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血家屬的淚，聶曦妻子向臺灣申請補償金被拒，還稱他是叛徒

一張泛黃的軍裝照片，一個女人攥了一輩子。照片里的男人眼神清亮，誰能想到他會在33歲那年死在臺北馬場町的槍聲里。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70多年后，當年那個懷著身孕的妻子直到去世，都沒能為丈夫討到一句公道。臺灣官方檔案里聶曦的名字被標注為“叛亂犯”三個字

在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可見他的塑像與吳石、朱楓一同佇立，面向祖國大陸的方向，同一個人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定性，其背后有著怎樣的歷史真相？

聶曦出生在1917年，1949年可是他命運的一個大轉(zhuǎn)折，那時候國民黨已經(jīng)是茍延殘喘，蔣介石的部隊一路往后退。

身為參謀次長吳石最信任的副官，聶曦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抉擇，他雖未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卻因一個樸素的信念——讓國家統(tǒng)一，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福州解放前的那個夜晚，聶曦接到了一個特殊任務(wù)：轉(zhuǎn)移298箱國民黨絕密軍事檔案。這些檔案裝著什么？

國民黨軍隊核心機密是布防圖、兵力部署及作戰(zhàn)計劃，聶曦沒猶豫，趁深夜把那些箱子轉(zhuǎn)移到福建省研究院并小心藏起來

接著這批檔案成了解放軍解放東南沿海的關(guān)鍵依據(jù)，眾多解放軍戰(zhàn)士因此少流些血、少失些命

跟隨吳石到了臺灣后，聶曦的工作變得更加危險。溫泉路1號的吳石官邸，每天都有絕密情報產(chǎn)生。聶曦是吳石與地下交通員朱楓之間的橋梁，承擔著傳遞情報的任務(wù)

他把鋼筆桿給掏空了，悄悄把微縮膠片塞進去；用密寫藥水在信紙上密密麻麻地寫情報，那些看著普通的文字里，藏著臺灣軍事部署的關(guān)鍵機密

那支還存放在國民黨黨史館的派克鋼筆是聶曦過往工作的實物證明，朱楓曾兩次專門趕赴香港親手把情報交給中共華東局情報部門負責人萬景光，每次行動都很危險

1950年1月，他還想辦法給朱楓弄到了飛往舟山的軍用運輸機通行證，希望幫她安全撤離臺灣。可惜這個善意的舉動，最終成了特務(wù)指控他“通共”的直接證據(jù)。

叛徒蔡孝乾的出賣來得很突然，1950年初，整個情報網(wǎng)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倒塌，聶曦被抓那日，特務(wù)將他的住所翻了個底朝天，找到了那些看似普通卻暗藏秘密的物件。

審訊室內(nèi)，特務(wù)用各種辦法逼他說話，可聶曦一直閉著嘴，只說自己“幫人辦過通行證”，堅決不透露重要情報，也不供出別的同志

1950年4月的一審，聶曦還沒有被判死刑。可蔣介石親自干預(yù)后，6月10日的二審變成了一場鬧劇。法庭上連詳細審問都沒有，只是核對了身份就宣布死刑。當天下午，聶曦就被押往臺北馬場町刑場。

有親歷者回憶，他中兩槍后倒地，特務(wù)仍不罷休，又上前補一槍；臨刑前這位33歲年輕人沒求饒，只昂著頭，沒留下一句完整遺言

妻子那時已經(jīng)懷孕，身邊還有個年幼的兒子聶守仁，丈夫的死訊傳來，天塌了。“政治犯家屬”這一身份仿佛枷鎖般束縛著她，求職時總是屢屢受挫，只得依靠打零工勉強維持生計；等到遺腹子聶尚驥一出生，生活便越發(fā)艱難起來

沒辦法她只好把小兒子寄養(yǎng)到臺北親戚家，她跟聶守仁就在別人的議論聲中艱難地過日子。

1999年，六十多歲的高秀娟聽聞臺灣有《冤獄賠償法》，心中有了期望，她拉著聶守仁，顫巍巍地站在辦事機構(gòu)門口，手中握著積攢了一生的證人證言以及聶曦的老照片。

可辦事人員只是冷冷地翻了翻材料，接下來丟出一句話：“聶曦是叛亂犯，政治犯不賠。”她想爭辯，卻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

2011年，臺灣將《冤獄賠償法》修訂為《刑事補償法》，把“政治犯不賠”的條款給剔除了，高秀娟覺得終于有指望了，便趕緊重新去準備材料。

可她翻遍檔案才發(fā)現(xiàn)，當年的審訊記錄、判決文件七成以上都不見了，辦事機構(gòu)以“證據(jù)不足”為由再次駁回申請。和她一起申請的家屬中，真正拿到補償?shù)倪B三成都不到。

這一年88歲的高秀娟帶著遺憾走了，臨咽氣的時候，還死死攥著聶曦的那張軍裝照，照片里頭丈夫的眼神還是那么清亮亮的，2006年11月時，大陸民政部已正式追認聶曦為革命烈士，這一點她并不知曉

因依規(guī)定需有兩名直接證人，然吳石、朱楓均已犧牲，直至臺灣解密部分檔案尋得關(guān)鍵物證，方才依照《烈士褒揚條例》中“為保衛(wèi)國家利益犧牲”之條款破格完成認定。

更叫人感慨的是，聶曦的骨灰在1950年被表妹楊韻清冒險領(lǐng)了去，偷偷藏到臺北的納骨塔里

2013年，借助兩岸紅十字會的協(xié)助，骨灰最終被遷回江西樟樹市革命烈士陵園，使烈士得以魂歸故里，不過這一切高秀娟等不到了。

聶守仁這些年來始終在申訴，所得到的回應(yīng)依舊是冷冰冰的話語：“檔案找不到了”“不符合規(guī)定”，臺北馬場町的草地上，當年的血跡早已干涸，不過烈士的冤屈至今都未等來一句正式的道歉。

那些稱聶曦為“叛徒”的人或許早已忘卻福州那298箱檔案的價值，忘卻他為助朱楓撤離所冒的險，忘卻刑場上他寧死不屈的模樣。

歷史頗為奇特，同一個人在海峽兩岸有著全然不同的定性：在大陸聶曦是為國家統(tǒng)一事業(yè)犧牲的革命烈士；在臺灣他竟還被叫做“叛亂犯”。

此分歧不僅在于政治立場有別，更體現(xiàn)出對歷史正義的不同態(tài)度，時間是最好的見證者。70多年過去了，當年那些機密檔案的價值已經(jīng)得到了歷史的驗證，聶曦的選擇也得到了時間的認可。

可那些所謂的“規(guī)定”和“缺失的檔案”，真的能夠掩蓋一個英雄用生命書寫的真相嗎？法律條文可以修改，檔案可以丟失，但歷史不會說謊，英雄的事跡不會因為某些人的刻意遺忘而消失。

高秀娟以一輩子的等待讓我們明白，有些正義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應(yīng)不到，她手中那張泛黃的軍裝照片，不只是對丈夫的思念，更是對歷史公正的喊。

這張照片背后，藏著一個時代的種種滋味，有苦有甜，還裹著好些家庭的破碎與堅守，以及對真相和正義那一直沒放下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