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良師益友楊翼驤先生——倉修良教授訪談錄

左起：陳光崇、楊翼驤、高振鐸、楊廷福、 倉修良、吳澤、趙呂甫

• 訪談對象：浙江大學 倉修良 教授
  

• 訪 談 人：浙江大學 鮑永軍 副教授

• 文字整理：鮑永軍

• 訪談地點：倉先生家

今年是老一輩著名史學史專家楊翼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心準備舉辦專門的學術研討會，緬懷先生的人格風范，促進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浙江大學歷史系倉修良先生，與楊先生交往20余年，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遺憾的是，由于身體原因，倉先生不能出席會議，也無法撰寫回憶錄。因此，喬治忠教授特地委托我登門訪談，倉先生回憶往事，由我整理成文，以作紀念。

鮑永軍：倉先生，請您談談與楊先生相識以及交往情況。

倉修良：楊先生比我大15歲，他一直對我關懷備至，真正稱得上是我的良師益友。楊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慈祥的長者，我們之間深厚的友情，完全建立在相互了解和學業交往的基礎之上。1982年4月，我到華東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與楊先生一起參加《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審稿工作。楊先生和吳澤先生是主編，我是編委之一，當時參加這項工作的編委還有陳光崇、趙呂甫、高振鐸以及華東師大的袁英光、劉寅生、桂遵義諸位先生。外地的編委都住在華東師大招待所，我和楊先生同住一個房間，時間長達一個多月。我比楊先生年輕，掃地、打開水之類力氣活，當然由我主動承擔。我們還約定，因為白天整天看稿子，非常緊張，所以晚上一律休息，不工作。兩人晚飯后，便到附近散步，談話的內容非常廣泛，有的是白天審稿中發現的問題，有的是學術界正在研究討論的問題，還有就是回憶各自的往事。

楊先生詳細地講了他年輕時考大學、上大學的情況。他于1936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抗戰爆發后，北京大學輾轉遷移到云南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楊先生從1938年起，不顧路途遙遠，從山東老家赴學校復學，歷經顛沛流離，直至1939年9月才終于到達西南聯大歷史系。一路上貧病交加，饑寒交迫，甚至難以為生。就是在這樣的艱難困苦中，楊先生仍舊堅持學習，千方百計到圖書館借書，研讀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前四史、《資治通鑒》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書籍，寫下近十萬字的讀書筆記，并由此確立了研究史學史的學術追求。建國后，楊先生首次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開設史學史課，當時倡導學馬列、學蘇聯，史學史不是基礎課，且有資產階級學術之嫌，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講此課。1958年教育革命時，批判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講史學史又有宣揚封建史學家、宣傳資產階級史學理論之嫌，史學史課一度被取消。但是，楊先生不為所動，幾經磨難，屢遭挫折，始終堅持史學史研究，終成大家。楊先生心胸豁達，口才很好，講話旁征博引，睿智幽默，與他交談，如沐春風。遺憾的是我沒有記日記的習慣，當時沒能將這些既生動又深刻的談話內容記下來，如果記下來，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與楊先生一樣，我也談了自己選擇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坎坷經歷。我1958年從原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留校任教，1961年開始從事中國史學史教學研究，1962年發表《章學誠和方志學》一文。1964年下半年農村開展“四清運動”，沒想到我成了清理對象，被批了三天三夜，批我整天鉆故紙堆，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并被戴上“走白專道路的典型”帽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又是首當其沖，說我是“復辟封建主義的吹鼓手、急先鋒”。1974年夏，毛主席提出要恢復《歷史研究》，我被借調到北京參加復刊工作。不久江青指使科教組接管，復刊變成創刊。我與章開沅先生一道工作，待了半年，因為我的言論行為常常觸犯當權者忌諱，被遲群下令逐離回校。“文革”期間，我遭受“四人幫”迫害，沒想到“文革”結束后，又被當作“四人幫”爪牙加以批斗，下放干校勞動。當時我白天放鴨子，晚上有空就看書寫文章。后來有朋友建議我不要研究史學史了，說這是一門花費工夫大而收效慢、吃力不討好的學科，不如選上一個朝代，花三五年工夫，就能出成果。事實上，系里的史學史課也被精簡掉了，我改教中國古代史和歷史文選。但要我不研究史學史已經做不到了，就像談戀愛一樣深深愛上這門學問。我想，各門學科都有自己的歷史，為什么歷史學科反而不要自己的歷史呢？即使不再開這門課，我課余也要堅持研究。所幸恢復高考后，這門課就恢復了。

現在的年輕學者也許很難理解，楊先生與我致力于中國史學史研究，竟會如此艱難坎坷，但那個時代事實的確如此。我們同病相憐，學業上相互交流，無話不談，這樣一來自然加深相互了解，增進了感情。特別是每當他聽到我在歷次運動中不幸的遭遇時，總是憤憤不平，對我表示同情和安慰。

楊先生擔任《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主編，負責古代部分，工作任務很重。一方面，他要負責聯系各詞目撰寫作者，當時都是邀請對所涉詞目有專門研究的學者撰寫，實在聯系不上，就自己撰寫；另外，對已有2000余條詞目逐一審閱修改，真正盡到主編職責，確保了學術質量。楊先生審稿期間治學嚴謹，一絲不茍，令人敬佩，是我治學與做人的榜樣。

5月初，我受邀去武漢參加全國舊方志整理工作座談會，又接受任務到蘇州為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在全國舉辦的首次方志培訓班講課，事畢回原杭州大學。我對《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的審稿工作于是告一段落，沒有再去，由別的先生接替。楊先生繼續從事審稿工作，原先預計三個月完成的事，實際上化了五個月，1983年12月這部辭典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這部辭典，是《中國歷史大辭典》系列最先問世之卷，得到海內外一致贊揚，是一項開創性的成果。楊先生為此付出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實為辭典功臣。在編撰完成并交稿后，他特意到杭州來看我。我將楊先生安排在西湖邊上北山街的新新飯店，當時是省政府招待所，價廉物美，非常緊俏。劉乃和先生住過一次，以后來杭州，就指定要住這里。一連三天，我帶楊先生游覽考察，吃飯都在我家里。

1985年3月2日到5日，我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史學史研究工作座談會，白壽彝先生主持會議，老一輩學者陳千鈞、張孟倫、郭圣銘、陳光崇等先生與會。我沒有見到楊先生，后來接到他的來信，才知道是身體原因，無法堅持連續開三天會議。此后，我曾幾次去南開大學見楊先生，他都請我到家里吃飯、暢談。他告訴我，一直想請我做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會主席，因為經費太少，支付不起杭州到天津的差旅費，只得作罷。

鮑永軍：聽說您至今保存著楊先生的28封來信，請您談談信件內容。

倉修良：我們之間的聯系，主要是靠書信往來，現在保存著的這些來信，時間最早的是1982年5月25日，最晚的是2002年6月14日，已經是楊先生去世前一年。在信中，楊先生講的內容很多，包括學術研究、招收培養研究生、身體狀況等等，至今讀來，仍舊令我感動，往事歷歷在目。

楊先生信中非常關心我的身體健康。比如信中說，“很久未見面了，如有機會能對面暢敘，實為最大的快事”；“希望您也隨時注意健康，不要過于勞累，特別要保護好眼睛”；“我因身體太壞，懶于執筆，很久沒有給您寫信了，但想念心情，與時俱增，您的眼病自在廣州住院手術治療后，沒有再犯吧。念念！望隨時注意養護，不要再犯”；“看中央電視臺廣播的各地氣象預報，杭州近日氣溫高達36度，望您在炎暑中多休息，保重身體健康”；“你很忙，不用回信了”。信中關切之情，溢于言表。楊先生在1998年3月5日來信中說：“您在春節前賜寄的有獎明信片，中了一個四等獎，獎品是虎年郵票150分及50分各4張，現將其中的各2張附信寄上，也算分享其樂吧?！彪m是一件小事，同樣反映出楊先生具有的與人為善的品格。

楊先生晚年身體欠佳，信中說“因體力不支，不能多寫”，“身體如能有所好轉，當再寫信”。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對我的工作、研究情況仍然非常關心。我也將楊先生視為學術與人生的知己，郵寄出版的《方志學通論》《史記辭典》《中國史學名著評介》《文史通義新編》等著作，請他指正。楊先生在收到我的《方志學通論》后，在1991年5月20日來信中說：“立即開始閱讀，因有其他事情，現在還未讀完，但從前言、目錄及讀過的部分中，已感到博大精深，見解創新，誠如張舜徽先生題辭中所說‘自來論方志者，皆不及此書之全備而精密’。實為劃時代意義的巨著，我對您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異常敬佩，熱烈祝賀！”楊先生的熱情鼓勵，令我感佩于心。

楊先生對我的工作、研究情況很了解，知道我“境遇坎坷，備受壓抑”。也正因為如此，對我也就非常關懷，覺得我這樣走過來實在不容易。所以后來我在評職稱、評博導時，他都非常關心。我在1989年就申請博導資格，因為校長指定，被迫兩處申報，以致違規落選，用章開沅先生的話講，就是“裝在口袋里的東西都會丟了”。從1989年到1997年，楊先生多次寫信給我，安慰、鼓勵并解釋分析政策，為有希望而高興，為意外而“不勝惆悵并大為不平”，并說：“只因這點年齡問題的硬性規定（規定不是實事求是的。其做法也不公平合理）而受屈，實在太冤枉了。然世事如此，亦徒呼奈何而已?！彼浅模瑢Υ耸氯绱岁P注，真是已經到了與我同憂共樂的地步。確實我走過的道路很崎嶇，就像生長在石頭縫中的一棵小草，是硬掙扎著擠出來的，經常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擠壓。其實，有沒有這頂帽子，絲毫不影響我做學問，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為國家培養幾位博士。

在這些信中，楊先生還談了編著《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的艱辛過程。他說“我雖然身體不好，但有些工作又不能不做，連續用腦稍久即感腦脹頭暈，頗為苦惱”。他既擔任古籍研究所所長等行政工作，又要指導研究生、修改學生論文，任務繁重。信中寫道：“數年來因體力、腦力都很差，不能持久，難以寫書或文章，只有繼續編纂資料?，F正整理《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二冊的稿子。由于宋代有關史學的材料很多，而且過去目錄書列為子部雜家類、小說家類及類書類的書，其中有很多現在看來也應列入史部，所以內容比第一冊還要多。第一冊因當時交稿時間緊迫，未來得及仔細查閱資料，致有很多遺漏，需要將來再行補充。在整理過程中，又時常發現不少年代上難以編排的問題，還要隨時查閱資料，故工作進展很慢。只希望今后盡量減少其他事務，能在今年內完成”；“全身無力，大部分時間臥床，視力不好，看書寫字感到模糊不清，給編書工作帶來極大困難?！薄吨袊穼W史資料編年》辛勤編成后，由于“此類資料書不受重視”，屢次被出版社要求減少字數，第三冊1996年已交稿，但直到1999年才出版。楊先生對此倒是很樂觀很知足，感嘆“在這年頭能給出這樣的不合潮流的資料書，也算很不容易了。”

鮑永軍：請您談談對楊先生學術成就的評價。

倉修良：楊先生是史學界老前輩，一生治學嚴謹,著述審慎，為青年史學工作者樹立了榜樣。所著《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三冊，將我國先秦至明代史學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關于史學方面的人、事、書一一加以記載和摘編，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是在“披沙揀金”。這樣一部著作，幫助我們掌握和了解我國史學發展的梗概，對于研究具體史家或史書也創造了條件，嘉惠后學，其功大矣。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史學史研究入門之書。全書原計劃分為四冊，由于先生年事已高，健康狀況欠佳，第四冊清代部分已無法自己完成，不得不委托弟子們來編寫。就此三冊而言,我應楊先生之邀，在《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2期發表《讀〈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一文，主要談了該書的四個特點：

第一，全面記載了史學發展中的人、事、書。

這部《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對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有關人物、重要事件和對史學研究有關的著作，均按年代順序予以記載。有些不知名的野史、雜史, 本書也都作了記載。每部史書寫作的起止年代和作者的生卒年，大都作了記載；無確切年代的也作了考證。本書著錄了重要的輿地著作、目錄學著作、類書、筆記、金石學著作等。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大家庭， 楊先生在著錄過程中，也很注意搜錄少數民族的有關史學著作。他還注意收錄史學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大事，如荀勖著《中經新簿》、李充著《晉元帝書目》，另外如“隋禁私人修史”“宋禁行私史”等等。每條之后,都征引了多種原始材料。著錄這些內容, 是要有歷史眼光的。

第二，一書多名和一名多書的考訂。

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在案語中指出:“《晉紀》及《晉安帝紀》當即《晉安帝陽秋》之異名, 實為一書也”。有的著作竟有四五種書名，如富弼、王洙等編修的《太平故事》，又作《三朝政錄》《三朝政要》《祖宗故事》《三朝太平寶訓》《慶歷三朝太平寶訓》。對于這些, 書中不僅都一一予以列出，而且全都征引原始出處。對于那些不能肯定的，也都抱著存疑的態度。閱讀了這些內容以后，對于這些書的編寫原由、內容乃至作者都有了初步了解，今后若要進一步研究，心中也就有底。

第三，考訂正誤與辨別真偽。

在我國眾多的史籍當中，有許多都未寫明成書年代，對于這些，楊先生在書中都盡可能作了考訂。比如《晉書》的成書年代，雖有記載，卻又錯了，楊先生對《晉書》的修撰作了仔細考訂，很有必要。又如《安南志略》一書，由于作者自序落款時間有誤，就為后人研究帶來了難題。對此，楊先生在案語中作了詳盡的考訂，引用自序外以及他人作的序共11 篇，這些對研究者來說，無疑是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除了考證作者生卒年代和成書年代外，對于書名有差異、作者姓名有差訛的也都作了考證。如蘇轍所著《春秋集解》，許多目錄著作均著錄為《春秋集傳》。《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征引蘇轍《春秋集解引》《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等資料作了考證, 認為“當以《春秋集解》為是”。又如《使琉球錄》一書的作者，《千頃堂書目》著錄為許士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郭世霖，實際上應為郭汝霖。

第四，重視收錄史論。

我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曾產生過許多史論著作，這是人們容易看到的，還有許多單篇的史論分散在文集、史傳和其他史書之中，這些也是研究史學史的寶貴資料?！吨袊穼W史資料編年》注意摘編這些議論，其中也包括議論修史之事，如魏孝文帝、唐太宗論及修史的事；韓愈、柳宗元論修史事；李翱論行狀等等。其它如評《史記》《漢書》優劣等內容,《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都注意收錄。

總之, 《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一書，內容相當豐富。這里只談了四個方面特點，而其特點、內容則遠不止這些。這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門之書。

鮑永軍：您認為楊先生哪些治學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倉修良：楊先生做學問一絲不茍，認真負責。我通過研究，認為《越絕書》不是袁康、吳平所作，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一書中也已指出。我寫了《〈越絕書〉散論》一文，在《史學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上刊出。楊先生看到以后，于1998 年4 月21 日給我寫了一封信, 信中說:“大作《〈越絕書〉散論》已拜讀，對《越絕書》的性質、作者、內容、書名等問題都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考證精密，論斷確當，令人信服。今后談論該書者自當以為準繩，不要再固執其偏見了”；“我在《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一冊中，因誤信楊慎之說，竟列出《袁康著〈越絕書〉》的標題，犯了一個大錯誤, 實深慚愧!”

從來信可以看出，余嘉錫先生之辨證，楊先生很可能當時沒有看到，而我的《〈越絕書〉散論》刊出乃是在《中國史學史編年》第一冊出版以后，故看了后深感犯了“錯誤”。楊先生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實在令人敬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先生看到我對《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的讀后感時，立即在2002年6月14日寫信，說“文章中指出《編年》的缺點，很對，我誠懇接受”。這是我收到的楊先生最后一封信，他只要發現自己有些差誤，立刻加以糾正，這種做學問求真務實精神，實在感人肺腑！

楊先生學識淵博，著作宏富，出版有《秦漢史綱要》《學忍堂文集》等著作。作為新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楊先生長期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弟子們整理出版了他的《中國史學史講義》 《中國史學史手稿存真》。眾所周知，由于身體、時間與精力關系，楊先生沒能將中國史學史著作完成定稿，這是史學史界一大損失。但我要說，楊先生這部《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集學術性、資料性、工具性于一體，價值完全超過一部史學史著作！只要有了它，整個史學史都好寫，為治史學史者必不可少的參考書，功勞極大。有了這些史學史基本資料，史學發展脈絡清晰，什么論著都可以寫，而到現在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充分認識這部著作的巨大學術價值，并將楊先生甘做鋪路石、無私奉獻的精神發揚光大。作為后學，我們應當很好研究發掘這部書的價值，這次紀念會上，建議將這部書作為重點內容，深入探討。

鮑永軍：您作為史學史界前輩，對史學史學科發展以及后輩學者有何意見、建議？

倉修良：中國史學史是歷史學中一個比較冷僻的專業，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相對較難。白壽彝、尹達、吳澤與楊先生等老一輩史學家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終得薪火相傳。楊先生在1997年11月14日信中說：“喬治忠是我的第一個博士生，因學有所成，已升為教授，并于去年評選為博士生導師。我已退休，不再招新的博士生，以后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了。他是您的后輩，應以學生視之，如果他有事向您求教，望不吝指教?！眴讨沃医淌?、朱洪斌副教授不僅完成《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清代卷，而且增訂出版前三卷，看到楊先生后繼有人，我感到非常欣慰。2013年10月，我參加了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主辦的“中國史學史的基礎建設與前沿探索”全國學術研討會，對于學術會議等，只要身體狀況許可，我都會支持。對于史學史界的后輩學者，我還想講兩點：

一是加強理論修養，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史家四長，史學、史才、史識、史德，缺一不可。史識的提高，依賴于史學理論素養。現在史學界存在一種不講甚至取消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錯誤傾向，老是跟在各種西方史學思潮后面亦步亦趨，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創見。一些青年學者的論著，羅列史料，就事論事，缺乏理論高度，沒有問題意識。還有一種錯誤傾向是空談理論，沒讀多少書卻寫了不少書，有些連基本事實都沒搞清楚，就大發議論，用些時髦詞語，就如爆米花一樣，沒有實質性內容，看后不知所云。所以，要學習楊先生嚴謹踏實的治學精神，做學問實事求是，來不得半點虛浮。

二是注重資料分析。當代書籍大量整理出版，網絡電子資源迅猛發展，給史學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越資料條件。我要告誡一點，電子信息技術的發達為資料搜集與利用提供方便，但畢竟只是一種輔助工具，不可能代替學術研究。2005年在華東師范大學一次學術會議上，我與杜維運先生、瞿林東先生坐在一桌，言談中發現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不會用電腦。這并不是說電子信息技術不重要，而是說資料考證分析、發現問題、提出新觀點更為重要。在這一點上，青年史學史工作者要向前輩史家學習，繼承嚴謹治學、淡泊名利的優良學風，冷靜沉潛做學問，把握機遇，將史學史研究推進到新階段。

學人簡介

倉修良教授，1933年3月生，江蘇泗陽人。1958年本科畢業于浙江師范學院歷史系，一直任教于杭州大學歷史學系。曾任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地方志學會學術委員、浙江省地方志學會副會長、常務理事。致力于中國史學史、方志學、歷史文獻學、譜牒學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