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適先生是中國20世紀成就卓著的書法家、文學家、校勘學家,在文史哲方面“出入數百年,縱橫數十家”。他通會文史哲藝,學術思想博大精深,詩書創作成就斐然,學術風骨令人景仰。可以說,高二適先生是我國20世紀的一座文化豐碑,研究并發揚高二適先生的學術成就、學術思想、學術精神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意義非常重大。
曹洋自小就受高氏詩教家風影響,他與高二適先生同住一村,非常仰慕先生的人品、學品和藝品,所以他從進入學術研究領域就開始關注和研究高二適先生。幾十年來,曹洋認真學習研讀高二適先生的作品,學習高先生的學術思想,繼承和發揚高先生的書法技法與風格。同時曹洋對與高二適先生有關的書壇論辯、詩壇論辯,以及籠罩在高先生身上的各種誤讀與誤解乃至批判,進行了長期、仔細的梳理挖掘,追尋其原初面貌、歷史原因、思維脈絡與發展走向,先后出版了《天下一高》《高二適研究》等著作及一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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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洋主持的南京藝術基金項目形成的新著《先生,高二適》,可以說是近10年來高二適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書資料翔實,脈絡清楚,考據深刻,聚焦問題,觀點公允,新見迭出,在高二適研究的發展史上是一座標志性之作。就項目研究而言,其完全符合并達到了結項的標準。關于這部書,我有以下幾點評價。
第一,這是一部系統全面、生動感人的文學傳記。在對高先生生平敘述的過程中,曹洋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即高二適先生成長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生態、家學淵源、詩性生活與家國情懷、文字風誼,以及諸多社會交往,努力避免傳記的流水賬化、臉譜化。關于高二適先生的傳記、回憶文章還是不少的,曹洋的這部傳記突出和把握了高二適先生作為詩人、書家、學術大家的學人風范、文人風骨,并以此來建構其生平,這是符合高二適先生的性格和面貌的,讀后令人感到人物形象生動、性格鮮明,符合人物的典型特征。
第二,這是一部問題導向鮮明、資料歸理全面、線索梳理清楚的學術專著。在高二適先生學術研究的經歷中,有兩次論辯在20世紀學術史上影響非常之大,也非常值得回顧。一是“蘭亭論辯”,二是“劉柳優勝辯”,前者是關于書法史上某一重要問題的澄清,后者是關于詩歌發展史上對某一個問題的理解,兩次論辯在我國學術史上都很有影響。曹洋對這兩次論辯中的各種觀點、來龍去脈都進行了認真仔細的梳理,他從大量史料的全面收集、整理與仔細梳理出發,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澄清了很多不實之詞、污蔑之詞、片面之詞,提出很多比較公允客觀的觀點。所以,本書是中國當代文化史上一部很有價值的學術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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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適《寄來管城帖》
第三,這是一部張揚高二適先生“書法生活化”思想的書法風格研究專論。我非常認同高二適先生“書法生活化”的思想,因為它回歸了書法的本源。書法當然是先有書、后有法,在人類發展史上,是因為生存與生活的需要,才有了語言、有了文字、有了書寫,隨著書寫和文字的發展與豐富,書寫出現了各種樣式、變化以及技法、規則等,由此形成了書法。但文字的最初狀態還是生活的組成部分,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所以高二適先生提倡書法生活化,在中國書法史上是非常有指導意義的,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曹洋的這本書把握住了這一重點,對高二適先生的書法成就、書法風格,特別是他的書法生活化思想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審美評價。其實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曹洋也在努力踐行這種思想。他在書法教學中曾將其教案的撰寫、作業的批改以及與學生的交流等通過書法的形式來進行。所以他舉辦的歷次書法展中都會有一些作品是生活化的,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彼時曹洋是泰州學院美術學院的書法教授,我作為校長跟他共事多年,他參加各種展覽和教師教案的交流評比,都是書法作品,其教案書法化的影響很大,代表了一個學校的獨特風格,很值得肯定。
第四,這是一部內容全面、研究深入、持論公允、新見迭出的學術大作。本書不但是對已有的高二適研究進行了系統集成,更是提出了很多新的見解,也澄清了很多疑點。曹洋注重對高二適先生有所建樹的諸多領域進行體系性的挖掘整理,不滿足于固有成見,不拘泥于已有觀點,他從史料出發,深入挖掘,仔細梳理,以史立論,據實講話,提出了很多新穎的發現和觀點。比如說,在一般人眼中,高二適先生介入“蘭亭論辯”是事出偶然,但在曹洋看來卻并非如此,他認為這非常符合高二適先生的性格與人格的內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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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適致陶白信札(局部,1975年)
此外,曹洋通過梳理發現,高二適先生精通《易經》,其從象數易入手,厘清了柳宗元與劉禹錫論辯的脈絡,由此提出與其老師章士釗先生不一樣的觀點,并展開了一場辯論。曹洋在研究高二適先生詩歌創作時,將其創作的500多首詩作打印出來,進行仔細的閱讀研究,聯系其與章士釗、蘇淵雷、王用賓、林庚白等詩友的唱和之作,以時間為經線、人物事件為緯線,重構高二適先生的詩歌世界,并梳理出先生的詩學體系。通過考察“劉柳優勝辯”,曹洋重新定義和評價了高二適先生的詩學成就,提出高二適先生是“江西詩派”的現代傳人,是20世紀最具風骨的杰出學者等。
《先生,高二適》努力勾勒出高二適先生的人生原則、國學體系、書學體系,提出了很多新穎獨特且令人信服的觀點。曹洋提出,高二適先生的處世原則是“一心二途三道”,“以禮治國”的文化理想是先生家國情懷的真實寫照,也很好地回答了先生在“蘭亭論辯”中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韙”敢于直言為文的內在原因。在書中,曹洋首次提出了“高氏校勘學”的觀點并進行深入的闡釋,他以翔實的資料分析告訴我們,高二適先生是如何做學問的,為什么他能做出如此深的學問,為什么說他是北宋以來校勘《柳宗元文集》第一人,也就是高二適先生如何發展了校勘學,其實這也從一個側面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治學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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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洋書高二適《讀書養氣聯》
在探討“蘭亭論辯”這一文化事件時,以往的研究往往僅聚焦于高二適先生,卻忽略了其他人。曹洋卻并不因為他的研究對象主體是高先生而把焦點全部集中在先生一方,他從文化學的角度,把參與論辯的人分為四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來考察、對比、分析,這顯然不是簡單的是非劃分,而是力求還原事件的歷史真實,將研究提升到歷史學、文化學的高度,讓廣大讀者和長期關注這場論辯的人對“蘭亭論辯”有了更為全面、真實、客觀的了解,以及更為深切的感悟,這對我國當下的學術批評有著鮮明的借鑒意義!
溫潘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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