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張治中逝世，葬禮安排引起爭議，周總理力排眾議作出2項決定

“總理，追悼會還辦不辦？”1969年4月7日深夜，秘書第三次推開辦公室的門。周恩來握著鋼筆的手頓了頓，目光落在案頭泛黃的黃埔軍校合影上：“不僅要辦，還要按最高規(guī)格辦。”這句話像塊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了在場所有人對這位傳奇人物的集體記憶。

1925年春天的廣州街頭，兩個穿灰布長衫的身影總愛在茶樓里消磨午后時光。彼時剛滿27歲的周恩來端著青花茶碗，望著對面比自己年長八歲的張治中，冷不丁冒出一句：“文白兄當真要跟著中正兄走到底？”這位后來被稱作“和平將軍”的漢子摩挲著茶盞邊沿，半晌才應道：“我走的是中山先生的路。”這段看似尋常的對話，卻為持續(xù)四十余年的特殊情誼埋下伏筆。

歷史有時偏愛黑色幽默。1938年11月12日長沙城頭燃起沖天大火時，張治中作為湖南省主席正焦頭爛額地收拾爛攤子。他頂著“縱火犯”的罵名，卻不忘在濃煙中派人尋找周恩來的下落。這場本可能成為友誼終點的災難，反而讓兩位故交的情誼愈發(fā)深厚。有意思的是，當蔣介石質(zhì)問為何沒能困住中共代表時，張治中只淡淡回了句：“黨國要員尚需撤離，遑論他人？”

新疆戈壁的風沙見證過這對摯友最驚心動魄的合作。1945年深秋，張治中剛接任西北行轅主任就收到周恩來的密信。在迪化監(jiān)獄昏暗的牢房里，131名共產(chǎn)黨干部重見天日。負責看押的獄警后來回憶，張治中視察時特意在楊之華牢房前駐足良久——這位瞿秋白遺孀的出獄，成了后來國共談判桌上最有力的信任籌碼。

重慶桂園的銀杏葉黃了又綠，張治中把自家宅院騰給毛澤東辦公的舉動，在國民黨高層引發(fā)不小震動。有同僚當面譏諷他“通共”，這位陸軍二級上將把茶杯往桌上一頓：“我通的是民族大義！”據(jù)內(nèi)衛(wèi)回憶，毛澤東在此居住的43天里，張治中每天清晨都要親自檢查安防，連墻角青苔都要囑咐人鏟凈防滑。

1949年北平談判破裂時，向來溫和的周恩來在六國飯店拍了桌子：“文白兄若回南京，我周恩來第一個不答應！”這話讓原本準備返寧復命的張治中怔在當場。三天后，當他在西郊機場看到專程來接的鄧穎超，終于明白這位老友為何堅持要自己留在北平。這段往事后來被張治中寫進回憶錄，墨跡在“周公高義”四字上洇開重重一團。

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南海西花廳，常能見到個穿中山裝的高大身影。工作人員都熟悉這個規(guī)律：只要周總理出國訪問歸來，張治中家的門鈴準會在次日清晨響起。從萬隆會議帶回的雪茄，到日內(nèi)瓦捎來的懷表，二十年間竟攢了滿滿一樟木箱。有次鄧穎超打趣丈夫：“你待文白先生，倒比對我這夫人還上心。”周恩來聞言大笑：“他可是咱們家的護身符呢！”

特殊年代的風暴來得猝不及防。1966年深秋某夜，張治中家的大門被砸得山響。次日清晨，周恩來派來的警衛(wèi)班已在院墻外拉起警戒線。據(jù)當時執(zhí)勤戰(zhàn)士回憶，總理辦公室連續(xù)三天往這里調(diào)撥生活物資，連廚房用的蜂窩煤都特意從京西礦務局調(diào)來。張治中在日記里寫道：“周公如傘，護我風雨十七年。”

1969年4月6日的北京醫(yī)院彌漫著消毒水味道。昏迷多日的張治中突然清醒，拉著長子一純的手反復念叨：“告訴周公，莫為我費心...”七小時后，當周恩來匆匆趕到病房，只見白布已覆住故人面容。在場醫(yī)生記得清楚，總理在床前靜立了整整一刻鐘，手指把軍大衣扣子擰得咯咯作響。

治喪會議的爭吵持續(xù)到后半夜。反對者拍著桌子吼：“現(xiàn)在什么形勢？開追悼會合適嗎！”周恩來突然起身，軍靴后跟“咔”地并攏：“文白先生三救共產(chǎn)黨，這個情，人民要還！”全場鴉雀無聲。次日簽發(fā)的文件上，追悼會規(guī)格欄里“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的字樣格外醒目。

八寶山的松柏記得那個細雨綿綿的清晨。周恩來站在悼詞臺前，目光掃過綴滿黑紗的人群。當他念到“張治中同志”時，聲音突然有些發(fā)顫。這個細微的停頓被在場的新華社記者敏銳捕捉，后來成為珍貴的歷史底片。追悼會結束兩小時后，周恩來辦公室的燈光再度亮起，案頭擺著剛擬好的保護民主人士名單——首頁第一個名字，墨跡尚未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