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中將李玉堂：赴臺被蔣介石下令槍決，1983年大陸追認為烈士

1983年2月，北京民政部一間不大的會議室里，幾位老人接過印著“革命烈士”四個大字的證書，神情沉默而執拗。證書上的名字叫李玉堂，年輕的工作人員低聲詢問：“他是誰？”提問沒有得到立即的回答，因為在不少檔案里，這個名字曾被貼上“叛亂”、“匪諜”的標簽。

鏡頭轉回三十二年前。1951年除夕夜，臺北監獄外寒風凜冽，夜空偶有煙花閃過。憲兵拉開鐵門，押出一對夫妻。陳伯蘭低聲說：“是不是要放人？”李玉堂只是輕輕搖頭，嘴角帶著苦笑。短短幾步，他們看見行刑車旁站滿荷槍實彈的憲兵，答案已經寫在空氣里。

要弄清這位國軍中將為何走到刑場，得把時間線再往前撥。1899年3月，山東廣饒一戶地主人家添了第四個兒子，取名玉堂。與鄉鄰相比，他的童年頗為寬裕——私塾、振華高小、河西國民學校，一路讀下來，對新思想頗感興趣。

1915年，袁世凱復辟稱帝，北方學生營里喊聲震天。17歲的李玉堂擠在人群中，高呼“驅逐賊酋”，第一次摸到了步槍。袁氏改元失敗，學生營散伙，他回鄉轉進濟南公立工業學校，主攻金工，原本有機會當一個工程師。

五四運動爆發，抵制日貨之聲傳遍齊魯。李玉堂咬破指尖寫血書，誓言從軍。他先投晉軍炮兵，見識了舊軍閥的混賬作風，三個月后憤然離隊，隨即奔赴廣州報考黃埔一期。那年夏天，他和堂弟李延年踏進校門，重新把命運交給槍炮。

北伐打響，李玉堂被分到第一師二團。淡水一役，他第一個攀上城樓插旗，士氣飆升；龍潭方向吃緊，他拍桌請戰，硬是在孫傳芳主力面前撕開缺口。蔣介石盯上了這個山東小伙，連續擢升。可在圍剿紅軍時，他指揮失當，被紅軍圍點打援吃了大虧。三團全沒，旅長當場槍斃，他也由少將降為中校。蔣雖惱火，卻仍把他送進陸軍大學將官班“回爐”。

抗戰全面爆發后，李玉堂再次登場。淞滬會戰中，他的第十軍拼到彈盡；武漢棺材山，他帶人連打兩輪肉搏，尸體竟堆成掩體。泰山是他故鄉的象征，前線官兵干脆管這支隊伍叫“泰山軍”。第一次長沙會戰，金井失利，他被免職；薛岳急缺中堅，只好把他請回。第三次長沙會戰，他咬著牙拖住日軍，最終戴上青天白日勛章，又成了二十七集團軍副司令。

日本投降后，他受命防守兗州。面對華東野戰軍凌厲攻勢，兗州半月即失，李玉堂被撤。三大戰役后，薛岳退守海南，把這位老部下招到身邊。此時李玉堂已心灰意冷，妻子陳伯蘭的姐夫陳石清乃地下黨員，多次勸他尋找出路。李玉堂同意了，寫信給葉劍英，請求起義。

意外接踵而至。海南尚未易手，蔣介石調李玉堂赴臺整編。信件還在暗線上往返，他已身在臺北。部隊內部互相揭發的風氣很快把那封信捅了出去。特務上門，全家被捕。審判時，錢大鈞奉命主審，暗示李玉堂“把事推到家屬身上或許能保命”。李玉堂只說了一句：“責任我自己擔。”至此再無回旋。

蔣介石不滿“七年徒刑”的原判，催令重審。行刑名單下達得極為隱秘，連軍報都禁刊。除夕夜，李玉堂換上干凈軍服，挽著陳伯蘭走出牢門；憲兵隊長讀完判決，兩人面無懼色。槍聲響在夜色里，附近的鞭炮此起彼伏，臺北城多半人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幾個月后，蔣介石勒令全案封檔，家屬嚴禁張揚。李玉堂留下的唯一“遺物”是一封寫給長女的信，寥寥一句：“生當守信，死亦無憾。”二十多年過去，李家女兒不斷上書，兩岸局勢卻冰封難破。

轉機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1983年冬，中央檔案館核對抗戰舊檔，發現葉劍英親批“李玉堂可聯絡”字樣；軍事科學院專家認定，李氏確有起義意向且未參加對人民軍隊的實質抵抗。民政部據此追認其為革命烈士。烈士證書發下那天，李家后人紅著眼眶，握著證書說：“父親沒有白寫那封信。”

2004年，臺北“促轉會”重新檢視戰后政治案件。卷宗里，錢大鈞的手批仍清晰可見：“未獲謀逆實據。”島內最終撤銷原判，給李玉堂夫婦頒布“恢復名譽證書”。昔日的死刑犯，在另一塊土地也被承認蒙受冤屈；這種反差耐人尋味。

將軍之死看似波瀾壯闊，實則映出亂世軍人的兩難：與舊主決裂，需要勇氣；投向新生，也可能血濺刑場。有人說李玉堂是“騎墻者”，有人稱他“迷途知返”，爭議曠日持久。不過檔案里的墨跡早把選擇釘死——那封寄不出的信，既是求生，也是一張背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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