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截屏三瞥周一良

截屏三瞥周一良[1]

郝斌

1953年10月，我考入北大歷史學系，同班同學近60人。轉眼到了年底，系里為我們舉辦了一場新年師生聯歡會。

那個時候，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發生了一次結構性的改變。大學和系科的設置，大刀闊斧，或裁撤、或合并、或新建，民國時期遺留下來的英美式高等教育體系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蘇聯式的高教體系。這是一個全盤性的變動，其中包括師資、圖書、各類教學儀器設備，就連在讀的一、二、三年級學生，也隨之移動，人文學科尤甚。這場變動時在1952年的6月—9月，俗稱院系調整。這么大的變動，進行得很快，不過后續拖尾的事務拉得很長，直到一年之后我入大學的時候，才算大致就緒。

我是這次院系調整后的首屆高校入校學生。北大歷史系的師資力量如何，我們入學兩個多月，從高年級學長的嘴里，已經聽說不少。在人文學科里面，中文、歷史兩系可以位列一、二，陣容強大，很讓我們感到興奮。每一提起系主任翦伯贊（1898—1968），學長們的由衷贊佩，都溢于言表。這時候我心里暗自慚愧：這樣一位人物，入學之前，怎么連他的名字都沒聽說過呢！不久，一位學長的三言兩語，又讓我完全釋懷。他說：“一個三流、四流的作家，中學生都會知道，可一流的史學家，人們就未必聞名——歷史不是顯學。”幾個月來，不管什么場合，我從沒聽誰直呼過他的名字，系里上上下下都尊稱他為“翦老”。系里還有多位知名教授，如向達（1900—1966）、楊人楩（1903—1973）、齊思和（1907—1980）、鄧廣銘（1907—1998）、邵循正（1909—1973）、蘇秉琦（1909—1997）等，分別來自北大、清華、燕大，他們在歷史系被呼為“向公”、“楊公”、“齊公”、“鄧公”、“邵公”、“蘇公”。“公”與“老”都是尊稱，但其中的分量，模糊感到有點差別。嶄新的環境，好像具有一種感染力，我們說話聊天，私下里也模仿學長的口吻，稱這些名教授為“公”，可一旦真是面對面，則立即改口呼為“先生”，不敢造次。

周一良先生（1913—2001）當然也在名教授之列，他的學問、名氣絕不在前面幾位之下，可他卻沒有得到“公”的雅稱，我們都只呼他“周先生”、“一良先生”。其中的緣故，當時沒有多想，時到如今我猜，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比起前面幾位，他的年齡稍遜幾歲；另外他為人太過謙恭隨和，這一點也許關系更大一些。周先生當時是副系主任，跟我們學生的接觸較其他幾位要多，他在我們眼里，“望之儼然，即之也溫”。那一年，他四十初度，臉上容光煥發，頭上卻是白發皤皤，正所謂“鶴發童顏”。新年聯歡會上，我們要求他表演一個節目，他毫不推辭，站起身來說：“我清唱幾句吧——京戲！”話音一落，身段立馬改變，手眼身法，換成了一個舞臺人物。他開口唱道：

一事無成兩鬢斑，

嘆光陰一去不回還。

我們班里頗有幾位戲迷，能拉的、會唱的都有，生旦齊全，還有一位會唱昆曲。周先生唱的是《魚腸劍》，余叔巖的伍子胥，西皮原板。“兩鬢斑”的“斑”字，是個拖腔。周先生唱到這個地方，抬起一只手，放到額邊，儼然發展了余派。這個時候，懂戲、不懂戲的，一齊鼓掌大笑，來了個滿堂采。后面還有兩句：“日月輪流催曉箭，青山綠水常在眼前。”周先生唱得很認真，也很有韻味，可臺下已經笑得前仰后合，沒再聽進去。多年以后，我們回憶起那次聯歡會，只記住了周先生的“一事無成兩鬢斑”。

畢業以后，我留系當了助教，與周先生忝為同事，直到他遽歸道山，前后將近半個世紀。在這段時光里，校內、國內發生的事情多多，我同他的時空交集有遠有近，時密時疏，經意不經意之間，對他的觀察和感知慢慢積存下來，前后涵蓋了他的后半生。歲月遲暮，這些片段感知，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腦際，久久不去，難排難遣。以此之故，我曾寫過兩篇短文：《截屏一瞥周一良》《截屏再瞥周一良》。幾年過去了，近日，喜得一部印譜，里面多是周先生生前所用的私章，多至九十余方，封面是吳小如先生（1922—2014）題寫的書名《太初先生印存》。當年齊白石老人（1864—1957）多才多藝，詩、書、畫、印俱能，號稱“四絕”。他有印石三百，自號“三百石印富翁”。周先生的存印，乃是“文革”抄家的劫后余物。由此估算下來，他用過的印石總數，應在百枚以上，少說也可以算得“小康人家”吧。

《太初先生印存》

周先生本人并不操刀沖切，他對印石的愛好，全在自己擬寫的印文上面，借一方寸之地，抒發自己的胸臆。作為北大的教授，他所經歷過的，乃是建國后中國所有知識分子的共同經歷：初期的歡欣鼓舞，短暫的平靜，接著便是幾次三番的折騰。他享受過優渥禮遇，達于極致，登至殿堂；也遭到過踐踏侮辱，達于極致，為國人共唾。先紅而后黑，大紅又復大黑。這番經歷，勾畫出的正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軌跡，只不過周先生的浮沉達于極致罷了。進入80年代，他行年七十，煙云盡散，家中獨坐，日落日出。這個時候，按照常人的做法，他本可以喘一口氣，含飴弄孫，過個平靜的晚年，可他的本尊脾氣上來，這個當然且自然的選項被他棄如敝屣，他不肯消停，偏要去追尋自己所要的東西。痛定思痛，這是一場極度痛苦的精神洗禮。已近衰朽之年，他竟然換骨脫胎，完成了一次蛻變。浴火重生的一良先生，回歸之后，可以說是二世為人。

說到那段煉獄中的歲月，難言的郁悶，滿腹的委屈，遲來的悔恨和自責，以及頓然的開悟，如此等等，哪怕點滴參悟，都是心頭泣血。印章，是心靈的獨白，就是在家人面前，他老人家恐怕也難于吐訴其中的一二。今天得見他的印譜，我們從容品味，彼時印主的內心世界，我們或許可以窺得更為深入。印文拓得十分精當，如果再配有邊款，有治印的年月可查，那就更為完美了。時間，是探求周先生心路歷程的橫坐標，缺失了這個因素，探尋不免粗放，難于細求。即使這樣，手捧印譜，我還是明白過來，我對周先生早有的那點觀察認知，太過膚淺。那是一個局外人的遠距離所得，總是隔著一層。他的印文，言簡意賅，韻味悠長，字字之間都有血和淚。如果排列得當，我以為，那正好是他老人家半部傳記的寫作大綱。

睹物思人，觸動心緒，引發我來續寫這篇“三瞥”。

周一良 (周啟銳提供)

周一良先生在史學方面的造詣成就，當有同行評述，此處不論；品讀他的印章，我們只說他的為人。周先生是個心地磊落的人，一生總有追求。直到老病纏身，他依然追求不懈，這一點讓人心生尊敬。他的追求，其中虛幻的東西不少。許多時候，我覺得他太過單純，甚至是天真。以我和他的年齡之差，尚且有這種感覺產生，您就會知道，他的單純，實在是夠可以的。單純，在那個年代，難免會以“左”的形態表現出來，但他的“左”是真誠的，決不是那種可惡的“左”。

田余慶先生（1924—2014）跟我談過周先生的一件軼事，附帶說了他的一點感慨。這件事大約發生在1975年。那個時候，周、田兩位都被羈絆在“梁效”（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之中。一天晚間，他們眾多成員，老少一體，被安排一次外出，通知說帶上一兩件換洗衣服就可以了。那兩年間，他們食宿都在北大校園中一座小樓之內，不同外人往來，半密閉的生活似乎已經成為習慣。此次忽然外出，人人感到新鮮、驚詫，也有一點點迷惘。他們登上一部大巴，車簾密垂，只見窗外燈火高低明滅。車行好久，還在奔馳。此行何去？沒有誰出聲詢問，這是“梁效”的紀律。最后來到一個去處，下車進入，但見庭院規整，屋宇連接。他們被告知，這是天津市的一個招待所。而后，江青（1914—1991）同眾人共進一餐，席前說了一些著三不著兩的話，大家唯唯。開席不久，她忽地起身外出，人們想，必是有急務處理；轉眼見她回來，換了一身服裝。換件衣服，在這群老少讀書人眼里，有如石頭城上，眼空無物。跟著，江青又復起身外出，回來入座，又換了一身衣服。兩出兩入，兩易著裝，有人覺得詫異，也只當作沒看見一般。飯后江青走了，跟著就是例行的座談會，要大家深入領會首長的重要指示。會上全是一個聲音，一個分貝，無非“關懷”、“愛護”，“我們應該如何……”之類。輪到周先生發言，幾句開場白之后，他話鋒一轉，說：“今天我們住的這個地方，就是當年我的家，我幼年居住的地方。我的父親周叔弢是天津市的大資本家，他后來把這套房子捐給國家了……我在這里生活了十幾年，是吃剝削飯長大的……今天，在正確路線指引下，我必須好好改造……。”這席話使座談達到高潮，其他人的發言立即變得蒼白無色。其實，在座的老少，大都了解周先生的家世。他的父親周叔弢（1891—1984）在中國北方是一位有名的民族實業家，也是一位藏書家、鑒賞家。他幾次捐書給南開大學和北京圖書館，拿出來的都是宋元明的抄本和清代善本，數達萬冊之多。如今他們食宿的這座天津市招待所，如此有模有樣，居然也是周叔弢的捐出，倒是前所未聞。田余慶先生跟我說：“你看，周先生這是何必呢！沒人知道的事，你不提不也就罷了么！”

周一良與父親周叔弢 (周啟銳提供)

清人鄧廷楨（1776—1846）有一副聯語：“慎言語，節飲食；蓄道德，能文章。”田余慶先生是一位謙謙君子，從不在人前派說誰家的不是，這副聯語里面指說的幾項，他大部分做到了，只有在家看書著文的時候零食不斷，是個缺欠。那回，他在我面前不慎，竟然冒說了周先生的不是，這是他少有的一次失分。

將近百方的圖印，該從哪里說起呢？這是一部用心編排過的印譜，方方件件，多有內在的關聯，明眼的讀者，如果對印主有一些了解，那么攬書在手，重晤故人的感覺便會油然而生。如今時移勢易，當年的尷尬已成過去。周先生在天有靈，此時此刻，您能摩挲舊物，跟我們一起共賞您喜愛的印章嗎？我們藉此可以增長識見，傳諸后人，也可以讓他們的路，走得平坦一點。這些見識在課堂里是得不到的，我們會格外珍惜。

“維壬子吾以降”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維壬子吾以降”。

一良先生1913年1月降生，時在農歷壬子之年，這方印說的是他出生的年代。六字印文套用的是屈原在《離騷》開篇的一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屈原生于寅年。《離騷》何以產生，司馬遷用一句話概括說：“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朋友，我們今日手頭的這部印譜，您或許也可以把它視作一部周氏的《離騷》。由此入讀，是個捷徑，或許可以直入他的內心世界。

“弢翁長子”

“義寧門下”

“弢翁長子”“義寧門下”兩方，報出了周一良的家門和師門，顯示的是他的兩重來歷。

“弢翁”，指一良先生的家尊周暹，叔弢是他的表字。舊時，子女不可直呼父名。此處稱“翁”，是尊崇，是禮數。叔弢先生一門十個子女，一良先生為長。家門哪里，第一方印章報了出來。

后一方，報出他師出何門。陳寅恪（1890—1969），歷史學家，江西省修水縣人氏。民元前后，常在某位名人的姓氏之后，加綴他的出生地，作為他的代稱，一時很為風行。如稱廣東省南海縣出生的康有為為‘康南海’，稱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段祺瑞為‘段合肥’等等。這里說的“義寧門下”，應該是指陳寅恪門下。因為陳的出生地修水縣，舊時稱為義寧縣。1935年，周一良先在清華聽過陳先生的課；次年轉到南京，在傅斯年（1896—1950）主持的歷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導師是歷史組組長陳寅恪。陳先生雖然身在北平，并不到任，但對周一良仍然時有指導。1947年，周一良從國外歸來，由燕大轉到清華任教，向陳先生請益更為方便。他也時常幫助陳先生查看資料，隔一兩天就去陳府一次。陳對周的才能頗為欣賞，稱贊周“富而好學”，視為入門弟子。此處的“義寧”，同樣避開了老師的名字。尊呼表字，也是當時的規矩。周先生給陳先生寫信，抬頭稱呼“仁丈”。

“泰山情侶”

“岱侶”

“泰山情侶”“岱侶”。報過先人之后，次說自身。這兩方顯示的是周先生和他的夫人鄧懿，道說兩人之間情誼的由來初始。

鄧懿（1914—2000），燕京大學國文系學生，能詩能文，也能唱京劇，彩妝扮上，可以登臺唱《醉酒》。周先生說，他在燕大讀書期間，“1933年春假，學生團體到泰山、曲阜旅行。在玉皇嶺夜宿遇盜，我的冬大衣和錢包被搶走。我次日清晨只得裹著棉被下山，向來自天津的國文系一年級女生鄧懿借錢，回津后開始往來。1937年春間訂婚，……1938年春在天津結婚。燕京同學在校刊上報道，戲稱我們為‘泰山情侶’。”[2]“岱”，泰山的別稱，“岱侶”乃由“泰山情侶”演化而來。鄧懿有一張穿著紅衣的照片送一良先生，上面題詩，有“春衫卸卻一肩紅”的句子，因此她被同學喚作“一肩紅詞人”。才情出眾的鄧懿，后來的一生，在清華，在北大，都貢獻給了對外漢語教學事業，學生中有東西方多國人士。她編的《初級漢語教程》，版權也為日本、韓國有關部門購去，頗受好評。

“自古文史本不殊途 同學同事同衾同穴

相依為命 數十載悲歡難忘”

“對外漢語雖非顯學 教師教生教書教人

鞠躬盡瘁 多少國桃李芬芳”

“自古文史本不殊途 同學同事同衾同穴 相依為命 數十載悲歡難忘”

“對外漢語雖非顯學 教師教生教書教人 鞠躬盡瘁 多少國桃李芬芳”

2000年9月，鄧懿故去，家人為她在海淀西靜園墓地購置塋地安葬。周先生自忖來日無多，撰寫了這款雙人墓碑。27字的聯語，極為工整，不用一典，難得的大俗大雅。下聯，是未亡人對先行者的送行之語，語中帶有一絲絲凄苦，似乎鄧懿一生的成就只在漢語教學一端，委屈了她的才華；上聯則說夫妻一生命運百事皆哀，彼此相扶，歡少悲多。這兩方壽山白芙蓉石料，由北京萃文閣名家劉鐵寶先生（1944—）所治，刀法柔中見剛，凄風苦雨，精神畢現。

上世紀80年代末周一良、鄧懿在燕東園24號北樓合影?

(周啟銳提供)

下面是姓氏名章。私章當中，這類最為常見。簡單的姓氏字號，常使印章的藝術表現力受到局限。而周先生的姓名印章，以其用途多種，翻新花樣，我們品讀起來，也不覺枯燥。這里也配有鄧懿先生的幾枚，印在一起，越發顯出私章的獨有味道。

“周一良印”（朱文）

“鄧懿”

“周一良印”（朱文），篆字，細文細邊。另一方大小相同的，是“鄧懿”二字，應是一副對章。

“周一良印”（白文）

“周一良印”（白文）。1963年，周先生五秩壽辰，三弟艮良（1917—？）送來的壽禮，壽山石，瓦當鈕，天津名刻家文叔所治。

“周”（朱文）

“一良”（白文）

“一良校讀”

“一良校讀”，校讀專用章，治印者為天津刻家胡健（1968—）。

“周一良所藏書”

“周一良所藏書”，藏書專用印章。

“一良敬贈”

“一良敬贈”。晚年，周先生的著作和回憶性文字頗多，常常送給親友、學生，為此刻了這方贈予專用章，萃文閣刻家劉鐵寶所治。

“一良左手”

“一良左手”。1997年，周先生以左腦腔隙性梗塞，而致右手不能握管。此后，書寫短文，只好自己口述，請人代錄；作答友人書信，早期，先生用左手書寫，字跡時有模糊，書后鈐過這方印章，以示敬重和負責。這方印也是劉鐵寶所治。

“一良”（白文）

“一良”（朱文）

“一良”（白文）“一良”（朱文），牙簽章，0.4x0.7厘米，讀書時鈐在眉批、題識之旁，小巧玲瓏，與先生的手書文字，正好相配。

“太初”

“太初”，朱文，篆書。舊時，同輩之間互以表字相稱。“太初”是周先生的表字，生前卻少見用，乃是時代使然。他同代人的表字，多被后人忽略棄用了。在舊友寫給他的書信和詩文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個稱呼。

“百花齊放”

“百花齊放”。1956年春夏之際，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黨領導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工作的基本方針。廣大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受到鼓舞，稱它為“雙百方針”。“此時情緒此時天”，周先生所受的鼓舞，頗延續了一段時間。五十年代末，他將這幾個字作為印文，囑剛上初中的三子啟銳篆刻成章，反映出他那時積極向上的心情和態度。

不久后的1961年，一良先生受命主持編寫世界史教材，這項工作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他有一首題為《自勉》的詩，彼時的精神面貌從中可見。這首四言打油詩語調歡快，每句之后，他都有自注，茲照錄如下：[3]

三窟狡兔（在黨校、民族飯店、前門飯店、華北飯店多家編寫），

四面受敵（東坡言讀書當八面受敵，此言四面指上古、中古、近代、現代），

一心向上（鼓足干勁，力爭上游），

百倍努力（僅通東方各國史，統領全書，力所弗逮，唯有依靠群眾，貫徹領導意圖，勉力從事）。

《自勉》，是寫給自己看的。“一心向上”、“百倍努力”，周先生在自己的詩句中這樣說，他的內心也的確在這樣想，行動上更是這樣做。我們這些與他共事、稍知他平日為人者，都對此深信不疑。

“古歡”

“古歡”，老友、舊好的意思。龔自珍的《己亥雜詩》有“鄉國論文集古歡”之句。如果是思念老友，我推測，治印時間應在上世紀50年代或80年代。其他時段，自顧尚且不暇，他很難有這種心情。如果是指舊好，應是他的南北朝史，即下文將要提到的“墜歡”。

“家在燕東園貳拾肆號”

“捌次骨折”

“家在燕東園貳拾肆號”“雙瘸齋”。這是兩枚齋館印。1952年，周先生入住北大燕東園24號，居住多年。晚歲來臨，伉儷兩位體力不濟，竟至彼此相扶出行雙雙跌倒。他們頑強求生，樂觀依舊。周先生遂將自家的住室命名為“雙瘸齋”。跌倒成為家常便飯，兩位老人的骨折，合計竟達8次之多。“捌次骨折”入印，其苦如何，其樂又如何耶！

“四十三年陰山背后”

“四十三年陰山背后”。周先生所住的燕東園24號小樓，是兩家合用的。周先生家所住，是北側的一半，終年不見陽光。從1952年入住，到1995年改遷北大朗潤園，前后43年，年紀見老，愈覺其苦。早前，先生自律，不肯提出換房要求，后來提出，又遲遲不得解決，其間的苦痛，只好宣泄在這方寸之地。

以上是姓氏、齋號、收藏以及贈與使用的常見印信，而生活起居中的悲歡、感受至深的事情也有入印。先生的文人情趣，從中可見。

衰年蛻變，是這部印譜的基調。

1966年夏至1969之春，周一良以“五頂帽子”的罪名，在“牛棚”里關了三年。他被押在大庭廣眾之下罰跪屈膝，“牛棚”晚點名之際被喊出隊列，一摑一掌血，精神、肉體俱受折磨。對這遭被整，他的認知如何？當年流行的說法是，干部、知識分子受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自己覺悟不高，走錯了路。周先生也報有同樣的認識。“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成了一句口頭禪。別人說說，是拿它當個自我檢討的開篇詞；周先生用它，往往有點當真的意思。

1969年夏天，新的一茬“軍工宣傳隊”進駐北大，此番掉換非同小可，它乃從高層身邊空降而來。說到它的路線，其正確的程度，可稱叮當作響，無可置疑——持有這種想法和認識的人，當時占據絕對多數。它的光環照人，射得人們一時難于睜眼。這個時候，周先生再次陷入新的漩渦。他對新的領導信任滿滿，沒有一絲保留。“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他緊緊把握時機，爭取回到“革命路線”上來。這個時期的周先生，有如一個走失回歸的孩子，感覺有家可以依附，一切聽從組織安排。您看，已近耳順之年的他，插在青年學生隊伍中間，白發蒼蒼，也去“拉練”。時值寒冬，他身背行李，從北大出發，一直行軍走到京郊平谷，再從平谷走回北大，幾百里之遙，從無一天掉隊。吃“憶苦飯”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不比“工農兵學員”，無苦可憶，只能多吃。“到門頭溝勞動我也還是挺高興的。因為我覺得我這個家庭是跟開灤煤礦關系很深，是開灤煤礦的股東。我吃的這個老百姓工人的血汗錢都是從煤礦工人來的，我應該自己體驗煤礦工人的生活。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地方，所以很愉快地去了，到那兒參加勞動也很積極。”[4]如此等等。過了好一陣子，菩薩低眉，果真換來寬恕。當他得知自己被“革命路線”重新接納，恢復了黨員資格時，歡欣鼓舞之情，發乎內中。這個時期的他，干起事來，渾身是勁。

誰知造物弄人，在此一刻，怪胎“梁效”（即本文開篇介紹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出生，他被攬入其中。今天說起“梁效”，人們感到生疏，要去百度查詢，當年的“梁效”可是個全國知名的物件，人人視它如同神明。“梁效”出朝，地動山搖。每有它的署名文章寫成，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必是同時刊載，而且頭版位置，大字標題。字里行間，微言大義，政治風云的走向隱含其中。人們生活在動蕩、迷離之中太久了，要感知未來，只能極力從文章里面探尋、捕捉蛛絲馬跡。一時之間，國內的媒體，“小報看大報，大報看梁效”。“梁效”紅得發紫，周先生也跟著顯耀了一回，最紅的時候，1973年8月，他坐上了“十大”的主席臺。沒成想三年后“四人幫”倒臺，“梁效”成員個個遭受審查。這回的審查與“文革”初期的批斗不同。前次批斗，屬群體行為，有點自發性，這次可是來自上面；上次，他是北大一校的打倒對象，只受北大“革命師生”的批斗；這次，“四人幫”幾被國人所討伐，作為“四人幫”喉舌，“梁效”成員遭人人唾棄，知識分子群中，罵聲尤高。只是這次沒有肉刑，比起前次是個進步，其他的審查方式，一仍其舊。隔離、追問，首都體育館的萬人大會上，一樣站臺、低頭。此外，還有一封有頭無尾的書信遞到燕東園24號，信文只有四個字：“無恥之尤。”這種日子，從1976年秋拖至1980年，又是一個三年光景。對“梁效”的過往，周先生自己說：“我當時還認為是替黨工作的。”[5]到了走出審查的時刻，他才痛苦地承認：“奴才羽翼兩兼之。”[6]

頭一遭挨斗挨打，起源于“受了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后一遭挨批，結果是“奴才羽翼兩兼之”。這兩種認識，真的實在和穩定嗎？時到今天，我們一眼就能看明白，前后兩種認識，都是彼時環境下的產物，一種無可掙脫的外力籠罩下的產物，地道的一雙畸形兒。類似的胡話，大凡是過來人，誰都說過一些。人對自我的認識，本來不是易事，都難脫離環境。何況，那個時候的周先生，被封閉在一座小樓之內，像是24小時戴著耳麥，耳朵里聽不到第二種聲音。在這種氛圍之下，真正的覺醒何從得來？！到了晚年，先生退休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環境改變，心無掛礙。這個時候，他自身的醒悟方才慢慢滲了出來。方寸之間，寥寥幾字，他對自己的認知，逐漸變得清晰而穩定。

“批斗”

“打壓”

“誣陷”

“愚弄”

“蹂躪”

“欺騙”

“不明白”

他的開悟，一步一步得來，有跡可循。早期，他的反思，只限于針對自身的遭遇，做事實上的追溯，印章里完全是一種敘述式的直白，如“批斗”“打壓”“誣陷”“愚弄”“蹂躪”“欺騙”等等，最后歸結到“不明白”——這是京劇大師馬連良（1901—1966）在遭受批斗之后，口里嘟囔出來的一句話。只因出現迷惘，周先生走上了尋求答案之路。但求得答案談何容易！不過這一步邁出來了，把當年那兩個畸形兒完全排除了，倒是真的。“石榴結子怨西風”，有怨生出，便有了后來的一切。

“黑幫勞改大院雙院士”

“九頂帽子”

“一片真心”

“黑白顛倒 我欲無言”

“黑幫勞改大院雙院士”“九頂帽子”，是說他們夫妻雙雙被囚北大勞改大院，兩人共得九項“罪名”，語中帶有酸澀的調侃，但還沒有脫出敘述事實的狹窄空間。而“一片真心”“兩遭劫難”“黑白顛倒 我欲無言”，則道出了他的委屈、無奈，逐漸從一身一家慢慢脫出，表達出蒙難眾人的感受。

“畢竟是書生”

“畢竟是書生”，治印者是天津的一位刻家，鐵線篆書。周先生這個認知的得來，起初全是偶然。

1980年5月，同為“梁效”成員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先生（1901-1980）過世，周先生趕去參加追悼會。他說：“我看到他一個老朋友給他的挽聯寫的‘五十年風云變幻，老友畢竟是書生’。這個‘畢竟是書生’五個字打動了我，我很有感觸，也可以說是一種反思。我說他畢竟是書生，我也畢竟是書生。”[7]物傷其類，這五個字，埋進他的心里，發芽、生長，讓他翻騰不寧。此情如何可排遣？他煩請身在津門的老父找到一位刻家，將這五個字篆刻成章。以當時的環境、氣氛而論，如果在北京成就此事，周先生會有顧慮。他不便透露自己的印主身份，也不能去為難刻家。年近90、飽經風雨的周叔弢老先生，體會長子隱身的苦衷，居然樂為代庖。好在他老人家的實業早已充公，不折不扣，剩下的就是一位書生了。叔弢先生在這方面非但是行家里手，而且品味不凡。他在給長子的回信里這樣說：“印已刻好，印拓附去。刀法還好，‘畢’、‘竟’、‘生’三字左右兩筆皆與下一橫相連，‘生’字尤不耐看，此美中不足也。”[8]老人家的評論是否得當，如今已在其次，我們從中窺見的是，他對白頭長子的這番酸楚認知，想必是點頭認同，不在話下，才去作代庖、發評論的。想想看，本來就是一介書生，活了半個世紀，居然演變成為“畢竟是書生”，其間的況味，老人家愿與兒子共享，真真是天下父母之心，俱都是肉長的！

話說回來，真正的印主一良先生，他在自我認知方面，可謂是邁出了巨大一步。11年之后，到了1991年，他進一步說：“解放以后一直到梁效結束，我已經用了五個字概括了，就是‘畢竟是書生’。”[9]至此，我們看到，他完全走出個人福禍的圈子，要去深挖，觸及本源。“畢竟是書生”這副印章，后來被周先生用作他一本書的書名，那已經是印章刻成之后18年的事了。《畢竟是書生》一書竟然印刷18次，印數達到25萬冊之多。暢銷如此，固然憑的是書的內容和自身的分量，但書名的雋永撩人，也是一個賣點。

“畢竟是書生”一語，從魏建功先生的挽聯偶然得來，終而化為周先生的自我之物。自此以后，這種認知，可以說是陪伴他直到終老。這是魏、周兩位晚年的身心之痛，其實也是他們同代人的共同病痛，鐫切深深，字字酸辛。

1976年“四人幫”倒臺，受萬人指罵，“梁效”也遭國人唾棄。其中年長的四位著名教授馮友蘭（1895-1990）、魏建功、周一良、林庚（1910-2006），被人稱為“四皓”，遭訕笑遭怒罵，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其間也有人詩句唱和，責其助紂失節，周一良首當其沖。在這前后，還有人寫短文泄憤，沒有點名，只稱“某教授”、“西郊某教授”，顯然是指周一良。周先生看了，無奈而淡然。待到罵聲消散之后，他把這個稱呼接受下來，先將“西郊某教授”簡化成兩個字，再代之以諧音“郊叟”，命為自己晚年的別號，煩人治成印章，刻了一方白文，意不能盡，又刻了一方套邊白文。直到他88歲，有一本書寫成，沒有合適的名稱，便順勢題為書名《郊叟曝言》，酸甜苦辣，俱在其中。讓人想不到的是，自取此一別號后，在燕東園24號，夫人孩子，老老小小，都以“郊叟”稱呼他，他也聲聲應答，安然泰然。這時候的周先生，他想開了，解脫了，參透了。周先生一家，老老小小，都頗有點得道成仙的味道。

“禍自上寵”

周先生精力充沛，什么書都讀。他說：“有一部小書名《袖中錦》，其中有‘四事不可久持’一條云：‘世間四事不可久持——春寒、秋熱、老健、君寵’……80年代以來，漸漸感覺年紀老起來，也感覺自己頭腦清醒，思想開闊起來，每每標舉這段話以告朋友。現在錄于自傳之末，既以自警，又以勸人。”[10]由此，他治印一方：“禍自上寵”。真是一通百通，任督二脈打通，全身立覺舒暢。

“愧為乾嘉作殿軍”

“愧為乾嘉作殿軍”。乾嘉之學，一個學派的名稱，亦稱樸學，乾隆、嘉慶時期臻于鼎盛，故名，代表人物有戴震（1724—1777）、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孫（1744—1832）等。他們以訓詁、考訂的方法研究中國古史，注重實證，主張“無一事無出處，無一事無來歷”，立意必憑證據，援據以古為尚，孤證不為定說，隱匿、曲解證據為不德，文體貴樸實簡潔等等。這個學派延續百余年，影響深遠。20世紀之初，新文化運動興起，乾嘉之學日漸衰微。這個時候，正值幼年的周先生受教于家塾之中，塾師張潞雪（約1898—1926）的舊學功底甚深。關于這一階段，周先生自己說：“早年進學，受的是乾嘉樸學教育。”[11]周先生趕上了末班車，這是“愧為乾嘉作殿軍”的大概由來。

“作人依忠恕之道”

“治學尚辯證唯物”

“作人依忠恕之道”“治學尚辯證唯物”。這是用聯語作成的對章，一白一朱。從聯語的角度講，對仗明顯不工，但可以看出，周先生注重的是其內容。上聯“作人依忠恕之道”，對此，周先生有自己的文字說明：

我最所服膺的，是孔子所自稱的“吾道一以貫之”。亦即曾參所解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注更明確：“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在人際關系上，我曾自詡有知人之明，更有自知之明。我想這是我群眾關系較好的原因，實際也是忠恕之道的推衍。[12]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周先生一生如此。僅此一點，也可以想見周先生的為人。關于下聯“治學尚辯證唯物”，請看周先生自己的長篇解釋：

研究歷史最根本的態度和方法只有四個字：實事求是。如何才能實事求是呢？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應當具備鮮明的辯證觀點，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見大；看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不同領域之間的關聯；看到紛紜錯雜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看到歷史是辯證地發展。如果說五十年來我的學問多少有些進步的話，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這些觀點。[13]

周先生的這番說白，發表在1999年1月，其時他已不能握管，是他口述由學生代筆寫成的，兩年之后他就過世了。這番關于治學方法的話語，周先生講過多次，桑榆遲暮之年又一次重復講來，我們應當把它看作周先生的終極認知。那么，今天的我們，對它該作如何的解讀呢？

提起辯證唯物，周先生的那一代以及我們——即他后面的一代歷史學人，其直觀的反應就是“辯證唯物論”——《聯共（布）黨史》第四章第二節的那段專論。上個世紀50年代，我們對這段文字，曾經一學再學，奉為圭臬，作為治學的不二法門。如果周先生所說“辯證唯物”指的僅是這個，那么顯然出現了矛盾。首先，周先生所說的“愧為乾嘉作殿軍”沒處安放了。他說“愧為”，是一種足夠的自謙；而“殿軍”，一半是謙虛，另一半的話外之音顯然是說，那是一代絕學，在他之后沒有誰能提得起來了。總之，從他的語氣可以判定，他對乾嘉之學是肯定，而非否定。其次，還有周先生一慣倡導的5個W（即WHO，什么人；WHEN，什么時候；WHERE，什么地方；WHAT，什么事；HOW，怎么樣），安放在哪兒呢？那也會措置無當。5個W，是上個世紀30年代周先生從燕京大學教授洪煨蓮（1893-1980）那里得來的，他深信不疑：“掌握5個W，就掌握了歷史。”我初入北大歷史系，就聽到周先生的這番傳教，后來一直記憶深刻。周先生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覺察到它的不足，還曾增加了一個W（WHY，為什么），覺得這樣可以使之更臻完善，由此足見他對5個W的服膺和肯定。——如此說來，他所說的辯證唯物，究竟何所指呢？

對此，我有一點解讀，愿就教于方家。幼年間打下的舊學底子，給予周先生的是乾嘉訓練；成年后在燕大接受的是西方治學方法。來自地球兩端的東西，都是方法，相通相連之處甚多，他在治學過程之中，得乎于心，應乎于手，一體付用，應在不知不覺之中，無分乎東西。到得后來，辯證唯物理論當世，原來乾嘉之學與5個W，脫去他們過時的、刺眼的外衣，究其內核，二者與辯證法并非水火，三者的精髓可以融為一爐。這一點，周先生在他的《學術自述》一文里，說得明明白白。

“墨顛”

“墨顛”。周先生的出身和家教，讓他把書道視為自身修養的一端，而不把它看作單一、獨立的藝術形式。他的楷、行、隸、篆四體皆備，隸書略為少見。他贈送親友的字體，多是自擬的詞語，偶有謄錄他人的詩句，注重的也是內容，并不把字體單獨拿來炫人。他在致友人書里說到自己的字，也是輕描淡寫：“玨良、杲良和我也都能寫一點兒。”[14]又說：“我練字下過功夫，篆隸皆臨過不少，惜書法天分太差，所以始終無成。有人找我寫，總不敢承應。”[15]上個世紀的50年代，我見到他家的墻上掛有一個鏡框，鏡心是他用小篆錄寫陶潛的“采菊東籬下”，陶詩之前以楷體寫了一段前言：“余與懿咸喜誦陶公此詩，因錄以補壁，固不計書之工拙也。”這大概就是他對書道的看法。

“不能詣人貪客過”

“慣遲作答愛書來”

“不能詣人貪客過 慣遲作答愛書來”。這是改寫古人詩作的一個句子。吳偉業（1609—1672），生于明末清初之際。他在江蘇太倉購得舊園，修葺一新，命名為“梅村”，并作有《梅村》詩曰：

枳籬茅舍掩蒼苔，乞竹分花手自栽。

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

閑窗聽雨攤書卷，獨樹看云上嘯臺，

桑落酒香盧橘美，釣船斜系草堂開。

吳偉業身在新朝，心懷故國，糾結矛盾，懶散孤高。他在詩中寫出“不好詣人”、“慣遲作答”句，隱約道出自己的內心。周先生從吳詩中挑出這兩句，將“不好”改為“不能”，輕動一字，就換成了困頓在家的自己。其時，固然是因雙腿骨折不良于行，更有受誣莫辯、趨訪同道與人不宜的意思，兩層難處俱含其中。至于手不能握管，給友人的回信難免耽擱，則因腦梗所致。1999年的上半年，他還能以左手作答，而后只好煩人代筆。寂寞的周先生，對友人的來信盼望殷殷，而其結果或正相反。我的朋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何齡修（1933—2018），曾經因事作書求教，周先生以左手作答。何齡修攬書大慟，對我說：“以后再不敢給周先生寫信了！電話里說不清楚的事，才寫信求教。沒想到給他惹來這么大的麻煩！”

“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

“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說難》、《孤憤》是《韓非子》55篇文章中的兩篇。韓非主張以法治國，前者講他將自己的主張游說于君主的困難，后者講自己廉直的抱負不容于人，表達出對權臣惑主誤國的憤慨。他后來出使秦國，受人陷害，被囚，死于獄中。“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語出司馬遷《報任安書》：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宜休先生在介紹《太初先生印存》的文章里說，這方印章是“先生自比在‘梁效’審查期間，是在囚籠中‘重拾舊歡，重回魏晉’，有如當年韓非。”這句話，指出了事情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讓我們找到了解讀的鑰匙。

1976-1978年間，周先生因屬“梁效”成員接受審查、管制，長達兩年。“竹筒倒豆子”，拖到后期，再沒一顆豆子可倒，甚至連監管人員都患上了監管疲勞癥時，周先生人身仍然不得自由。“梁效”成員彼此之間不能交談，與外界更不能往來。一個人關在屋子里，如何打發無盡的時光？周先生先是讀四卷“毛選”，而后再讀《馬恩選集》，都讀完了，還看不到盡頭，怎么辦呢？索性拿來二十四史，《史記》《漢書》依次翻看下去，看到三國魏晉，這是他先前研究過的東西：“那就一邊看一邊也寫一點東西。”[16]周先生把這段時光稱作“又不是人，又不是鬼的”[17]日子。多年以后他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就是這段時間的作品。“意有郁結，述往事，追來者”，這部札記，被他視為自己的《說難》《孤憤》之作。

以上脈絡，大致是宜休先生的解讀。看到這里，我有另一個想法，也寫出來，供讀者參考。周先生困頓受審之際，翻讀二十四史，讀到南北朝部分，心生多番感慨，手上一條條札記寫下來。彼時先生的心情如何，他自己曾描繪為“墜歡重拾”。他把《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稱為“墜歡”，雖是樂中有苦，似乎也不好說這是他的“說難”、“孤憤”。《報任安書》里，司馬遷公列出厄運成書的先賢眾多，周先生何以單單挑出韓非的《說難》《孤憤》用以自比？我以為，緣故乃在這兩篇文字的題目，正好道出了他彼時的心境。那個時候的周先生，正淹沒在一片聲討之中，自己的滿腹委屈，面對眾人、國人，想說清楚、講明白，能行嗎？世上還有比這更難的事嗎！此時的他，除去孤獨憤懣，還能有什么呢？“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自己說話自己懂。韓非的《說難》《孤憤》，恰恰好道出了他孤苦郁悶的內心。

“游騎無歸”

“小伙計”

“游騎無歸”“小伙計”。這是兩聲無奈的喟嘆。歲月遲暮，回眸自顧，周先生對自己業務道路的多番曲折，打從心底發出了長長的嘆息。

他早年從魏晉研究走入史學之路，頗有心得和成就；對后來的若干年，他用了“學殖荒落”四個字來概括。他這樣說：“50年代，北大歷史系學習蘇聯教學計劃，準備開設亞洲史的必修課程和建立亞洲史教研室。領導提出要我負責，我覺得責無旁貸，毅然放棄從事多年的中國古代史而承擔下來”[18]；“當時覺得既然要我搞亞洲史，那我這個中國史這方面就應該放棄……把南北朝中國古代的東西丟下來了。”[19]后來他有追悔：“其實也不應該那么絕對。”不過這番追悔已在二十年后，為時太晚。到了1978年，他在信中向老友譚其驤（1911—1992）首次道出心聲，語句雖然調侃自謔，意味卻盡在其中：“多年來亦頗感游騎無歸，難于有成，西諺所謂‘各行業之小伙計，而非某一行業之老師傅’是也。”[20]說這個話的時候，他剛剛“墜歡重拾”，苦中一番嘗樂，跟著人身亦復自由，回到家里，更是沉湎于舊好之中。多年積壓的心緒難排難遣，于是制作了這兩方印章。“游騎無歸”，是在外游走的馬，無所歸屬的意思。“小伙計”，直白地說，就是一個“打雜的”。周先生在他的回憶文字中，不止一次說起這樣的話。

心頭般般酸和澀，翻作雅趣憑君看。其實周先生對世界史的研究，并非一無所成，但他之所以得出這種看法，實在是他太鐘愛南北朝史的緣故。他視南北朝史為自己的“舊歡”，這成了他的一個情結。如果跳出這個圈子，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這個想法，似乎不夠開闊。北大歷史系，多少年間一直走著中國古史是為看家本領的老路。不期然而然，周一良先生開辟亞洲史領域，楊人楩先生開辟非洲史領域，羅榮渠先生（1927—1996）開辟拉美史領域。有他們三位當年的拓疆辟土，才有了后來的發花散葉。周先生是當事之人，自己開辟的事業客觀效果如何，或許可以不知或半知；但我們作為后來者，論及此事，卻是不可不明。

“人固不可以無年”

“真理是時間的兒子”

“人固不可以無年”“真理是時間的兒子”。同樣是感慨和嘆息，意味卻更為幽遠深長。這里一個是中式句子，一個是西式句子，印譜的編者把它們搭配在一起，很有意思，天下的道理原是一個。

“人固不可以無年”，語出《世說新語》[21]，譯作今天的白話就是：“一個人的壽數確實不能太短呵！”東亭侯王珣病體不支的時候，問武岡侯王謐：“世間輿論把家父比作誰？”王珣的父親王洽，曾征拜為領軍，未就職，36歲而死。王謐得問，回答說：“世間把令尊比為北中郎將王坦之。”北中郎將王坦之的地位和建樹，王珣原本都看不上眼。他聽了王謐的回答，轉身面墻，嘟囔了一句：“一個人的壽數確實不能太短呵！”

“真理是時間的兒子”，此語借自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真理是時間的女兒，不是權威的女兒。”（For rightly is truth called the daughter of time, not of authority. ）

這兩方印章的制作年代不詳，推測起來，應在上個世紀的80—90年代。那個時候，“梁效”一案審查完結，對周先生來說，廓清了一些謗言；出任歷史系主任之后，又恢復了同行間的一些交往。但是，他心里沒有吐訴的話語仍然太多。“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他深感時間對自己的意義。洗刷委屈與污漬，恢復人格與尊嚴，固然全靠今后的歲月，但總希望有生之日自己能夠看見，而不留待身后。他期盼有更多的明天與明年。88歲米壽之際，一些遲到的公允和道義已為社會所接受，壽慶在平慰與期望之中度過，一半對一半。稍后，他在給友人的信里吐出心聲：“近來頗思起一別號，……我自忖九十有望，九五在望，故起名曰‘二望館主’[22]。”這是2001年2月間的話。然而，老健并不可靠，當年的10月，周先生就與世長辭了。彼時他若精力尚好，我想也許也會治印一方。今天我們披覽印存，沒有看到“二望館主”，誠是心頭遺憾。

2023年1月

[1] 網上有署名“宜休”的一篇文字，對《太初先生印存》中所刊的各方印章，從文字、背景及印鈕、印石的材質等等，都有詳盡的說明。本文借用、參考之處甚多，事前無法征求允準，謹向作者宜休先生致歉并致謝。

[2] 《周一良全集》卷7，第15—16頁。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15年。

[3] 同上，第201—202頁。

[4] 同上，第186頁。

[5] 同上，第208頁。

[6] 致譚其驤（1978年11月11日）。見《周一良全集》卷10，第47頁。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15年。

[7] 《周一良全集》卷7，第223—224頁。

[8] 周叔弢致周一良書（1980年10月15日）。

[9] 《周一良全集》卷7，第229頁。

[10] 同上，第101頁。

[11] 見周一良《郊叟曝言》，第76頁。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

[12] 《周一良全集》卷7，第101頁。

[13] 《郊叟曝言》第77頁。

[14] 2001年5月23日致啟治書，見《周一良全集》卷10，第257頁。

[15] 致啟致書（1988年4月25日），見《周一良全集》卷10，第242頁。

[16] 《周一良全集》卷7，第213頁。

[17] 同上，第214頁。

[18] 《郊叟曝言》第69頁。

[19] 《周一良全集》卷7，弟149頁。

[20] 致譚其驤（1978年11月11日）。見《周一良全集》卷10，第43頁。

[21] 劉義慶《世說新語·品藻·人固不可以無年》：“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吾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22] 《周一良全集》卷10，第253頁，《致孫啟致》。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官方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