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是一場生命的修行：世界可以無趣，你可否拒絕無望？

人類學是一門關乎人的學問，進行人類學研究本身，理應成為研究者生命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如何在研究中始終保持對外界的敏感，是每一位優秀的人類學者需要具備的問題意識。

在新作《穿行，在一個殘缺的世界》中，人類學者黃劍波試圖建構一種動態民族志范式，這既是對傳統人類學靜態田野的反思，也是對當代社會復雜性的回應。

本文作者從自身的學者共鳴出發，深入分析了書中關于人類學理論、田野方法和“修/行”等概念，最終落在“找回痛感”這一核心主題，探討人類學者如何在殘缺的世界中保持敏感，重建自我。

撰文｜彭馨妍

《穿行，在一個殘缺的世界》

黃劍波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之間

2025 年 9 月

所謂學術研究其實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并不比其他生活方式更高尚、更純粹，而居于象牙塔中的學者，究其根本也不過是飲食男女而已。濟世救民固然是研究者的抱負之一，甚至可以夸張地說，以天下為關懷，以人類為歸依，但其研究首先是有助于研究者對自己的認識，所謂學術人生則是身心日漸健全的旅程。

就這個目標而言，人們沒有必要，至少不是所有人都有這個必要如韋伯所期許的那樣以學術為志業，因為人們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完成人生的圓滿。

然而，學者的自命清高以及以普通人為拯救對象的幻想，反過來只能說明學者自己的角色混亂，不知道自己是誰，以致徒生各種苦惱。實際上，學者也會在自己的生活中勞苦嘆息，在自己的生活處境和人生問題上掙扎痛苦，并不比任何人高明。這么說，并非貶低我自己所屬和認同的學者群體，乃是要有些時候將自己自絕于其他人的學者首先還原為一個普通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或許我們真的應當思考一下古希伯來智者的當頭棒喝：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著書立說或者立功立德立言作為人生唯一或終極的目的和意義，那么這一切到頭來不過是捕風，是虛空的虛空。

（《穿行，在一個殘缺的世界》第102-103頁）

以上文字來自黃劍波教授新作《穿行，在一個殘缺的世界》（下稱《穿行》），當我讀到這里，只能暫時合上書消化一會兒——一本好書給讀者帶來強烈震撼的直觀體驗。

近年來與許多同行在學術會議上相聚，當大家從繁忙的工作生活中暫時抽身，白天在會場分享自己的研究進展，晚上在聚餐時坦露自己的無意義感，或許只有在開會這樣的“閾限”時空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態。作為一名人類學者，在工作與生活中時常面臨對我所在學科之合法性的質疑和“無用論”的指責。拋開人類學的“無用之用”，黃劍波教授的《穿行》無疑給我這名從事人類學工作近十年的青年學者灌下了一碗余味悠長的“雞湯”。

書中的文字讓我看到，一位從事人類學研究二十多年的資深人類學家，依然保持敏銳，依然對疼痛敏感。他嘗試在有溫度的書寫中，找回痛感，記錄疼痛。“盡管時有沮喪、乏力乃至深深的失望（尤其是對自己的失望），至少還沒有麻木。”為了呼應本書作者的坦誠，我在這篇書評中嘗試與作者的敏感和痛感共振。

《無依之地》劇照。

理論是如何“生成”的？

我在自己工作的高校擔任《文化人類學理論》課程的老師，黃劍波教授已經出版的《人類學理論史》《人類學家及其理論生產》早已成為國內人類學理論方面不可多得的參考書。作者在《穿行》中結合不同的研究領域與案例，不斷強調人類學知識生產的獨特性：人類學學科一開始就是在理論和經驗的糾結中產生的，二者之間的張力持續推動著人類學的發展。他寫道：“正是這種張力的不確定性、模糊性，使得我們這一學科有著實現更多創造的可能性。沒有張力，就沒有創造力……正是這種張力和模糊性，使得我們可以更加精妙、準確和有意識地對這門學科進行整合……理論與經驗的張力既是人類學需要正視的學科危機和挑戰，同時也是一個機會。”（《穿行，在一個殘缺的世界》第39-40頁，下同）

更重要的是，人類學者在理論與經驗這兩端，都會看到“涌現”（emergence）和“生成性”（generative）的過程，正如作者所言：“我們看重的是理論的生成過程，以及生成這種理論的人類學家又是如何生成的。我強調，要從社會史的寬度、思想史的高度和個人生命史的溫度這三個維度來考察這個過程。”（第50頁）黃劍波教授無疑在這本書中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在我念博士的弗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長期執教理論課的Ira Bashkow教授在十多年前的一次課上，對著桌上的一個橘子和包括我在內的博士生們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在你們眼里，理論似乎是一個東西，就好像桌上的這個橘子。”我成為一名大學老師后，總問自己有沒有在向學生傳達“將理論當作桌上的橘子”這種固化（物化）的傾向和態度？我今年發表了一篇自己寫過的最不學術的論文《形式與創造性：薩丕爾的美學探索與文化理論》，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通過呈現美國語言學與人類學家薩丕爾在音樂、詩歌等領域的成就，探討其在美學探索中如何處理“形式”與“創造性”之間的張力，也辨析薩丕爾、本尼迪克特等20世紀享有盛名的人類學家如何在文化這一人類學核心概念上形成共識但又保有分歧。通過將人類學的文化理論置于人類學家的美學探索與學術人生這樣的語境中，我跟隨黃劍波教授在《穿行》一書中提出的理論路徑，嘗試看到知識生產過程中的互動——主體與客體，理論與經驗，藝術與科學，等等。

黃劍波教授在本書開頭就擺明回歸實在論的態度，這是一名人類學家的自我修養。他寫道：“研究不能以概念或理論為先導，而必須從具體的事實出發。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甚至所有的學問，都應當秉承一種老老實實的實在論。但必須指出，這種實在論并不是那種早已被詬病的實證主義。后者霸道地宣稱，研究者所見即事實，研究者所論即真理。對這一類簡單粗暴的論調，各種各樣的‘后學’已經將它們擊打得體無完膚……日常生活乃是一種不斷涌現的實在。”（第5頁）經驗世界本身不能被設限，而是生成性的，因此嘗試逼近經驗世界的理論也該是生成性的。那么，在實在論的指導下，人類學者對經驗世界的理論分析不過是無限接近實在的可能。經驗世界那不可被設限的生成性早已成為人類學家的共識，但意識到這一點未必能在實際研究中給予尊重和強調。

黃劍波教授認為，所謂人類學理論不過是建立在研究者自身社會經驗之上的概念建構，而不能將其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套用到對其他社會、文化的研究，也不能將某一種經驗方式覆蓋甚至取代另一種經驗方式。他提醒當下的人類學者，我們的研究應當討論真實的問題，抽象的概念和理論只是幫助我們理解現實的工具和手段，純抽象層面的討論并不是目的。生活的質感、顆粒度是理論和概念所不具備的，我們不應該讓后者成為思考和研究的限制甚至桎梏。

《我的章魚老師》劇照。

人類學是一門“修行”

那么，如何研究經驗世界并在寫作中盡可能呈現其生成性呢？人類學的民族志田野調查看似簡單，做好實則不易。黃劍波教授從對知識生產的方法論貢獻層面來討論人類學者的田野工作，認為田野工作不只是搜集資料，也是帶著一套知識體系進入另一個群體當中，并挑戰自己知識體系的過程。經歷過這種挑戰的知識，才是有生命力的知識。田野調查的不易在于，沒有人天生就愿意被他人挑戰從而改變自己的認知，但在田野調查中我們首先需要擱置自己的偏好，虛心向他人學習。

人類學家的作品被稱為民族志，民族志既是我們的方法論，也是我們的成果。在普通人看來，人類學家喜歡講故事，但“講好”故事和講“好故事”并不容易。黃劍波教授寫道：“故事要講好，不僅要有邏輯，更要有情感……要把自己作為方法，以個人的身體去實踐……田野工作最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你自己，這也造成了很多人類學作品會講特別瑣碎的事情，因為人類學通過關注簡單的、瑣碎的事情，來發現人們認識世界和展開實踐的方式。”（第66-67頁）在我自己的日常教學和指導學生科研的工作中，經常會面臨對這一表述的誤解，認為“把自己作為方法”就是研究自己，寫所謂“自我民族志”。陳晉已經批評了人類學家的自戀傾向（陳晉：走出人類學的自戀[J]，讀書,2018,(7): 75-83），而在我看來，“把自己作為方法”是建立在研究者將自身投入到田野中去參與、實踐，代入自己的知識體系去理解另一種知識體系，并在持續被挑戰的過程中體會經驗和理論之間的張力及其孕育的有生命力的知識。

近些年，我的舞蹈人類學研究十分受益于黃劍波、陳進國、楊德睿幾位人類學家提倡的“修/行人類學”進路。黃劍波教授在書中寫道：“我們所討論的‘修行’與當下流行心理學的或者宗教神秘性的‘修行’不同。我們是要通過對‘修行’的研究回應人類學的問題……那就是透過研究文化的差異，最終探索‘人何以為人’。”（第131頁）修行的問題意識聚焦在“成為”（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的層面，尤其關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是如何去做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將對“修行”“成為”問題的探討，置于人類學的中國思想資源中。他寫道：“‘日常生活與人類學的中國思想資源’的一個可能進路，就是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去發現他們的‘日常語言’，發現那些真正深入人心的詞匯、概念、術語。我們想通過這些‘日常生活的實踐’去了解并理解，普通中國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們是如何理解、組織自己的生活的……”（第134-135頁）

“修”“修行”這類詞匯所蘊含的意義處處體現于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也關涉人類學所關注的文化習得、文化傳承問題。關注“修/修行”，就是想通過這樣一個途徑去探討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因此，在文化習得、傳承的過程中探討修行，遠遠超出了宗教的范疇，而成為廣泛的社會性、日常生活的問題。我從黃劍波教授發起的修行人類學研究中汲取能量與營養，來哺育自己對舞蹈的人類學探索。

黃劍波教授在書中圍繞“體驗”的討論，不僅在哲學層面進行概念的追溯，也呈現了著名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的“體驗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所帶來的理論和方法論層面的貢獻。當讀到關于人類學著名伉儷特納夫婦的部分，我再一次合上書，閉上眼睛，讓求學時候的回憶涌上心頭。2016年5月，伊迪絲·特納去世，那時我正在國內開展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8月回校后參與的并不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葬禮，而是伊迪絲生前千叮嚀萬囑咐的“慶祝生命的儀式”（celebration of life）。她生前教過的學生從阿拉斯加趕來，帶來了受伊迪絲啟發而制作的面具，當在場的老一輩人類學家看到戴著面具跳舞的后輩人類學者，紛紛感嘆：“伊迪絲會非常喜歡！”伊迪絲和維克多可能都屬于被人類學耽誤的演員——實際上，成為演員和成為人類學家有許多共通之處（彭馨妍：評《方法：二十世紀的表演課》，“演員如何成為角色”，《上海書評》，2025/8/12）——他們在這一點上很像，都將“人類學本身作為一種體驗”，或者說將人類學的思考與探索“作為人生體驗中的一種”（第279頁）。特納夫婦的“體驗人類學”也啟發讀者思考人類學何以成為生命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anthropology as experience）。當人類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人類學家便在自己身上活出了學科的樣貌與愿景。

《儀式過程》

作者: [英]維克多·特納

譯者:柳博赟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4年6月

保持痛感

黃劍波教授在書中將人類學知識置于以下三個維度考察：社會史的寬度，思想史的高度，個人生命史的溫度。所謂“穿行”，不僅包括人類學家在理論與經驗之間往來的過程，也意指民族志或田野工作者往來于“他者”和“自我”之間的過程。《在一個殘缺的世界找回痛感》一文中，作者澄清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們都是生活在殘缺世界中的殘缺個體。雖然殘缺和痛苦切實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但當下的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感知和理解外界苦痛的能力，甚至變得麻木了。因此，對本就是普通人的學者來說，在理解個體和世界的殘缺時，關鍵在于找回痛感。只有找回痛感，我們才能更加清晰、準確地體察他者的痛苦，在此過程中也將得以擺脫那些無法言說之痛，在同他人的聯結中獲得更多同情之理解。

只有保持對疼痛的敏感，嘗試去感知、理解他者的苦難，人類學才有可能真正回應時代問題，人類學者才能做出有知識沖擊力的研究。痛感對于學者的意義在于“重新定位研究者的深度關懷，努力思索和尋找真正關心和在意的問題”，因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應該源于這個世界對內心深處的觸動”（第333頁）。人類學者的工作是去感知和理解這個世界面臨的苦難，通過更加準確、清晰的傳導，為人們感知和理解他者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和聯結。即便不將學術研究作為工作，我們每個人至少都可以記錄自己的痛感和這個世界的苦難，真誠面對自己的思考、感受并與他人分享。這樣我們才能在這個時刻容易讓人心生倦怠的世界找回痛感，“在感知和理解、探索和分享的過程中消除自身的苦痛和倦怠，重新感受生命的溫度和力量”（第339頁）。

找回痛感，也就意味著找回自己對這個世界的關懷和期待，這才是一個學者應該具備的問題意識。黃劍波教授在書末坦言：“在很大程度上，收入這本書的文字都可以說是我在找回痛感的努力，或者說是我對疼痛的某種記錄。”（第343頁）針對“如何尋找痛感”這一問題，作者提出了“體驗、附近和真實”三個關鍵詞作為回答。首先，我們要認識到學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所有的研究都離不開自己的生活，有意義的研究首先來自能夠給學者自己帶來痛感，因為對痛感的追尋能夠刺激我們不斷去發問“我真正關心的到底是什么？”只有這樣，人類學的研究才能從一種外部的、自然科學式的經驗主義，轉向更多強調一種內在體驗的、有人味的研究。

作者引用海子的“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來理解人類學研究方法，他寫道：“首先要去接近、觸摸、感知一個或者一群具體的人，關注他們的哀哭、嘆息和痛苦。通過真實的接觸，可以達致對整體人群的感知。”（第341頁）作者提醒我們，做人類學研究，研究者自己首先要做一個真實的人，這里的真實可以說是感知層面的——“只要還有痛感，就至少還是一個真實的人”（第342頁）。帶著對自我、他者、周遭世界的敏感甚至痛感，去坦誠地處理我們認為重要的問題，去分享和討論我們的感受與思考，這應該是當代人類學者的自我修養。再借著海子的詩句“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游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作者倡議我們的研究應當從身邊的生活世界開始，而非想象中的遠方。人類學研究的問題意識首先來自“附近”，即使是對海外、域外、他者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和身邊的生活。

《無依之地》劇照。

當然，在人類學者書寫他者的民族志作品中，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原來生活的畫卷還可以這樣展開，原來日子還可以這樣過，這也是人類學最初強烈吸引我的原因之一。作者寫道：“我們至少能夠意識到生活邏輯的另一種可能性，從而避免對自身文化、生活的習焉不察或麻木”（第341頁）。黃劍波教授正是自己筆下文字的典范，是“一個有勇氣誠實面對自己感受的研究者”（第342頁）。這本書是我在個人生活和事業的關鍵節點上讀到的，在那些不眠的夜晚，書中的文字帶給我許多慰藉。感謝黃劍波教授二十多年來對人類學“溫柔的堅持”，讓我感到“在微弱處得以有力量，在干旱疲乏之地，盼望之光不滅”（第343頁）。黃劍波教授下面這段文字不僅激勵著像我這樣從事人類學工作的學者，也鼓舞著廣大對人類學感興趣的普通讀者：“人類學于我而言，不僅僅是一個飯碗、一門學科，或者一個角度、一種方法，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令我得以跌跌撞撞地穿梭于自我與他者之間，歷經文化、觀念、價值的碰撞，和在碰撞中的自我破碎，并在自我破碎后的廢墟上重建自我……人類學最令人欣慰的悖論，也是它最激勵人的特征，就在于研究他者的同時也是一個自我發現的生命旅程。”（第122-123頁）

《穿行》一書，除了能讓讀者看到作者是如何成為一名人類學家的，也可以看到人類學家們一些從根本上來說一直沒有改變的持續關注——真實的個人在具體的社會、文化、歷史場景中的遭遇和回應。這篇簡短的書評無法囊括書中豐富的內容，作者優美的文字也只能在自己的閱讀中體會和欣賞。回看本文開頭引用的段落，“學術作為志業”于我而言不再是道德負擔，而正如作者所言：“第一要認真學習，第二不要把學術太當回事，學術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第280頁）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彭馨妍；編輯：李永博；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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