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吳石最終倒在馬場町刑場,卻少有人了解,從他1950年3月被捕到6月犧牲的三個多月里,李克農作為中共情報工作的負責人,始終把這位戰友的安危放在心上,滿心想著營救,可當時的客觀條件實在太殘酷,最后只能帶著遺憾看著他走。
1950年3月,一封從香港輾轉傳來的密電送到北京情報部門,只有簡短的“鷹落網”三個字——“鷹”是吳石的代號,這位當時中共在臺灣最高級別的潛伏人員(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將),終究還是出事了。李克農看到密電時,正在批閱其他情報文件,手里的鋼筆頓了好一會兒,才緩緩放下。他太清楚吳石的重要性了:吳石掌握著臺灣的核心軍事部署,更維系著兩岸為數不多的情報通道,他一被捕,不僅這些機密可能泄露,臺灣的潛伏網絡也大概率會跟著崩塌。
當天下午,李克農就把負責臺灣潛伏工作的核心人員叫到辦公室,門一關就是一下午。辦公室里的煙抽了一根又一根,煙缸很快堆得滿滿當當。他反復跟大家分析:“吳石同志是老革命,對組織忠誠,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出事。”可話雖這么說,擺在面前的現實卻讓人絕望——幾個月前蔡孝乾叛變,已經把臺灣的潛伏人員供出了大半,能聯系上的聯絡員不足十人,而且都只能在暗處活動,連傳遞消息都得冒著掉腦袋的風險,更別說展開營救了。
最開始,李克農想先通過僅存的聯絡點,確認吳石的關押地點和處境。他讓香港的潛伏人員試著聯系之前和吳石對接過的同志,可傳回來的消息卻更讓人揪心:吳石被關在臺北的甲級看守所,24小時有特務看守,連送件衣服都要經過三層檢查,而且負責審訊他的是谷正文——這個人是毛人鳳手下最狠的特務,把吳石當成了向蔣介石邀功的籌碼,根本不可能輕易松口。更糟的是,和吳石交好的陳寶倉中將(兩人是同鄉兼陸軍大學校友),因為和吳石往來密切,也在吳石被捕當天被抓了,想通過舊交斡旋的路,剛開頭就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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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李克農又琢磨著,哪怕沒法直接營救,至少得讓吳石知道“組織沒忘了他”,給她點支撐。可當時臺灣的特務管控已經到了極致:街頭巷尾都是巡邏的軍警,看守所更是連只蒼蠅都難飛進去。之前潛伏在臺灣的聯絡員,要么已經暴露,要么只能躲起來不敢露面,連靠近看守所都做不到。有一次,一個還在活動的聯絡員試著往看守所附近的報刊亭塞了張紙條,想讓送報員幫忙帶給吳石,結果紙條剛到報亭,就被特務搜了出來,送報員還被抓去盤問了好幾天,聯絡員也只能趕緊轉移,連這點消息都沒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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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李克農幾乎每天都要問“有沒有新消息”,可每次等來的不是“聯絡不上”,就是“特務查得更嚴了”。他也想過有沒有其他辦法,比如通過民間渠道傳遞消息,或者找機會讓吳石在受審時拖延時間,可一來沒有可靠的人能執行,二來國民黨對吳石案格外重視,蔣介石親自批示“從嚴從快處理”,軍事法庭連開庭都很倉促,根本沒給拖延的機會。
1950年6月初,香港傳來消息,說吳石在法庭上拒絕認罪,還寫下了絕筆詩“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李克農看到這兩句詩時,沉默了很久,他知道,營救的希望已經越來越小了。6月10日,最終的消息傳來:吳石和陳寶倉等人一起,在馬場町被處決了。那天晚上,李克農的辦公室亮了很久的燈,身邊的人說,他對著吳石之前發來的密電看了又看,最后輕輕說了句“吳石同志,委屈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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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有人問過李克農,當時明知道困難重重,為什么還一直惦記著營救?他沒多解釋,只拿出一份文件,上面是吳石1949年潛伏前寫的信,里面有一句“若有不測,此生為家國,值了”。其實大家都懂,對李克農來說,不是不想救,是當時的環境實在不允許——兩岸隔絕、潛伏網崩塌、特務統治嚴密,每一道坎都跨不過去。可這份“想救卻沒能救成”的牽掛,恰恰成了對吳石最好的告慰:他的忠誠,組織始終記得,他的犧牲,從來都不是孤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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