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共推自貿協定談判重啟：機遇、價值與挑戰并存

面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三國聯手尋求破局，一個規模超24萬億美元的經濟圈正在醞釀。

11月1日，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在韓國與韓國產業通商部長官金正官舉行會談，雙方就推動盡快恢復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達成共識。

王文濤強調，中方愿與韓方共同加強在世界貿易組織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框架下合作，推動盡快恢復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

這是時隔多年后，中日韓三國再次就重啟自貿協定談判發出的明確信號。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暗流涌動的當下，這三個東亞重要經濟體尋求更深層次經貿綁定的舉動，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一，戰略性重啟：三國攜手破局。

王文濤與金正官的會談，標志著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重啟已正式提上議程。

王文濤在會談中強調，中韓是重要的鄰國和伙伴，雙方應通過生產供應鏈合作熱線、出口管制對話機制和貿易救濟合作機制等渠道加強協調。

金正官回應稱，韓方愿與中方共同努力，加快韓中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進程。這一積極姿態顯示，中韓兩國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雖已持續十年有余，但屢屢因區域政治緊張和經濟發展差異等因素受阻。

如今，隨著國際經貿環境變化，三國對重啟談判展現出新的積極性。

二， 東亞三國經濟規模與影響力巨大。

中日韓三國作為亞洲至關重要的經濟體，其合作規模與影響力不容小覷。2023年，三國GDP之和占全球總量的24%，三國間貿易額約占全球的20%。

更為重要的是，三國貢獻了亞洲經濟增量的70%和全球經濟增量的36%。這一數據凸顯了三國合作對區域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2024年，中日韓經濟規模達到24.64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84.43%，占全球的22.13%，占RCEP區域的80.43%。

如此龐大的經濟規模，意味著三國達成自貿協定將顯著改變區域經貿格局。

研究測算，中日韓自貿協定達成將為三國GDP帶來0.3%-1.1%的增量。

這一增長雖然看似不大，但在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卻顯得尤為珍貴。

三，中日韓三國合作基礎：堅實而廣泛。

中日韓經貿合作擁有堅實基礎。

數據顯示，2024年中韓雙邊貿易額增至3280.8億美元，中國連續21年位居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國，韓國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國。

在合作機制方面，三國已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機制以及中日韓合作秘書處等系列機制中持續深化合作。

這些合作為區域乃至全球經貿發展注入更多穩定性。

2025年將是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十周年。

雙方已就協定第二階段舉行多輪談判，就跨境服務貿易、投資、金融服務等深入磋商并取得積極進展。這為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重啟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地方層面，中韓兩國已開展了創新實踐。

如中國威海與韓國仁川的“雙城雙館”模式堪稱典范。

自2015年以來，雙方累計舉辦經貿交流活動超320場，拉動進出口貿易額達10億美元。

四，中日韓自貿協定簽署面臨的障礙

盡管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面臨重要機遇，但其挑戰同樣不容忽視。

三國經貿依賴度下降態勢明顯。2021-2024年間，中日韓三國區域內貿易規模從約8500億美元降至約7370億美元，下降13.5%。

更令人擔憂的是，區域內貿易依存度從19.4%下滑至16.5%，明顯低于歐盟（65.7%）和北美（40.1%）的水平，也低于亞洲平均水平（56.3%）。這一數據顯示三國經貿合作仍有巨大潛力未能釋放。

談判自2012年啟動以來已逾十年，其間屢次擱淺，根源在于其挑戰是結構性的、多維度的。

1，經濟結構的矛盾：

農業是日韓，尤其是日本絕難輕易放開的“領域”。其國內強大的農協組織和政治選票制度，使得任何一屆日韓政府在對華農產品開放問題上都如履薄冰。與此同時，中國在制造業領域的全面競爭力，也讓日韓部分產業心存戒備。此外，在國企競爭中立、勞工與環境標準、知識產權保護等“邊境后”規則上，三國的法律法規和發展階段存在顯著差異，協調難度極大。

2，地緣政治的持續干擾。

這是談判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歷史問題、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如同懸頂之劍，隨時可能因一個突發事件而引爆，并迅速“蔓延”至經濟領域。日韓關系受慰安婦、強征勞工等議題影響，波動頻繁。而作為美國在亞太的核心盟友，日韓的外交與安全政策深受華盛頓影響。

美國推出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舉措，雖實質性市場開放承諾不足，但其戰略意圖之一便是重塑排除中國的區域經濟架構，這無疑會讓日韓在推進CJK FTA時面臨巨大的聯盟政治壓力，不得不進行艱難的戰略平衡。

3，國內政治的博弈掣肘。

三國均面臨國內利益集團的巨大壓力。除了日韓的農業游說團體，中國的部分行業也可能擔憂在高技術領域面臨更激烈的競爭。三國政府都需要強大的國內政治領導力和輿論引導能力，去說服民眾，短期的調整陣痛是為了換取國家長遠的戰略利益。

五，前進路徑：共識與分歧并存。

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重啟，需要三國共同找準前進路徑。

遲福林建議，盡快達成高于RCEP的中日韓自貿安排。例如，在服務貿易領域的規則對接、標準互認等方面盡快達成一致。

同時，加快推進市場相互開放，在更大市場開放中創造更多的合作機遇。比如盡快制定實施高標準的三國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

專家認為，中日韓共同推進新興服務貿易發展，將形成區域自由貿易的重要引擎。比如，數字服務已成為中日韓三國服務業增長最快的領域之一。

2023年，中國數字服務進出口總額達3666億美元，同比增長3.5%。中日韓三國在跨境數據處理、數字醫療、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服務等領域互補性顯著。

可以依托現有合作機制，探索建立跨境數據流動便利化通道、數字平臺標準互認機制，并在數字醫療、智慧城市、數字文旅等領域設立合作試點項目。

2026年，中國將擔任APEC東道主，這為中韓兩國繼續引領APEC合作邁向新篇章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屆時，中日韓自貿協定的前景或將更加明朗。

道路雖然曲折，但三國經貿合作的深度互補性和共同利益不會改變。

正如遲福林所言，面對共同挑戰，中日韓達成自貿協定不僅是保障自身發展利益的現實選擇，更是維護區域產供鏈安全穩定和自由貿易秩序的關鍵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