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網友：在鐵證面前，中國人為什么還不承認漢字起源于韓國，為什么中國一直不愿意相信漢字是韓國人發明的？

前言

眾所周知，中國是漢字的發源地，然而，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偏偏韓國不知道。

外國一知名網站上，有韓國網友表示，中國在韓國有歷史鐵證作證明的情況下始終不愿相信漢字的發源地在韓國，為什么中國一直不愿意相信漢字是韓國人發明的？

而韓國的這番話也是惹怒了各國網友，大家都罵韓國“厚顏無恥”，只是，韓國為什么總偷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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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證如山”

在某個國際知名的問答網站上，一位韓國網友拋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問題，大意是，面對我們提出的“鐵證”，為什么中國人就是不肯承認漢字起源于韓國，而這個問題，像一顆投入輿論湖面的石子，瞬間激起千層浪，引來了全球網民的圍觀和熱議。

這其實不是什么新鮮事，類似的主張總會周期性地浮現，每次都伴隨著巨大的爭議，然而，這次在全球聚光燈下的討論，卻讓更多人看到，國際社會的主流聲音，普遍對這類說法持有一種近乎一致的批評態度，甚至不乏“文化小偷”之類的尖銳諷刺。

這并非簡單的鄰里口角，而是一個國家在尋找自我身份時，陷入的一種深刻而復雜的鏡像困境。

要支撐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總得有“證據”，而這些所謂的“鐵證”體系，細究起來，卻像一個自我循環的封閉怪圈，它并非建立在嚴謹、公認的史學研究之上，而是通過選擇性的解讀和奇特的邏輯鏈條構建起來的。

就在2024年2月，一位韓國作家在電視節目上侃侃而談，拋出了一套精巧的論證邏輯，漢字的源頭是甲骨文，這沒問題，甲骨文屬于殷商文明，也沒問題。

關鍵的轉折來了，殷商是由東夷族建立的，而我們韓國人，正是東夷族的后裔，你看，邏輯鏈條一閉環，漢字的發明權就順理成章地轉移了。

這種論述，巧妙地將幾個公認的歷史概念進行選擇性串聯，卻刻意忽略了其中復雜的民族遷徙、融合以及歷史的斷層。

除了這種看似高深的“學術重構”，還有一種更簡單粗暴的邏輯。

有人聲稱，在韓國的古代典籍里發現了漢字，這不就證明漢字是韓國的嗎，這種邏輯很快就被網友們用一個生動的比喻給懟了回去，這不就等于我在家里翻出了一套《七龍珠》漫畫，然后就宣稱孫悟空是我家祖先嗎。

“使用”和“發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這種混淆，本身就暴露了論證的蒼白，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被奉為“鐵證”的書籍，本身就充滿了疑點。

一本號稱揭示驚天歷史秘密的書，被網友扒出，其實是近幾十年才出版的，比如一本1994年問世的作品，根本不具備作為古代史料的價值。

其中一本叫《大朝鮮帝國史》的書，更是語出驚人，宣稱朝鮮民族擁有長達八千年的輝煌歷史，并且還是喚醒黃河文明的偉大先行者。

這種堪稱“魔幻”的敘事，竟然還被改編，堂而皇之地進入了韓國某軍校的教材，試圖將現代創作固化為歷史記憶，這種風氣甚至蔓延到了流行文化領域。

在一部名為《帝王的黎明》的歷史題材電視劇里，出現了唐太宗李世民在戰場上被高句麗將領一箭射瞎眼睛的橋段，然而，嚴肅的歷史學界早有共識，古代的高句麗是活躍于中國東北地區的民族政權，與朝鮮半島南部的“三韓”并非一個概念。

當有人質疑這些說法缺乏史料支撐時，總會有一些書籍給出更“神奇”的解釋，那是因為高句麗人自己把史書給燒了，你看，連證據的缺失，本身都成了一種“證據”。

紙上談兵到復刻

這種在理論層面的焦慮，并不僅僅停留在口頭和紙面，它如同一種強烈的執念，以一種“鏡像”的方式，投射到了現實的物理世界里，從宏偉的城市地標到具體的文化產品，處處可見一種奇特的“視覺回響”。

比如在建筑領域，韓國仁川曾雄心勃勃地計劃建造一座高達140米的“奧庫魯斯塔”，然而設計圖一公布，立刻引發了軒然大波。

人們發現，這座塔的輪廓、線條，尤其是那獨特的扭轉形態，都與遠在廣州、高達600米的“小蠻腰”驚人地相似，仿佛一個等比例縮小的版本，面對抄襲的指責，設計師矢口否認，堅稱自己的靈感來源于韓國本土的八尾島燈塔。

無獨有偶，在為2030年世博會準備的園區方案中，其中一個核心建筑的造型，再次被指與中國國家體育場“鳥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種一再出現的“撞臉”，以及隨之而來的“否認模仿”模式，本身就構成了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

從宏觀的建筑輪廓，再到具體的文化符號，這種“再包裝”的操作模式更為普遍。

人們熟知的中國端午節，在經過一番包裝后，以“江陵端午祭”的名稱成功申請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爭議四起時，策略便是巧妙地混淆概念，將關于“習俗”源頭的討論，轉移到“祭奠”形式的獨特性上。

同樣，中醫被冠以“韓醫”的新名稱，極具中國特色的繩結藝術被一些人稱為“韓國結”，甚至連“孔子是韓國人”的說法也一度甚囂塵上。

更直接的，是視覺內容的“像素級同步”。

在某港區一個名為K-ube的文化館，其外墻的LED巨幕上播放的廣告畫面，被發現與遠隔千里的重慶觀音橋商業區的廣告內容高度一致，對此，韓方的回應是，相關內容已經購買了版權。

盡管在商業邏輯上無可厚?非，但當把這個行為放置在前面所述的宏大背景下審視時，它無疑加深了外界對于其尋求文化捷徑、熱衷于“拿來主義”的印象。

從平昌冬奧會上使用的青龍、白虎等源于中國的圖騰，到將活字印刷術、古琴等中華文明的璀璨成果作為本國文化進行展示，這一系列操作，共同描繪出了一幅渴望通過“復刻”與“重命名”來快速構建文化身份的圖景。

擰巴的自尊心

這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操作背后，其實潛藏著一種深刻而擰巴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的一端，是戰后經濟率先騰飛所催生的、急于擺脫文化附庸地位的民族自尊，而另一端，則是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中，都無法剝離的、無處不在的中華文化印記。

這種文化上的“依賴”或者說深層聯系，在當代韓國人的生活中依然清晰可見，一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韓國人的身份證，直到今天，為了區分大量同音異義的姓名，身份證上依然需要標注漢字。

這并非出于懷舊，而是出于社會管理和身份識別的現實功能需求，再看那被視為韓國文化代表的泡菜，國民美食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其歷史源頭可以追溯到中國的三國時期。

更具諷刺意味的現實是，如今韓國消費的泡菜中，高達99%的成品或原料需要從中國的山東等地進口，網絡上一句高贊評論精準地抓住了這個槽點：“所以，山東人到底往白菜里加了什么魔法？”

回溯歷史長河，這種文化基因的烙印更加深刻。

優雅的韓服，其發展軌跡曾深受中國唐代和明代服飾的巨大影響，無論在形制還是在審美上，都能看到清晰的傳承脈絡，這些寫在歷史中的客觀事實，是無法輕易抹去或重新定義的。

正是這種現實與歷史中無處不在的“他者”身影，與韓國戰后經濟奇跡般崛起所帶來的巨大民族自信心，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心理反差。

經濟上的成功，迫切地需要轉化為文化上的正統與優越感，于是，一種補償式的、急于求成的自大心態便應運而生，試圖用經濟成就來“兌換”文化上的主導地位。

然而，事與愿違，這種通過挪用、重塑甚至發明歷史來構建自信的方式，并沒有在國際上贏得尊重，反而招致了“歷史發明家”之類的嘲諷，形成了一個尷尬的閉環。

說到底，韓國部分人士在文化認同上的種種激進主張與行為，并非空穴來風。

它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個民族在面對一個強大且文化淵源深厚的鄰國時，所產生的一種復雜而強烈的應激反應。

它既是理論上的“鏡像”，試圖在別人的歷史中照見自己的偉大，也是物理上的“鏡像”，在現實中復刻他人的成果。

歸根結底，它更是一種心理上的“鏡像”，在無法擺脫的歷史倒影中，焦慮地尋找著自我。

筆者觀點

真正的文化自信，從來不是源于對他者歷史的重新敘述或強行占有，而是植根于對自身歷史的誠實面對，以及對未來充滿原創性的貢獻。

與其在別人的倒影里掙扎，試圖證明自己是誰，不如努力創造出能讓世界清晰看到的、獨一無二的萬丈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