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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公司成立于1937年,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之一,以其卓越的生產管理體系(如豐田生產方式TPS)、可靠的機械品質和深厚的混合動力技術(THS)積累而聞名于世。在自動駕駛領域,豐田更像是一位“穩健的長跑選手”。其技術路線深受日本工程文化影響,強調萬無一失的安全性、逐步迭代的可靠性和對人類駕駛員的尊重。
比亞迪公司成立于1995年。最初以電池技術起家,現已發展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的領軍企業。憑借其在電池、電機、電控等核心三電技術領域的垂直整合能力,比亞迪在電動化浪潮中占據了先機。在智能化特別是自動駕駛領域,比亞迪展現出更強烈的“互聯網思維”。其策略更偏向于一位“敏捷的短跑選手”,通過開放合作、生態整合,追求技術的快速落地和規模化應用。
任何企業的技術路徑選擇都非偶然,而是其歷史積淀、企業文化和戰略目標共同作用的結果。豐田和比亞迪在自動駕駛的起跑線上便已奠定了不同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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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理念比較
豐田對自動駕駛的理解,深深植根于其“以人為本”的造車理念。豐田并非追求徹底的、無人化的“無人駕駛”,強調技術應為人類服務充當駕駛員的“護衛”,而非取代駕駛員的“司機”。這一理念構成了豐田自動駕駛戰略的基石。
在“護衛”模式下,系統的首要目標是增強駕駛員的安全——在危險發生前進行預警和干預,而非全程接管車輛。因此豐田的發展路徑是典型的漸進式路線:從L1/L2級高級駕駛輔助系統(ADAS)起步,逐步向L2+、L3級進階,最終在技術和社會條件完全成熟后邁向L4/L5。這種路線的優勢在于風險可控、數據積累連續,并且能夠通過現有車型的不斷升級,讓用戶逐步適應和信任自動駕駛功能。其代表作包括普及化的TSS智行安全系統。該系統通過多次迭代,目前已能提供非常成熟的全速域自適應巡航、車道保持、自動緊急制動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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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的起點是電動化。其戰略核心是“垂直整合”:幾乎自己生產新能源汽車的所有核心部件。這種模式帶來了無與倫比的成本控制能力和供應鏈穩定性。在智能化領域,比亞迪將其電動化的成功經驗部分復制,提出了“上半場是電動化,下半場是智能化”的戰略判斷。
與豐田的全棧自研漸進路線不同,比亞迪在自動駕駛上采取了更為開放和協同的策略頗具“跨越式”色彩。比亞迪深知自動駕駛技術研發耗資巨大、人才密集,且存在較高不確定性。因此其選擇“廣交朋友”,即向頂尖的自動駕駛技術公司開放其平臺。比亞迪推出了行業首個開放的車用控制平臺:BYD OS,并積極與百度、華為、NVIDIA等公司建立深度合作關系。這些舉措,都旨在直接引入行業頂級的軟硬件解決方案,實現品牌高端車型在智能駕駛功能上的跨越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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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航母平臺”式的戰略,使比亞迪能夠快速整合外部最優技術,縮短研發周期,迅速為不同價位段的車型配備不同級別的智能駕駛功能,進而加速自動駕駛技術的普及和“技術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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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路線比較
駕駛理念的差異直接體現在具體的技術路線選擇和研發模式上:
1.傳感器方案
豐田采用多傳感器融合的方案,通常包括攝像頭、毫米波雷達、激光雷達和超聲波雷達。特別是對于其面向L3及以上級別的研發,激光雷達被視為實現高精度3D環境感知的關鍵傳感器,不可或缺。這種方案的優勢在于不同傳感器之間可以相互補充、交叉驗證,從而在各種復雜和極端天氣條件下提供更可靠、更安全的感知結果,極大地增強了系統的冗余度和安全性。但其劣勢也顯而易見:成本高昂。尤其是激光雷達的大規模上,這在過去一直是商業化的主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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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的方案更注重成本效益,但其合作方的技術路線則決定了其最終呈現。與華為的合作是典型的多傳感器融合路線,且華為極力推動激光雷達,上車問界和阿維塔車型上搭載的ADS 2.0系統便是例證。
而與Momenta的合作則更偏向以視覺為主的方案,即注重通過高效的算法,挖掘視覺傳感器的潛力,以降低對昂貴硬件的依賴。因此比亞迪并非堅持某一條固定的技術路線,而是呈現出一種“因車而異、因合作方而異”的多元化特征。例如其王朝、海洋系列的中端車型可能采用更側重視覺和毫米波雷達的性價比方案,而仰望、騰勢等高端品牌則不惜成本地堆疊硬件,追求極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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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算法與數據
豐田的算法開發帶有濃厚的傳統汽車工業色彩,注重基于規則的邏輯和嚴密的測試驗證。豐田研究院投入巨大資源開發了PanoSim等先進的仿真測試平臺,通過在虛擬世界中構建數以百萬計的極端corner case場景,來訓練和驗證其自動駕駛算法。這種方法雖然嚴謹,但數據積累和迭代的速度相對較慢,依賴于預設規則在應對真實世界中海量的、未曾預料的長尾問題時可能面臨挑戰。
比亞迪的算法迭代更傾向于數據驅動。特別是Momenta的“飛輪”理念強調通過量產車收集海量的真實道路數據,用于不斷訓練和優化算法模型形成“數據收集-算法優化-功能升級-更多數據”的正向循環。比亞迪龐大的銷量(尤其是在中國市場)為其合作方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數據來源優勢。這種模式迭代速度快,能更好地適應中國復雜多變的交通環境。同時,比亞迪的開放平臺戰略也意味著其算法來源是多元化的,自身則更專注于功能的集成、測試和車輛平臺的控制執行。
3.研發模式
豐田在全球建立了龐大的自主研發體系,其核心是豐田研究院(TRI)下設TRI-AD(現更名為Woven Planet Holdings)。該公司不惜重金收購Lyft的Level 5團隊、Carmengo等整合全球頂尖人才,進行底層核心技術的自研,包括操作系統(Arene)、地圖(Automated Mapping Platform)等。豐田強調對核心技術的掌控力合作也多集中于芯片(如NVIDIA)等硬件層面軟件和算法主體,始終堅持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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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將“垂直整合”理念應用于智能化領域,但其整合的是供應鏈,并非親自研發所有技術。它將自己定位為“智能汽車硬件標準平臺提供商”,向軟件算法巨頭們開放底層控制權限。這種模式讓比亞迪負責造好“機身”(整車平臺),華為、百度等負責提供“智能駕駛系統”。這使得比亞迪能夠輕裝上陣,聚焦自身優勢(三電、制造、成本控制),同時以最快速度集成全球頂尖的智能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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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比較
技術最終需要接受市場的檢驗。而兩家公司的產品落地節奏和商業化策略也截然不同。
豐田的TSS系統已經在其全球幾乎所有新車型上實現了標配或選配,將L2級輔助駕駛功能作為一種安全配置,進行大規模普及。這種策略極大地推動了主動安全技術的下沉,提升了整體行車安全。但對于L3及以上功能,豐田表現得極為謹慎。盡管技術上有儲備(如搭載激光雷達的雷克薩斯LS),但其始終對法律、倫理和責任認定等問題持保留態度,遲遲未進行大規模量產上市。
因此豐田的商業化邏輯更偏向傳統汽車制造業:將技術作為提升產品價值和安全性能的一個屬性。其盈利模式,主要是通過銷售搭載更多ADAS功能的汽車。豐田更看重的,是自動駕駛技術帶來的安全溢價和品牌可靠性的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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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依托其龐大的產品矩陣,實行高低搭配的智能化落地策略。中端車型(如秦、宋、元)主打性價比,搭載基礎的L2級輔助駕駛功能,滿足大眾市場需求。高端品牌(如騰勢、仰望)及與華為深度合作的車型(如享界)則作為其頂尖自動駕駛技術的載體,率先搭載激光雷達和城市領航輔助等高階功能(如仰望的“易四方”泊車、華為的城市NCA),以此樹立品牌技術形象,搶占市場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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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比亞迪的視野可能更為長遠。因為它不僅僅是在賣車,更是通過規模化普及智能汽車,構建一個巨大的移動終端網絡。自動駕駛是實現“軟件定義汽車”的關鍵,未來可以通過訂閱服務、生態應用、數據價值挖掘等方式,創造持續性的收入。而比亞迪通過與科技公司合作,正試圖將自己從單一的汽車制造商轉型為移動出行生態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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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未來展望:中國市場的勝負
豐田的挑戰在于其駕駛理念上的漸進式路線,這可能使其在用戶體驗和市場競爭中,尤其是在中國這樣崇尚科技感的市場中顯得“保守”和“落后”。而自研模式投入巨大,且周期長,能否跟上中國車企快速迭代的節奏存疑。但其最大的疑慮,還是在如何平衡“護衛”理念與用戶對“完全放手”期待的方面。
比亞迪的挑戰在于過度依賴外部合作伙伴,這可能導致其核心技術掌控力弱化,存在“被供應商綁定”的風險。而不同合作方帶來的體驗差異,也可能影響品牌一致性。數據驅動模式涉及海量用戶數據的收集與處理,這也使比亞迪面臨日益嚴峻的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監管的問題。而如何將各種外源技術無縫整合到自家平臺上,同時保證極高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是對其工程能力的巨大考驗。
然而盡管路徑不同,但兩家公司的未來發展呈現出一定的收斂趨勢:
豐田開始更加重視數據驅動的學習,而比亞迪的高端方案也在采用與豐田類似的多傳感器融合和強冗余策略。安全性與用戶體驗將是共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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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市場就是雙方的“決戰地”——隨著全球各國對于放寬電動車市場進程緩慢,中國已在事實上成為了最大市場。另外,中國擁有最復雜的道路場景和最積極的消費者,已成為自動駕駛的“練兵場”。豐田必須加快其在中國市場的智能化布局和本土化研發,否則將面臨巨大壓力。但比亞迪則已占據主場優勢。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豐田與比亞迪在自動駕駛技術上的差異,本質上是兩種工業哲學和商業模式的碰撞。
豐田代表的是傳統制造業的穩健與深度。它以其深厚的工程底蘊、對安全的極致追求和系統化的全球研發體系構筑了一道技術護城河。
比亞迪代表的是新興顛覆者的敏捷與廣度。它利用其在電動化領域建立的產業鏈優勢,通過開放平臺戰略,高效地整合全球頂尖資源,從而實現了智能駕駛技術的快速追趕和跨越式落地。
因此,很難簡單地評判兩家企業在路徑上的優劣。在關乎生命安全的自動駕駛領域,豐田的穩健無疑具有重要價值。而在瞬息萬變、贏家通吃的科技消費市場,比亞迪更具有開放性。未來的贏家,或許是能夠將豐田的系統性安全工程與比亞迪的快速迭代和生態構建能力相結合的企業。無論如何,兩者的競爭必將加速自動駕駛技術的成熟與普及,最終為全球消費者帶來更安全、更便捷、更美好的出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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