事，他的“心腹”當然也不干凈。于是，“五虎上將”成了政治符號。不得不說，政治空氣稀薄的時候，語言威力大過子彈。

1955年，中央論處高饒遺留問題，處理以“降職使用、下放勞動”為主。張明遠被送到中科院當辦公廳副主任；趙德尊去了東北制藥總廠，掛名副廠長；郭峰下到旅大柴油機廠，以廠長身份聽候調遣；馬洪則在北京建筑公司任副經理；張秀山待遇稍高，留在軍區但不再分管要害，多數時間跑地方基層。行政級別一降，再加上風聲未過，外界沒人敢和他們走得太近。

有意思的是，這些人看似沉寂，實際各懷心思。張秀山到了黑龍江農村，開會、下地、拉小麥袋，邊苦活邊琢磨政策漏洞；趙德尊折騰設備改造，一頭扎在藥廠試驗室；郭峰跑市場、算成本，喊出“柴油機要自力更生”；馬洪研究建筑機械化，晚上還寫經濟筆記；張明遠則從科研行政里摸到管理規律，同事說他“骨子里像個做實驗的”。在基層摸爬滾打的經歷，讓他們對宏觀治理有了新的體會，反倒成了后來復出的資本。

時間撥到1966年，運動驟起，五個人再次被拎出來批判，“五虎上將”的舊賬被翻炒。趙德尊在大字報下寫檢討，郭峰被關牛棚，馬洪帶隊去延安“再教育”，張明遠、張秀山則被集中學習。那幾年，個人命運幾度沉浮，外人甚至猜測他們是否還能等到澄清的那天。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政策撥亂反正才出現轉機。1979年初，中央組織部準備落實干部政策，五人被列入“需盡快安排”名單。周桓這時已患重病，聽說名單里有張秀山，主動提出見面。于是才有了病房里那一聲遲到的道歉。周桓眼圈通紅：“一句玩笑，誰想到會鬧成這樣。”張秀山輕聲回：“形勢逼人，怪不得你。”兩位老人簡單交流，卻把當年種種心酸壓縮進寥寥幾語。

當年年底，趙德尊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書記，郭峰進入遼寧省委常委班子，張明遠獲邀出任某省副省長，他自覺年齡偏大，謝絕后擔任省政協副主席。馬洪走上國務院副秘書長崗位，主管經濟研究；張秀山則調國家農委，主管林業、農墾。五人職位各有高低，卻都算重新歸隊。

外界常用“皆大歡喜”來形容這幕收尾，但細究之下，損失已無法追回。十幾年的黃金歲月耗在工廠、農場、牛棚，政策錯位帶來的機會成本極大。遺憾的是，這些經濟、社會、人才賬目很少有人細算。

值得一提的是，“五虎上將”一語并非出自中央文件，而是現場隨口一說，卻在政治鏈條里滾成了一顆雪球。任意一句套話若缺少機制過濾，輕則傷感情，重則誤國。周桓的無心之言，提醒后來者三個教訓：

1. 環境高壓時，語言須慎重，玩笑都可能成為罪證；

1. 組織決策需要多源信息，不能只憑一句口號；

1. 干部使用應留有回旋，給被錯判者補救空間。

試想一下，如果1955年能更審慎，或許東北工業政策不會因失去幾位行家而走彎路；如果1966年少一些標簽，黑龍江醫藥、遼寧機械也許更早升級。不過歷史沒有如果，能做的只有記錄、提醒。

有人問，他們對那張“貼紙”真的就一點怨氣沒有？郭峰晚年打趣：“怨氣？車間噪音都比它大！”看似輕描淡寫，背后是時代給出的另一種訓練——把個人恩怨塞進口袋，先把工作做好。

今天聽來，那句“五虎上將”既荒誕又辛辣。荒誕在于它把正常的工作伙伴硬湊成“小集團”，辛辣在于它折射出當年政治敘事的簡單粗暴。好在歷史終究往前走，終究有人會回頭糾正。

周桓走后，張秀山整理過一段座談記錄，里面有一句話耐人尋味：“人這一輩子，總有無法抹去的筆誤，重要的是別讓它毀掉更多人。”這句話既像自勉，也像警示。

故事到此并未結束。1990年代，東北某地修史志，編輯請五人中的幸存者提供資料。趙德尊只加了一行：“1954年我等被稱‘五虎上將’，實為誤傳。全文不必回避，但請注明‘誤傳’二字。”他堅持這件事寫進正式史籍，理由很簡單——讓后來讀到的人明白，一句口號壓彎的不僅是五個干部，更是一段發展機會。

追問一句：如果再有人隨意套用“某某幫”“某某系”，是否會想到“五虎上將”的前車之鑒？答案尚待時間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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