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群 | 人文學問是一種生命體驗

學術研究傳承著一個社會的精神文化價值，為我們重新展開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開那些已經凝固的偉大思想。但以學術為業的學人們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沒有太多的鮮花和掌聲，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當下，學術顯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優選途徑，選擇學術，其實就是選擇了一種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學術為志業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訪談”新開辟的“問學錄”專題著眼于學術名家的求學、治學往事，追溯他們的治學之路，并試圖從他們身上，尋找真正的學術之途。我們希望展現的是，在一個越來越急功近利的社會，有這么一群人，埋首學術，在默默守護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楊念群，1964年生于北京，晚清名人楊度的曾孫。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致力于中國思想文化史和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之比較研究》、《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等。

楊念群出生在1964年，入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時他才17歲，與許多已功成名就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們經歷中少了許多坎坷。他躲過了許多知識分子必經的厄運。從歷史系大學生到學者，他進了大學后，除了外出訪學就沒再離開過。這使他的個人故事并不像其家族那樣跌宕起伏。他的曾祖父楊度是晚清著名政治家。爺爺楊公庶是德國留學歸來的化學博士，國學根底甚深。而他的外婆則是梁啟超的三女梁思莊。從公車上書、辛亥革命、袁世凱立憲再到其后的幾場大革命，楊家的命運始終與中國近代史息息相關。

楊念群自認選擇歷史只是出于興趣，“有天賦的原因，也有家世的原因”。楊家幾代人都信奉實業與政治，但楊念群違抗父命搞起了學問。他說，他給自己的任務是找到一種帶有中國文化自覺性的歷史論述方式。有人說他的作品是四不像，他說這是一種夸獎：“我的招式不是名門正派，但是威力很大”，楊念群說。

選擇歷史只是出于興趣

南都：為什么會選擇歷史這一學科？

楊念群：也說不上特意選擇歷史，我從小就喜歡讀人文方面的書。我是北京101中學畢業的，當時算高干子弟學校。我偏于文科，跟自己天性有點關系。選擇歷史這個學科，當時確實沒有什么特別的想法，也沒有什么特別特殊的經歷。我從小就處在一個知識分子氣氛比較濃的家庭，早先梁思成、林徽因都住在我家那一帶，還有任華、金岳霖、馮友蘭……馮友蘭住在我們家后邊，我初中的時候就老去他們家串門看書。

南都：有家庭的影響。

楊念群：有我父親和祖父的影響。我祖父(楊公庶，晚清名人楊度的兒子)是德國的化工博士，先后在重慶大學當教務長、在北理工當教授，后來一直是政協委員。他雖然是搞化工的，但文科也很強。

當時我們家住在美術館那一帶，有一個非常大的院子，大概有三十間房子，后來有一半給了國民黨起義將軍，我們還有十五間房。我就在那里出生。后來因政治原因，我祖父被趕出來。再等到落實政策，在那條街上給他分了幾套房，我每周末都要去看他。他沒事了就教我讀點唐詩，他帶著湖南口音，我聽得半懂不懂的。他留下很多線裝書，比如《史記》、《漢書》、《資治通鑒》，我也半懂不懂地讀。

南都：當時家庭里氣氛怎么樣？

楊念群：“文革”中，我們被抄家。房子被隔出一部分，在里面拉了一個簾子，所有的書都被放在里面。他們給我們屋子里拉了簾子把書隔開，但是你可以進去拿，很奇怪。當時我很小，還在上小學。我外婆(梁思莊，梁啟超三女)當時在北大當圖書館館長，算是反動學術權威，還挨過打。

南都：你17歲讀大學時已經1981年，從經歷來說，可能并不是特別曲折？

楊念群：對，他們有許多人經歷上山下鄉。對我來說，可能是相對比較簡單，完全是從學校到學校這么下來的。

1981年高考，我差三分沒進北大，夠北師大的線。本來已經將我的檔案調到北師大，但中國人民大學將我截留了。人大在“文革”期間停辦了七八年，解散了，當時恢復人大非常困難，那時候人大跟中專似的，基本上什么都沒有。被人大截下來后，我說我無所謂，就這樣去了人大，從讀書到教書就一直在人大。所以，從個人經歷來說我是很單純的，沒那么多故事。

南都：從事史學，你的師承是怎樣的？

楊念群：從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上講，其實我的師承并不明顯。我是戴先生的弟子，我念博士的時候，戴逸先生是我的老師。他當年是一個非常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但是戴先生非常開放，他對我的影響比較大。因為他是通貫的，他是唯一能把清前期和近代歷史貫通下來的學者，在我們史學界里非常少見。一般來說，搞近代史，你就老老實實搞近代史。搞清史的，就老老實實搞清史。

他給我的影響是對歷史一個貫通式的理解，不是一個幾十年、十幾年，而應該是一個長時段，甚至是三百年的歷史。梁任公寫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明清整個的足跡下來。他對我的影響也是歷史學應該是貫通式的理解，他對我的影響比較大。所以，我現在寫東西都是亂七八糟的，做過醫療史（《再造“病人”》），最近我也做前清、晚清的歷史。師承方面，大致的一個框架就是這樣。

我做研究是“六經注我”

南都：你治學的基本出發點是什么？

楊念群：我覺得必須要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從你自身的角度來看歷史，而不是以什么樣的現成框架做出發點。你對中國自身的一個理解是怎么樣的，你對歷史的解釋應該是按照你自己的理解。所以我做歷史研究，基本上是“六經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經”。

南都：你上大學期間，恰逢中國引進了許多西方的理論，對你的影響大嗎？

楊念群：那時薩特在中國剛開始引進，但是沒有他整本的著作翻譯。他有一篇演講，叫《存在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這是當時我們能看到的有限的一些東西，我對這篇文章印象特別深，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從他的這篇演講，我意識到：任何的先驗的東西，都要懷疑，都要提出一種挑戰。我們原來習慣在一個單一思維里面，相當于把你箍在了一個框子里面，你的思維會按這個框子的模式走。看到薩特的這篇文章后，我開始知道，我們在認識一個東西的時候，首先不是把它作為一個有本質規定性的，已經被別人規定好的東西。我們自己要有一個對這個事情基本的看法。

南都：突破思維“框子”的過程順利嗎？

楊念群：當時，歷史研究中的規定性還是很強，老師明確告訴你，哪些東西是不能說的，哪些東西是能說的。但是到了1985年后，慢慢地就開始寬松一些了。

那時我就以突破固有思維作為討論歷史的一個基本前提，所有的規定性對我來說是無效的，我必須要檢驗他，必須要通過自己的經驗來檢驗。當然，一方面是通過自己的經驗，另一方面是通過史料。這兩者，首先我覺得是對現有的規定性框架的一些基本質疑，這就是我討論歷史的前提。沿著這個往下走，我覺得就比較簡單了。

南都：后來你又開始攻讀博士。

楊念群：1988年，我開始讀博士，首先面對的問題是，要寫博士論文，我要采取什么樣的一個策略？其實我要混一個博士學位很容易，因為說白了，吃祖宗飯就可以。我碩士論文做的是楊度(晚清名人，楊念群曾祖父)思想的研究。碩士論文完了之后有人就說：哎呀，名人之后，家里有資料，隨便披露點，攢一個博士論文，以后評教授，吃香的、喝辣的，很容易就這么下來了。但我想，恐怕我不會這樣干，我覺得沒意思，這樣一下子你就能看到墳墓了，這個人生有什么意思？

當時我就有了逆反心理，首先我不能再走這條路了，吃祖宗飯沒意思。你阿諛祖宗，需要你阿諛嗎？最后我決定把楊度和梁啟超放在一起做區域性研究。

南都：做這個研究題目時，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楊念群：當時，我的觀點是在西方的壓迫之下，各個地區都有自身的文化脈絡，對這種挑戰做出反應，他不是整體的反應。我還有一個重要觀點是，儒學在近代雖然一直在沒落，不斷地被清除、被打壓。但是，儒學迎接這個挑戰的時候，它是有活力的，這個活力不是整體的、籠統的。它一定是有一個地方性，不同的脈絡，不同的回應方式。這就是我當時不同于整個歷史學的一個基本的框架。

我的這個基本框架，受人類學影響比較大，受吉爾茲（注：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影響比較大。那時候我讀書很龐雜，亂看。

南都：再往下繼續做研究的時候，一直延續這種方法嗎？

楊念群：對，延續這個方法，但是有變化。我做完這本書之后，開始有困惑了。

受文化保守主義的影響，就是所謂的對傳統的再認識的影響，再就是受人類學的影響，我對自己的歷史研究怎么往下走，從什么樣的角度，開始有了很多困惑。后來我就去美國訪學，我想從那里再找點東西。

史學需要感覺主義

南都：你到美國以后，整個治學思路有無變化？

楊念群：變化其實挺大的，首先受到福柯的影響比較大。

福柯是不管結構的，他認為馬克思結構性太強，他主要講權力問題，權力跟身體的關系。那時候我就初步形成了一個想法，就是說能不能從人更微觀的角度，比如身體，身體感受，身體直接的感受來研究歷史。這時候我就開始受到后現代理論的影響。

南都：后來，你的研究方向又怎么轉到清史呢？

楊念群：轉到前清史，就是清朝正統性建立的這樣一個話題，其實是一個機緣。我參與大清史，因為我的導師戴逸在做，是國家最大的工程。他就給我派了任務，寫乾隆卷，我參與了這個工作。

雖然是國家工程，但我想，我應該做一本帶有個人色彩的東西，就是說這不單單是國家工程，也是我的個人表達，我對清代的前期歷史的看法是什么？最后我就說，我既然有機會接觸這些檔案資料，而且我又進入到了清前期，那么我就干脆跑到清前期來看看。這個也符合導師當時的風格，把清朝跟近代史貫通起來。

南都：怎樣貫通呢？

楊念群：現代歷史學家有一個非常不好的思維，把鴉片戰爭以后的歷史看作近代史，將清史跟近代史割裂開來，但是鴉片戰爭是1840年，那時候清朝還遠沒有結束，后面還有好幾十年呢。

清史與近代史是需要打通的，不要受鴉片戰爭的影響，它有內部貫通的邏輯在里面。但按照近代史的分法，清朝自身的歷史被中斷了，所以我力求把它重新貫通起來。

我完成最后第三本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基本上是完成了一個三部曲。但是這三部曲是倒著來的，先做近代的，晚清到近代；再做從近代到當代的過程；然后我再回溯到清前期，是一個倒敘。從明末清初一直到當代，我用另外一種敘事方式把它傳遞下來，其實我是重新寫了一部，所謂中國近二三百年的歷史。

我覺得我在史學界算是比較異類，我的改寫是完全不同的一種方式，用我個人的一種方式，來重述了一遍歷史。

南都：當你面對一個史學問題時，你怎樣入手？

楊念群：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最近談得比較多的是，歷史是需要有感覺的，所以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說中國史學需要一種感覺主義。

現在學術論文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搞社會史的不關心經濟，搞經濟的不關心政治，或者搞政治的跟文化有隔膜。但歷史是一個整體，對歷史需要有一種整體的進入。這種進入實際上是靠你個人對歷史的一種感覺，一種領悟。

南都：這有點讓人想起黃仁宇。

楊念群：我一直覺得不能小看了黃仁宇，像《萬歷十五年》，他不是寫了一本通俗的歷史讀物，書中包含著非常復雜的內容。《明實錄》，他看了好幾遍。他博士論文做的明代財政史，但是他又寫出這樣一本非常漂亮的、雅俗共賞的書。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一種歷史觀，他對歷史有一個總體把握。他看了很枯燥的材料之后形成一個歷史觀，然后用講故事的形式把歷史觀再重新展現出來。現在國內缺乏這樣的一種高手，現在的很多讀物很通俗，但是我覺得沒有那種歷史觀，所以就變成了獵奇。像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我就覺得它不是嚴肅的歷史寫作。

我還不至于是工匠的水準

南都：黃仁宇對自己的時代有很深的觀察。

楊念群：他的感覺也很好，這是兩方面，一方面對材料他要非常熟悉。第二點，看材料的時候他是有一種感悟力在里面。所以，我一直跟學生也說，某種意義上不要信“板凳需坐十年冷”這個口號。誰都應該去坐冷板凳,但有可能你坐了二十年冷板凳，你還是個傻子。你對史料的感覺沒有了，你就光在那兒下功夫，看檔案，但你對文本里面呈現出的意義，你沒有一種感覺出現。所以我一直特別強調，進入歷史是一個感悟的過程。

南都：如何感悟？

楊念群：如果我要理解歷史的記憶，首先當然是去閱讀現有材料，大量地去讀。但是在讀材料的過程中，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困難，就是說材料越來越多。近代的材料簡直是浩如煙海。所以一方面是看材料，一方面是對傳統所有的這些問題的意識和積累。比如這些歷史怎么看？對歷史觀，或者對一些問題意識，你要進行篩選。哪些問題是被人做過的，你不能重復；哪些問題別人做得不夠，你把它提煉出來。還有哪些問題是別人沒有做過或者說你自己覺得這個問題我是獨到的。

在這個脈絡里初步形成一個非常模糊的框架，你沿著這個框架再去看材料。看了材料之后，你不斷印證這個框架的真實性，或者叫真確度。但這個真確度實際上到最后變成一個主觀跟客觀材料之間的對話。

南都：這種對歷史材料的把握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就難了。

楊念群：我沒有太大野心，我不會搭很大的框架，我就是選擇一個非常適合的中間狀態，不斷地用材料往里填充，印證這個狀態的合理。不是專門指著看材料，材料看不出是累死。也不是光只有框架，你亂想象，是沒有印證的。說白了，不好聽點，我能把握，別人也未必能把握，或者很少有人能夠把握的。大藝術家永遠只有幾個，其他藝術家只是工匠、模仿。

南都：這不是技術性的問題？

楊念群：這是天賦的問題，這點我可以比較牛地說，像我這樣感覺好的沒幾個，我一直跟我的學生說，你要把自己的位置擺正了，你要想學我，對不起，你一輩子沒戲，你還是干你那點工匠活，為我們打點工，為我們這些大人物服務，我是不客氣的。如果你要牛的話，你要超過我，那行，我服你。

這其實就跟一個軍隊一樣，一將功成萬骨枯，那些全是炮灰，就成就你一個元帥，就是這樣。歷史也是，有大量的人去搞材料，然后去做一些很瑣碎的事情。考據一些小東西，填補一些空白。但我是不甘心，而且我覺得我還不至于是工匠的水準，我至少是個工程師，我覺得我自己還算一個大工程師。這也沒辦法，這個是跟你的天分，跟努力還不一定成正比。他跟你的天分加努力，加你的感覺有關。

南都：你有大的野心嗎？比如去做史論？

楊念群：我年輕的時候有這個野心，現在幾乎沒了。因為史論這個東西不可靠的，歷史特別講究具體。如果你自己把這個東西做成一個所謂歷史理論的東西，我覺得這恐怕是很不可信的。

我也不太相信有什么歷史哲學，歷史哲學是西方的，中國沒有，中國從古到今哪有說他自己寫了歷史哲學？都是在具體研究中呈現，頂多有一定歸納。近代一些大家，像錢穆、胡適，哪有人說寫了一本歷史哲學的？中國人還是比較講感悟、體會。

南都：年輕時想過做史論？

楊念群：八十年代的時候，九十年代初我受這個影響，我覺得咱們是不是也搞歷史哲學？但是我覺得這是西方式的，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夢想了。中國歷史哲學其實是經學，你把經學里面的東西搞清楚就非常難，而且中國歷史的表述是絕對不能像西方那樣表述，它有自己的一套東西。

南都：你并不看重史論，那么你重視什么呢？

楊念群：說白了，我特別注重歷史的表達方式。你找到一個特別適合你的表達歷史的一種策略、一種方式，而且這種策略跟方式一定是你，雖然不完全是你獨有的，但一定有你特有的個性。別人一看就知道楊念群寫的，別人未必能寫出來。否則的話，大家都能寫這個東西，你玩這個還有什么意思，搞藝術也是一樣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你的。

但要做到這樣非常難。我爭取每本書，甚至每一篇文章，都帶有我深深的烙印，就是我自己的一種追求，就是個性。

同題問答

對你影響最大的書有哪幾本？

楊念群：這個很難具體說，各個階段影響不一樣。對我來說，沒有什么書對我有決定性的影響，只是階段性地有一些推動。這其中，做醫療史的時候福柯影響比較大、做清史的時候錢穆的影響比較大。

你認為，要做好學問，最重要的是什么？

楊念群：做人文學問應該是生命的一種體驗，發自內在的身體里面的對它的一種熱愛。真正好的歷史學家就是一個藝術家。他一定要寫出漂亮的文章，一定要表達個人情感，非常流暢的一種表達，或者非常深刻的一種。

你個人最滿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楊念群：相對來說，《再造“病人”》應該是最好的。特別符合我所說的基本要素。有材料、有結構、有趣味，敘事也比較流暢，比較生動，比較有故事性。這些要素都融到它的整個框架里頭，但我并不是說它就完滿了。

學術研究工作要經常到深夜嗎？工作習慣是怎樣的？

楊念群：我課比較少，按理說教授應該給本科生多上課，但我更愿意去寫出來。有的人愿意上課，我是愿意以文章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寫出來。我覺得這流傳得可能更長久一點，不過學問這個東西十年為期，十年之后基本上過時了。很難維持到二十年以上，我也沒有奢望。

學術研究之外，有什么業余愛好？

楊念群：我基本上是宅男，在辦公室和在家的時間比較多。當然也有些愛好，比如說我打羽毛球，打得比較多，我羽毛球也算是業余里面的高手，一周打三次、兩次。平常聽聽京戲，我屬于偽戲迷，就是說聽個段子。

原載《南方都市報》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