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時期建康—京口陸道要隘及交通考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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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六朝時期，京口、建康兩地的交通，不論是軍事行動還是日常行旅，都十分仰賴沿江陸道。這條二百里“王涂”，雖然距離短，但因其溝通都城與京口重鎮的特殊區位價值，在六朝史上異常關鍵。通過系統考辨六朝及唐代原始文獻的記載，該道上自東向西最重要的陸道要隘依次是：竹里、羅落、黃城與湖頭。結合南宋以來景定《建康志》等南京、鎮江地區方志的記載與考古學、地理學成果，將這4個關鍵節點連綴起來，可以判斷二百里“王涂”的基本線路。兩地道路形態的形成，主要受到寧鎮山脈的制約，或可作為透視南方丘陵地帶陸路交通演變規律的一個典型案例。

關鍵詞：六朝 建康 京口 要隘 陸道交通

六朝時期，京口是建康下游最重要的門戶。孫吳自富春起家，勢力擴及長江中游，最終將政權治所遷至長江下游，政權根據地初治京口，建安十六年（221）方移徙建業。晉宋之世，在郗鑒、劉裕等流民帥的持續經營下，京口重鎮形成，此為田余慶率先揭橥的經典論斷，之后中村圭爾、權家玉等學者就此問題亦有重要的發揮。

既為建康下游門戶，京口與都城之間的交通，關鍵性毋庸置疑。兩地交通，可走長江水運，亦有沿江陸道。據《宋書·州郡志》記載，南徐州去“去京都水二百四十，陸二百”，即就治所京口城與都城間的長江航線水運里程與沿江陸道里程而言。事實上，不論是兩地的軍事行動還是日常行旅交通，都十分仰賴沿江陸道。這二百里陸道交通，雖然距離短，但因其溝通都城與京口重鎮的特殊區位價值，在六朝史上異常關鍵。對這條重要陸道的走向、其間交通節點的地望等問題，學界一直缺乏系統性研究。本文將在檢討舊說的基礎上，結合六朝及唐代原始文獻、景定《建康志》等南京地區方志，綜合自然地理、考古學成果，逐一考證兩地陸道交通上幾處關鍵性要隘的地理位置，對與之相關的諸多歷史事件進行系統梳理，并推測這條線路的具體走向，討論其道路形態的制約因素及與地域社會的聯系。

一 學術史回顧與檢討

據上引《宋書·州郡志》，京口“去京都水二百四十”。本來水運承載量大、成本小，在傳統社會是南方地區最可資利用的交通方式。不過，六朝時期建康至京口一帶尚處于長江入海口的河口段，江面寬闊、海潮洶涌、風浪巨大，這一線長江水運時有舟船傾覆之險，航行條件惡劣，對此學界已有深入剖析。除長江航道外，理論上兩地水運還可走破崗瀆一線。孫吳時期開鑿的破崗瀆，連通古江南運河與秦淮河水系，主要便利吳會地區與建康的交通往來。破崗瀆與古江南運河在京口南面的曲阿交匯，因此理論上從京口入都，也可以向南繞行丹徒水道（古江南運河的一段），再西入破崗瀆—秦淮河一線入都。然而此線實在太迂遠，除軍事行動或漕運，一般情況下不會如此繞道。概而言之，繞道破崗瀆與走長江水運的這一南一北兩條水運航線，當時應該同時存在，不過兩線的使用并不普遍，這也可以解釋文獻中走上述兩條水道，皆為軍事交通的記載，缺少日常交通實例，可以想見并非沒有，不過也證明水運并不常見。

水運既非佳選，則兩地交通必由他途：這就是《宋書·州郡志》記載中“陸二百”的沿江陸道。在六朝時代，這是一條對日常公私行旅與軍事交通都異常關鍵的咽喉要道。南宋周應合主纂的景定《建康志》（以下簡稱《景志》），是最早對這條陸道交通相關史料有所抄撮和考證的文獻，故先就該志中的相關文獻性質做一論述。

《景志》是歷來公認的宋代名志，也是今南京地區傳世最早的一部方志。該志不僅保存了宋慶元至景定60余年間的建康史料，而且對山川古跡多有記述和考證，又多引《丹陽記》《輿地記》等早期地理志書，因此也是六朝建康城市史研究的必備文獻。就交通地理資料保存情況而言，該志最早系統記載了六朝時期建康周邊的古路。《景志》卷16《疆域志二》專辟“道路”一目，凡列秦皇馳道、吳帝馳道、宋帝馳道、小丹陽道、黃城大路、湖頭路、白楊路、竹里路、謝元（玄）走馬路、姜巴路10路，每則先敘其地望，再列舉諸正史、地記中的相關記載。需要辨明的是，這部分名為“道路”，其實專述宋以前文獻中出現的古路，而對于有宋當代的道路系統，在卷16《疆域志二》“道路”欄前，辟“鋪驛”一目專門有所呈現。10條古路的存續情況也有所不同。秦皇馳道、吳帝馳道、宋帝馳道，顯然早已湮沒，各條下均附考證。也有如謝元走馬路、姜巴路這樣存續的故道：前者，根據纂者所言，可見故道尤可辨識；對后者，志先引《真誥》做簡要考證，后又記述此路在當代的修繕情況，顯然此道沿用至宋。

《景志》所敘10條古道中，與建康京口兩地交通相關的有三：“竹里路”“湖頭路”“黃城大路”。“黃城大道”一見于《梁書·邵陵王綸傳》（《資治通鑒》作“黃城大路”），載侯景之亂中蕭綸率軍從京口馳援建康事。而志中所謂的“竹里路”“湖頭路”，六朝文獻中不見有“竹里”“湖頭”冠名的道路專稱。實際上，“竹里”“湖頭”“黃城”皆為當時兩地陸道上最關鍵的要隘，《景志》中統命名為路，本質上是宋人根據所見文獻或地方性知識進行考證的結果，其體例不可不察，利用時亦需審慎甄別。

后代南京周邊地區方志對六朝建康古道的敘述，直接承襲《景志》的敘述，無多新見，實際上對古跡的具體地理位置，已頗感茫然。20世紀末，郭黎安《試論六朝建康的水陸交通》一文，是對建康周邊水陸交通最早的系統研究。在探討建康京口陸道交通的部分，文中總結兩大結論。首先論述存在“黃城大路、竹里路、江乘路等官道”，并且上述三道“是建康京口間陸路交通的各個路段，因地段不同而名稱不同，統稱京口路”。該部分不論是總體立論與還是文獻的援引分析，皆受到《景志》的直接影響，忽略《景志》所言之“湖頭路”而補充“江乘路”。對具體路段地望的判斷，亦出現失誤，如認為羅落橋在竹里以東，實際上前者在后者之西。接著，文中論定兩地官道存在“南北二線”，并描述二線的總體走向。不過，這些論斷難尋文獻依據，似乎是推理演繹的結果，且地理空間的錯亂亦很明顯：如文中認為今龍潭以西系竹里路和江乘路，龍潭以東有黃城大道，這也是東西顛倒了。

此后，較為重要的有3位學者的研究。陳剛在《六朝建康歷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一書的第4章第5節“六朝建康的主要水陸交通線路”中，辟有“京口—建康線（竹里路）”一小節，將兩地陸道稱為“竹里路”，指出這是一條“經由句容北境，沿江穿行的陸上道路”，“這一帶是寧鎮山脈所在······道路上多山間小徑，取道句容縣北境經龍潭、攝山，轉江乘竹里一帶可通向建康北郊”。這段論述對地物地理位置的大判斷是正確的，可惜篇幅甚少，失之籠統。蔡宗憲《五至七世紀的攝山佛教與僧俗網絡》一文，雖非專門探討交通地理，不過在考察攝山周邊的交通、聚落問題時，著重考辨“羅落”的地望，亦旁及竹里等地，不過仍未將地物落實于具體的地理空間。近來，劉宗意在一篇考察報告中，對六朝時期今南京甘家巷一帶的交通狀況有所關注。該文于傳統史志資料外，還注重結合考古學、聚落地理與自然地理方面的成果，與本章的部分路段探討直接相關。

回顧前人研究，筆者認為對兩地陸道要隘的考證與交通線路的復原，參考《景志》中有關六朝道路體系的論述無疑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對相對原始的六朝及唐代文獻的爬梳。這些文獻包括：六朝正史，六朝子部、集部文獻，《建康實錄》《高僧傳》及《續高僧傳》等。盡管原始文獻中缺乏兩地間陸路交通的系統性記載，不過當時人記當時事，這些零星記載的可信度與重要性很高。時過境遷，問題還需回到原始文獻中求解。在此基礎上，也方可更好地理解《景志》對前代資料的考辨與整合，并加以批判性利用。

二 兩地陸道要隘考辨及交通線路蠡測

六朝時期，京口、建康兩地的陸路交通取道沿江丘陵崗地，自東向西最重要的交通節點有四：竹里、羅落、黃城與湖頭。以下分別考辯這幾處要隘以及貫穿的線路情況。

（一）竹里

竹里是兩地沿江陸路最關鍵的節點，在正史與地志中班班可考。正史中，此地頻繁見于京口與建康間的軍事行動。晉安帝隆安元年（397），京口鎮將王恭上表，欲以討伐司馬道子寵臣王國寶的名義，舉兵建康。史載當時形勢：

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以元顯為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惶懼，不知所為，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

此次對峙中，朝廷與王恭兩方相互試探，都不敢輕舉妄動，最終沖突并沒有演化為戰爭，以朝廷殺王國寶、王恭退還京口告終。王國寶在“不知所為”的惶懼中，選擇“遣數百人戍竹里”，表明竹里扼兩地交通之要，因此他會在毫無頭緒的情況下向此地臨時派兵。次年，危機仍未結束，王恭再次從京口起兵，遣其部下劉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朝廷不得不派遣使者“說牢之，啗以重利”，于是“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最終劉牢之回兵殺入京口，王恭逃亡。

晉安帝元興三年（404），時值桓玄之亂攻入建康、矯詔自命。劉裕京口舉義，與桓玄勢力在京口至建康周邊地區連續交戰。劉裕自京口至建康的進軍路線，《晉書·劉毅傳》中記載最詳：

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軍，遇之于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

文中提及的重要據點或交戰點有五：竹里、江乘、羅落橋、覆舟山、蔣山（即鐘山）。這是一條關鍵史料，反映了劉裕取陸道自東向西兵入建康的過程，這5個地點也是兩地陸道之要隘（后文亦將論及），竹里在最東。

宋元徽四年（476），建平王劉景素舉兵京口，建康方面聞訊遣兵應對。景素起初“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幕僚中有人反對，建議直接在京口城下以逸待勞：

垣慶延、祗祖、沈颙等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殷沵等固爭不能得。

結果臺軍陸道之部得以長驅直入京口城下，最終在臺軍水、陸兩線作戰下，京口城失陷，景素兵敗被殺。景素起初“欲斷竹里”，之后不成而速敗，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竹里實乃京口建康間陸道交通之咽喉，兩地發生沖突，此地之得失甚為關鍵。

齊永元二年（500），崔慧景以反對東昏侯蕭寶卷之故，起事廣陵，得到京口鎮將江夏王蕭寶玄的內應。崔慧景遂合南徐、兗兩鎮兵力，從京口“奉寶玄向京師”。史載：

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蕩〔軍〕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為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答曰：“小人荷國重恩，使于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

在這則材料中，蕭寶玄以南徐、兗兩州刺史的職銜鎮京口，決定擁護自廣陵而來的崔慧景系臨時決定。臺軍率先派兵“據竹里為數城”，慧景軍后至，兩軍激戰。蕭寶玄對臺軍將領張佛護謊稱“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亦答“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此處記載很關鍵，說明當時人往返建康京口兩地的日常交通，是需經由竹里的。

還有行旅在此過夜的記載。《太平御覽》卷892《獸部四·虎下》引《異苑》載：

彭城劉黃雄，以太玄中為京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停于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系馬于戶前，手刀布于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獨取劉而去。

《太平廣記》卷426《虎一》引《異苑》所敘，文字略有差異：

彭城劉廣雅，以太元元年為京府佐。被使還，路經竹里亭，多虎。劉防衛甚至，牛馬系于前，手戟布于地。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獨取劉而去。

《異苑》成書于南朝劉宋年間。此則故事的主人公，一曰“劉黃雄”，一云“劉廣雅”，但故事情節相同。劉氏因公事入都，路經竹里并留宿，而且當時“士庶同睡”，說明過路留宿的行旅不在少數。這一空間場景當是竹里一帶交通狀況的真實反映。

劉氏留宿的具體場所，《異苑》此則異文，一云在“竹里亭”，一云“停于邏宿”，需置于漢魏以來鄉、里、亭相關的基層行政建制中理解。有關秦漢時期的亭制及亭與地方基層管理體系的關系，有賴簡牘文書的出土，相關成果頗多。關于亭的性質，學界觀點接近一致，基本認定“亭”與“鄉、里”屬于不同系統的基層行政體系，并強調亭維護治安、便郵驛、供止宿的功能，而鄉、里的民事職責要廣泛的多，包含按比戶口、征收賦稅、攤牌力役、教化、聽訟、治安等民政的方方面面。南北朝時期，亭制的發展情況，因資料限制不如秦漢的面貌清晰。從文獻中勾勒的面貌看，應對秦漢制度有所繼承，同時亭的功能有出現多樣化的趨勢。

“竹里”之名以及竹里設亭，反映了六朝社會基層行政體系的吉光片羽。頗疑此地是“里”這一基層單位所在，“竹里”之“里”，即鄉里制下“里”之通名。而“竹里亭”又恰在竹里一里，應是建康京口兩城之間鄉村地區最重要的一亭，是一處治安兼交通機構。這似乎也可以解釋異文中的“停于邏宿”。六朝時期的“邏”是何性質的單位，筆者目前未見學者有專門探討。從文獻看，“邏”的功能與亭類似，亦是一種負責軍事監管與治安的基層單位，又多監管特定的關津、水域、山體等。劉氏住宿之“邏”，筆者傾向于認為，是屬竹里亭管轄下的專門機構。若如此，異文處看似有所抵牾，實則可解：此邏就設在竹里亭，或在其周邊管轄區域內。一般而言，亭設在交通線上，有接待行旅、傳遞公文的職責。考慮到竹里亭所在之地特為重要，控扼都城與京口重鎮交通之要沖，應是朝廷重點加強控制和防范的之地，設“邏”監察盜賊、維護治安自是應有之義。

那么，“竹里”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處？據《元和郡縣圖志》卷25《江南道·潤州·句容縣》載：

竹里山，在縣北六十里。王涂所經，涂甚傾險，行者號為翻車峴。山間有長澗，高下深阻，舊說云似洛陽金谷。宋武帝初起，自京口至江乘，破桓玄將吳甫之于竹里，移檄京師，即此處也。

李吉甫的記載當有前代地志依據，可能即《江乘地記》。《北堂書鈔》卷147《峴篇五》引《江乘地記》云：

城東四十五里竹里山，王涂所經，甚傾覆，行者號為翻車峴也。

《江乘地記》散佚已久，只言片語散見于唐宋以來的類書與地方志中，唐初《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皆有佚文，唯《北堂書鈔》卷158《地部二·穴篇十三》兩處引文帶作者“是乘民”，其人已不可考，大抵為南朝時人。兩處記載參照，可知竹里亦為山名，當時建康京口間的王涂，也應即《宋書·州郡志》所記載的二百里官道取徑于此。

這條官道在竹里山段“途甚傾險”“行者號為翻車峴”，更有鮑照兩首詩直接為證。《行京口至竹里》云：

高柯危且竦，鋒石橫復仄。復澗隱松聲，重崖伏云色。冰閉寒方壯，風動鳥傾翼。斯志逢凋嚴，孤游值曛逼。兼途無憩鞍，半菽不遑食。君子樹令名，細人效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

《登翻車峴》云：

高山絕云霓，深谷斷無光。晝夜淪霧雨，冬夏結寒霜。淖坂既馬領，磧路又羊腸。畏途疑旅人，忌轍覆行箱。升岑望原陸，四眺極川梁。游子思故居，離客遲新鄉。新知有客慰，追故游子傷。

兩詩是鮑照行旅的實態記錄，亦證兩地陸道必經竹里。在詩人的描寫中，這是一段山高谷深、復澗重崖的“畏途”，盡管應有情感因素使然的夸張成分，但其中反映竹里山的地形地貌、氣候與植被的基本情況應該是確鑿的。這也與《異苑》云其“多虎”的生態環境相吻合，當時此段山路著實可怖。

從古至今，寧鎮地區河湖變遷頻繁，特別是長江淤沖無常，導致長江沖積平原地帶地形地貌變化很大。而相對而言，若無大規模的開山活動，山體的變化總體較小。竹里山所對應的山體范圍，可以根據兩處地志對竹里山相對位置及里程的記載確定下來。《元和郡縣圖志》所云“縣北六十里”之縣，即唐句容縣，治今鎮江市句容市。《江乘地記》“城東四十五里”之城，指南朝江乘縣，一般認為在攝山（今棲霞山）東南、今南京市棲霞街道西湖村一帶。符合條件的濱江山脈，只有在今南京市、鎮江市交界處的寶華山脈附近。

寶華山屬寧鎮山脈中段，北臨長江，312國道滬寧段從其北麓穿過。在約7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有山峰36座，主峰大華山海拔444.9米，為鎮江句容市境內最高峰。這樣的高度，在當時建康及其周邊的京口、晉陵一帶，已屬鶴立雞群。現代地理學上的寶華山山脈，包括30余座山嶺，而文獻中的“竹里山”，所指乃是其中一段。中古文獻中句容縣一帶有“華山”，宋元以后稱寶華山，其所指亦當為今寶華山脈內的山體，可能即今寶華山主峰大華山。

既明晰了南朝“竹里山”在今寶華山脈周邊，再來看《景志》“竹里路”條中的一段關鍵記述：

竹里路，在句容縣北六十里倉頭市，東有竹里橋，南邊山，北濱大江。父老云：昔時路行山間，西接東陽，繞攝山之北，由江乘羅落以至建康。宋武帝討桓元，其路經此。今城東余婆崗至東陽路，乃后世所開，非古路也。

這段接續在“竹里路”下的文字，其實不僅敘述了竹里路附近的地理空間，還隱約提示“昔時”一條貫通建康京口兩地古道的存在，并揭示其大致走向。所謂“南邊山”，即六朝竹里山，從方志記載看，直至明代時人一直以“竹里山”稱之，明代的仁信鄉竹里村應即在山下。又“北濱大江”，這條山路經由山北麓，正可與鮑照詩映證。詩中云“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所謂“不見”應是“君不見”之反問義，又云“四眺極川梁”，若走南麓，不會有此視野。第二句父老所云，說明存在一條“路行山間”的古道，此道經由竹里，又“西接東陽，繞攝山之北，由江乘羅落以至建康”。鄉里耆老所言，有一定地方性知識的依據，這條道路很可能即六朝時京口至建康的王途。時過境遷，此道大概已經淫沒，或非為常路，因此纂者特別補充一句，“今城東余婆崗至東陽路，后世所開，非古”，說明“城東余婆崗至東陽路”應是當時主路。

寶華山脈橫亙于長江之濱，今天山北的便民河、大道河一線以北，是宋明以后淤漲的陸地，六朝時期江面寬闊得多，江水應直抵山下不遠。因此在山之北、江之南，也就形成一條狹長的走廊，當時“王途”取徑于此的一段，即宋人命名的“竹里路”。前引南齊崔慧景曾“據竹里為數城”，筑城活動應即沿著這條濱江通道展開。廣義的竹里，也應即指山北濱江的這條通道。時至今日，寶華山北至江濱的陸地，仍是南京與鎮江間的重要通道。在不大的范圍內，這條通道自西向東分別屬于南京棲霞區、鎮江句容市與鎮江丹徒區，頗有犬牙差互之勢。

還需辨明的是，《景志》稱竹里路在“倉頭市”，將作為一條線的道路定于“倉頭市”這樣一個點上，顯然是就竹里的核心路段而言，也即在上述宋明以降的仁信鄉，且明代倉頭是一大市。又前揭《景志》卷16《疆域志二·鋪驛》，詳細記錄南宋中后期建康府驛道和沿線遞鋪設置的具體情況。全府有東、西、南、北4條驛路主干道，驛站中有“竹里驛”，地在“句容縣北六十里倉頭市”，此驛應在通往鎮江府的東路干道上。盡管六朝“竹里”舊道至宋時似已不興，不過在倉頭置竹里驛，說明位于舊竹里之地的倉頭，仍是比較重要的交通節點。至晚于明弘治時期，此驛又廢，其地“為竹里廟存焉”。根據道里與地名學綜合判斷，今地應在寶華山北麓、句容市下蜀鎮的倉頭村至祝里村一帶。倉頭民國時曾設鎮，而祝里原名竹里，民國時設竹里鄉，新中國成立后改名祝里。

（二）羅落

前引《景志》“竹里路”條引父老所言，說舊道竹里段西接“東陽”，“東陽”指北宋出現的東陽鎮，在句容縣境西北緣，與建康府上元縣接壤，今地即南京市棲霞區東陽村一帶，寶華山脈西緣正好至此而盡。從宋之“倉頭”西至“東陽”，在六朝時均屬廣義的“竹里”范圍。

過竹里，意味著走完了最險峻的寶華山段，接下來寶華山段以西的“王涂”，繞不開的大型山體是攝山，另一隘口“羅落”就在這一帶。

“羅落”見載于原始文獻，是一處江乘縣西的里名，也是一座橋名。《續高僧傳》載，陳揚都興皇寺釋法朗，于太建十三年（581）去世，葬于“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可知當時江乘縣有羅落里。江乘，秦縣，兩漢魏晉因之。孫吳建都江左、立建鄴縣后，江乘縣成為京縣北鄰。東晉成帝咸康元年（335），割江乘縣置瑯邪郡，治臨沂縣，屬南徐州，舊江乘縣同時改隸瑯邪郡，南朝時瑯邪郡又改稱南瑯邪郡。兩縣中，臨沂縣在西，直接毗鄰都城所在的建康縣；江乘縣在東。中村圭爾最早利用一批墓志的墓址記錄討論東晉南朝臨沂縣的縣境，指出今南京甘家巷一帶屬臨沂縣境：六朝時期，這一帶是橫亙江濱的一系列的丘陵崗地，出土墓志中墓址所記“臨沂縣黃鵠山”“臨沂縣弍壁山”（“弋辟山”／“貳壁山”／“戊辟山”）即反映了這一地理狀況。

因為有墓址的明確記載，中村圭爾上述有關今甘家巷一帶屬臨沂縣境的論斷應是確鑿的。不過還可以討論的是臨沂、江乘兩縣的分界問題，因為此問題也牽涉羅落的地望，故試做分析。中村圭爾認為兩縣似以攝山為界，此論不夠精確，因為攝山山體本身是一出不小的地理空間。其實據當時文獻可以明確，攝山應屬江乘縣管轄，除了上引《續高僧傳》記釋法朗葬地，《法苑珠林》引《梁京寺記》云：“齊棲霞寺在南徐州郎琊郡江乘北鄉頻佳里攝山之中。”陳江總《攝山棲霞寺碑》云：“南徐州瑯邪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綜視之，江乘縣境應包括攝山。

時“攝山之西嶺”，屬羅落里。在秦漢魏南朝以來一般性的鄉里制下，里是鄉以下、村以上的基層管理單元。一般而言，里的編排以村落為基礎，或以一村為一里，或合數村為一里，或將一大村（包括城邑）編排為若干里。羅落里的存在，說明這里有民戶較多的聚落存在。

羅落其地，又有“羅落橋”。前述劉裕京口舉義之系列戰役，又據《宋書·武帝本紀》載：

以孟昶為長史，總攝后事；檀憑之為司馬。百姓愿從者千余人。三月戊午朔，遇吳甫之于江乘。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大呼以沖之，眾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率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與高祖各御一隊，憑之戰敗見殺，其眾退散。高祖進戰彌厲，前后奮擊，應時摧破，即斬敷首。

相比前引《晉書·劉毅傳》，這段文字補充了劉裕軍先后與桓玄軍激戰于江乘、羅落橋兩地的細節。據《宋書·孟龍符傳》載，元符“江乘、羅落、覆舟三戰，并有功”。這三戰，文獻中又稱“登城三戰”，實際上是劉裕京口舉義最關鍵的三戰，直接導致桓玄退出建康直至被滅。而其中一戰的地點羅落橋，毋庸置疑是江乘縣治一帶以西的重要據點。又梁末陳霸先鎮京口，水陸兩線并進，謀襲坐鎮建康的王僧辯，他遣大將侯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又“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根據上述一處葬地、兩例戰事的記載可以大致確定，作為一個小地域概念的羅落，在江乘縣西境、攝山附近，這一帶的戰略要地是羅落橋。

《景志》卷16《疆域志二·橋梁》專述橋梁。揆之體例，見載橋梁可分為3類：一是見于前代文獻、當時已不存的橋梁，于考證中推定其地望（如六朝清溪七橋），地望不明者徑云“不詳其處”（如南渡橋、張侯橋）；二是古橋已不存或毀壞、在其地另立或修繕的新橋，志中會說明今橋之地望與修繕史，后附對古橋的歷史的考證，如鎮淮橋，古地為六朝時期著名的朱雀橋，對于朱雀橋大篇幅的歷史考證內容即系之鎮淮橋條下；第三類數量最多，大抵系本朝所建之橋（如夫妻橋）或修建年代距宋不遠的橋梁（如景定橋、太平橋、鼎新橋），志中一般會徑云其地望與當代修繕情況。

對古羅落橋的記載，系之于“石步橋”條下，屬第二類。志載：

石步橋，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即古羅落橋也。

既有橋，必有河。《景志》緊接“考證”云：

宋高祖起義丹徒，進至羅落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死，即此地。下有羅落浦，北入大江。又有羅落坊、羅落干、羅落山，皆在其處。今石步酒坊，名羅落坊。

《景志》對于古跡地望與沿革的考訂，通常會說明依據，或引文獻，或云“舊傳”，不明者亦說明“不詳”。此處對石步橋的考述，志中言之鑿鑿，語氣確信，筆者認為是可信的。因此，古羅落橋即在宋石步橋處，建于羅落浦上，在宋建康府城（也即六朝都城所在）東北45里處。古橋不存、新橋再立且易名，而聚落、山川仍保留羅落之舊稱，酒坊亦擬古名雅稱。

橋下之水“羅落浦”，據《景志》卷19《山川志三·洲浦》載：

在城東北六十里，闊四丈，深八尺，合于攝湖，流十二里入大江。宋武帝進至羅落橋，即此地也。

攝湖，據《景志》卷18《山川志二·江湖》，“在城東北五十里，周回二十里”，又引《江乘縣記》云“湖在攝山之側，因以為名”。六朝時期攝湖的具體形態已難稽考，今南京羊山公園羊山湖至仙林湖公園仙林湖一帶大致與這一里距符合，且地勢比較低洼，至今仍存不少天然或人工開挖的湖體，當時攝湖應即在這一范圍內。綜合橋、浦、湖的記載，可知羅落浦發源于城東北60里，匯入攝湖后，又經12里匯入大江，而羅落橋即建在距浦口不遠的這12里河道上。

再以道里與攝山周邊的地理形勢推之，今棲霞山西麓的九鄉河下游河段，可能就是古羅落浦的前身。“九鄉”之名，乃新中國成立后所起。此河是一條自然河流，屬濱江水系，發源于南京市江寧區青龍山脈（今麒麟街道鎖石社區附近），北流約23公里，在棲霞山西側注入長江。棲霞山東麓不見有符合條件的河道，而其西面，正阻于九鄉河。前文已論及當時甘家巷一帶是一片濱江的丘陵崗地，屬臨沂縣境。而這一片丘陵的最東端，雖然距棲霞山僅2公里左右，但其間隔著九鄉河低洼區，在地貌上與棲霞山是兩個獨立的地理單元。總體東西走向的陸道沿著濱江丘陵山地蜿蜒伸展，被南北向流入大江的羅落浦切斷，羅落橋就建在這樣一處豁口上，戰時自然是軍事要沖。而往來兩地的日常行旅跋山涉水，也必須從羅落橋上跨越浦水。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交通區位優勢，羅落一帶自宋代起發展出市鎮。至晚在《景志》成書的南宋時期，石步橋建于羅落浦上，宋元以來以石步命名者相繼出現“石步港”“石步鎮”。棲霞山以東的長江江面，宋以后稱“黃天蕩”，為江水旋流最惡處。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羅落浦河道下游以東，又挖成新河道，御賜稱“便民河”（即今便民河前身）。便民河西引羅落之水，由攝山北麓東流至句容縣境，入江口稱“便民港”，便利了兩地交通。這些橋梁、港口、市鎮，追根溯源，皆源于至晚在南宋時期出現的、羅落浦上的“石步橋”，而石步橋，即古羅落橋地望所在，此地其實自六朝時期就是一處陸道交通要沖。

回頭看臨沂、江乘兩縣的縣界問題，中村圭爾猜測攝山是臨沂、江乘兩縣的界山，而筆者頗疑羅落浦方是兩縣之天然界河。羅落浦以東的攝山、以西的甘家巷丘陵崗地，在當時分屬江乘、臨沂，這在文獻和墓志中是可以作實的，以羅落浦為界河，可以更妥帖地解釋這一事實。

（三）黃城與湖頭

翻越竹里，過羅落浦，便進入臨沂縣境。臨沂縣及以西的都城近郊，重要的交通節點，可考者有二：黃城與湖頭。相比竹里、羅落，這兩地的交通狀況在文獻中更疏闊，以下分別論之。

“黃城”，最早見于《宋書·五行志》對異象的記錄：“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瑯邪臨沂黃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內。”可見當時臨沂縣境有一座“黃城山”。經由此山附近，史載有一條“黃城大道”。梁太清二年（548），時值侯景之亂，邵陵王蕭綸率步騎三萬，發自京口，援助建康臺軍，將軍趙伯超建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徑路直指鐘山，出其不意。”既稱“大道”，應是兩地交通的主路，也應即“王涂”經由黃城山的這一段。也正因為如此，趙伯超料定叛軍必會在這里嚴加防守，所以謀劃出其不意、另由蹊徑。

《景志》卷16《疆域志二·道路》引上述戰事，并稱：“黃城大路在今上元縣清風鄉黃城村。”又梁始興王蕭憺墓、碑在黃城村。《景志》卷43《風土志二·諸墓》載：“安成王墓，去城三十里。”接“考證”云：“墓在清風鄉黃城村，有石麒麟四及神道碑，云‘梁古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子碑’。”稍早于志，周敦頤《六朝事跡編類》“梁始興王墓”條亦云：“墓在清風鄉黃城村，有石麒麟四及神道碑。”元明以來方志與士人記載略同。此碑至今仍存，在今甘家巷社區西，是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黃城的地望無疑就在這附近。

甘家巷一帶自兩漢魏晉以來便是一處葬地，南朝時期又成為蕭梁王侯的集葬地。得益于豐贍的考古成果，學界對這一建康東北郊外地帶已累積了不少研究。從墓葬選址的角度，許志強分析道：“目前已知的南朝陵墓多背靠山巒，前臨開闊平地，左右兩側山隴延伸，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以甘家巷為中心的建康東北郊北臨長江，東至棲霞山，南接紫金山、靈山，西北為烏龍山。區域內岡巒密布、丘陵眾多，大小山隴交錯，不乏‘風水’形勝之處，具備大規模規畫陵區的地貌條件。”從交通地理角度而論，可以發現甘家巷正處于山隴中一條地勢相對低平的狹長走廊地帶：其北面兩三公里范圍內是濱江丘陵崗地，在六朝時系眾多墓志墓址所記之弍壁山（弋辟山／貳壁山／戊辟山）、臨沂縣黃鵠山所在，今為南京市煉油廠一帶的崗地。其南面亦為山地，有南象山、大凹山，至今仍然清晰可辨。而在南北丘陵之間，這條略呈西南—東北走向的廊道，西南連接鐘山北麓，東北至于羅落、攝山，南宋之“黃城村”，也即南朝黃城的地望，便在這條咽喉上。也許正是基于這種交通地理上的考慮，清代光緒年間建成的滬寧鐵路，便選擇取道甘家巷，從南北丘陵間穿越而過；今G312國道南京段，在棲霞山以西至玄武湖東一線，也大致在這條走廊間穿行。

黃城西南距都城三十余里，由此至都城近郊的道路，推測應即沿著南北丘陵間的廊道行至鐘山北麓。這里已近建康外郭城，交通路線遇到的最大地理阻隔是鐘山和玄武湖，玄武湖“湖頭”控山扼湖，是入都前的最后一個關卡。

據《宋書·禮志》載，宋時曾移北郊壇于“鐘山北、京道西”。《南齊書·王敬則傳》載，南齊建武五年（498）會稽太守王敬則從浙東兵向建康，臺軍在布防中，派右仆射沈文季“屯湖頭，備京口路”。這件事，同書《沈文季傳》記為“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上述所謂的“京道”“京路”“京口路”，無疑皆指京口通向建康的道路。

囤湖頭以備京路，文獻中不一而足。梁末侯景之亂，邵陵王綸“進軍湖頭，與賊戰”。齊崔慧景之亂，東昏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筑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第二條記載揭示了“湖頭”的地望：蔣山即鐘山，其西即玄武湖，所謂“湖頭”，蓋指玄武湖最東頭：在這里山湖相襲，湖面東緣與鐘山西麓低矮丘陵之間，正好形成了狹窄的孔道。

“湖頭”在日常交通中的地位，雖然文獻中并無行旅類材料的直接證明，不過亦有跡可循。據《南史》載，梁宗室蕭正德性情兇殘，在梁武帝時期與“樂山侯正則”“董當門子暹”“夏侯夔世子洪”并稱為京城“四兇”。他們“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于道”，因此世人“謂之‘打稽’”。后蕭正德領兵作戰，“棄軍委走，為有司所奏下獄”，梁武帝親自下詔數落其罪行，其中一條稱：

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

“要”，劫掠也；“斷”，截斷，皆作動詞解。可見蕭正德收聚亡命之人，在東至江乘縣境，西抵外郭城邊緣湖頭的這一片都城北郊之地截斷道路，專伺打劫、迫害往來行人，使得“京邑士女”被迫一反常態，白天關閉坊門，至晚間方敢開放。顯然，正因為湖頭處于溝通都城內外的交通孔道上，蕭正德才會特別據斷這個地點。

行至湖頭，建康外郭城已經遙遙在望了，外郭城五十六籬門中的“北籬門”，在玄武湖東南角、覆舟山東，是控扼湖頭南端的一個重要籬門，魏斌已揭橥了其地望與重要性，此不贅述。通過此門，便意味著終于抵達建康郭內，約兩百里的行程畫上句號。

結語

六朝時期京口、建康間的陸路交通，取道沿江丘陵崗地，自東向西最重要的要隘依次是：竹里、羅落、黃城與湖頭。結合文獻記載、考古成果與山川形勢，將這些要隘連綴起來，可以判斷當時“王涂”的基本走向，也與《景志》“竹里路”條父老所云“昔時路行山間，西接東陽，繞攝山之北，由江乘羅落以至建康”的情況吻合。

從京口城至竹里的具體線路，史料闕如，據地理情況推測，應沿寧鎮山脈北麓的濱江地帶至寶華山脈附近，“竹里山”（今句容市下蜀鎮的倉頭村至祝里村一帶）即寶華山脈北麓臨江的山丘，竹里段便沿著山北麓與江岸間的狹長濱江通道展開，路況最為險峻。寶華山段以西，取道攝山之北，經“羅落橋”跨越羅落浦（今九鄉河下游河段一帶），這一段路屬東晉南朝的江乘縣境。過羅落橋，進至臨沂縣境，沿江丘陵崗地間有一條地勢相對低平的狹長走廊，“黃城”（今南京市棲霞區甘家巷一帶）即在這條廊道上。黃城以西，線路細節亦難考稽，很可能即沿著這條南北丘陵間的孔道至鐘山北麓。緣鐘山西北麓南行，控山扼湖的玄武湖“湖頭”是進入建康外郭城前的最后一處交通要地：南出湖頭，經外郭城北籬門，便意味著順利入都了。

上述道路形態的形成，主要受到寧鎮山脈的制約。寧鎮山脈西起今南京市江寧區青龍山，東至常州市新北區小黃山一帶，綿延100余公里，略呈東西走向而向北突出，橫亙于長江南岸。上述4個交通節點，竹里、羅落、湖頭分別坐落于寶華山北麓、攝山西麓、鐘山西麓，以及黃城所在的丘陵低地，都屬于寧鎮山脈的一部分。當時陸道，或取道山北沿江地帶（竹里、羅落），或經山嶺間地勢較低的谷地（黃城），山河夾峙處也自然也構成了交通要沖（羅落橋、湖頭）。《景志》云“今城東余婆崗至東陽路，乃后世所開，非古”，顯然道路走向已經發生一定變化。不過這些控扼交通線的關鍵節點，在六朝后不少仍為交通要地，并因交通區位因素，發展出村落市鎮：黃城之地，在宋代已存在自然村落“黃城村”“甘家巷”，人煙比較密集；南宋竹里設竹里驛，有倉頭市；羅落橋廢，舊址處宋代建石步橋，有石步港，至晚至元代發展出市鎮。建康京口兩地的陸道交通的變遷與存續，或可作為透視南方丘陵地帶陸路交通演變規律的一個典型案例：交通線也許因時而變，不過若非經歷巨大的地理變遷，丘陵地帶控扼交通線路的關鍵交通節點，往往具有相當的穩定性。

作者：祝修頎

來源：《中國地方志》2024年第3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楊 琪

校對：歐陽莉艷

審訂：江 桐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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