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海王星號” 案與治外法權，華夷之辨下的清代涉外司法困局

大清乾隆四十九年，這一年對于大清來說，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中美首次開始直接貿易，“中國皇后”號商船自紐約抵廣州，打破英國貿易壟斷。乾隆開始第六次南巡，同時《四庫全書》編纂完成，但實際上還有一件大事，此事影響極為深遠，只不過是當時并沒有引起乾隆以及高層的關注罷了。

這一年的六月，英國商船 “休斯夫人號” 駛入中國廣州黃埔港。“休斯夫人號”在未等到港口官員同意的情況下，該船便擅自鳴放禮炮意外擊中國方駁船，導致兩名中國人死亡，而英國炮手隨即逃逸，廣州知府得知情況后，立即要求英商館交出嫌犯，但被“休斯夫人號”船長斷然拒絕，于是衙門拘捕英商館大班史密斯，并派官兵封鎖商館，發出最后通牒：“如果兩日內若不交人，將斷水斷糧、停止貿易，禁止所有英國商船離港，且派兵強行登船搜查”。

“休斯夫人號” 命案發生在大清境內，自然得按照《大清律》處理，依《大清律例》，“鳴炮誤傷” 屬過失犯罪，罪不至死，不過杖責或流放。而且論律例中明確指出：“化外來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擬斷”，意思就是如果是涉外案件地方官員無權擅自裁決。因此此案最后呈現在乾隆眼前。

乾隆的很快就下發諭旨：“以夷法處之，自應一命一抵”。乾隆沒有按照《大清律例》中過失殺人的量刑原則，而且堅持 “華夷之辨” 的雙重標準。直接判處英國嫌疑人死刑，明明有法可依，卻要以圣旨凌駕于律法之上，清代 “人治大于法治” 的司法缺陷在此案中暴露無遺。

乾隆這么干的原因就是對于之前英國人在大清走私鴉片的不滿，在乾隆看來，這些夷人違背清廷對外貿易的壟斷規制，這是對 “天朝上國” 權威的冒犯，現在又出現人命案，若不從嚴處置，“天朝威權” 將蕩然無存。

因乾隆諭旨，兩廣總督孫士毅派兵封鎖英、法、荷等國商館，并斷水斷糧施壓。英方被迫交出一名印度船員頂罪，該船員隨即被處決，清政府還強制外國商人觀刑，頗有殺雞儆猴的意思。

而乾隆這么干的源頭，源自乾隆八年，乾隆處理澳門華洋命案。乾隆意思很明顯，第一，明確司法主權，規定澳門 “夷人” 殺人若擬判斬絞，須由中方主審，澳葡僅能配合，第二，華人殺 “夷人” 可從輕發落，“夷人” 殺華人則必須從嚴抵命。為此刑部制定《乾隆九年定例》，規定澳門涉外命案由粵地官員與澳葡 “會審”，中方掌握最終審判權。此舉雖否定了葡萄牙的 “治外法權” 企圖，卻也因司法不公與程序非正義的隱患。這為后來的鴉片戰爭后，西方國家要求 “治外法權” 留下了口實。

西方國家指責滿清朝司法的雙重標準，斥之為 “野蠻”，卻對自身的不公卻避而不談， 從葡萄牙到英國，無不希望在大清境內擁有 “治外法權”，這是乾隆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意的，西方列強也許會會暫時忍耐，一旦時機成熟，勢必反撲。

在英國人看來，誤傷致死若死者為華人，“夷人” 需 “一命抵一命”；若死者為 “夷人”，華人卻僅需流放或 “斬監候”。英方據此指責清朝司法不公，而“休斯夫人號” 案未經正常司法程序便處決嫌犯，違背 “斬監候” 慣例。

在“休斯夫人號”此案中，東印度公司的態度頗為曖昧：既想維護現有商業利益，又受制于中英法律沖突與殖民擴張需求。事件初發時，廣州商館主任威廉?皮古第一時間將炮手亨利轉移至澳門，拒絕交人，在皮古看來 “英國士兵不應受中國法律審判”。“休斯夫人號”原本要駛離黃埔港，因清軍封鎖港口才未能實施。

東印度公司對滿清封鎖商館的施壓手段，更被他們視作 “野蠻”。但需注意的是，公司的抗議僅針對法律沖突，而非 “自由貿易”。因此，當清廷切斷貿易、圍困商館后，東印度公司為恢復貿易，被迫交出一名印度人當替死鬼。而清廷對此毫不在意 ，不問真假，只要就人抵罪就行。

等到了嘉慶十二年，又爆發更為嚴重的 “海王星號案” 。這一年的2月24日，英國商船 “海王星號” 的 52 名水手，在珠江北岸 “十三夷館” 附近的新豆欄街飲酒后，與當地民眾發生沖突。為避免事態擴大，廣州地方衙門將水手限制在商館內，但廣州老百姓成群結隊向商館投擲磚石，雙方再度爆發群毆，在此期間老百姓廖亞登在斗毆后在26日夜因傷死亡。

27 日清晨，“海王星號” 船主巴厘臣向奉命統攝廣州貿易大班事務的 “特選委員會主席” 剌佛報告廖亞登之死；與此同時，廖亞登親屬也向當地縣衙報案 ，意思就是“夷人” 傷斃華人，要求衙門當拘兇抵命。

隨后廣州知府要求英方交兇償命，卻遭 “夷館” 拒絕。英方援引原本僅適用于澳門的《乾隆九年定例》，要求粵省官員允許 “會審”。廣東巡撫衙門不予理會，當即禁止 “海王星號” 卸貨交易，并逮捕保商盧觀恒（盧家是擔保商，需承擔連帶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英方被迫同意接受審訊，但提出審訊需在英人商館進行，由英方設立 “夷館法庭”，行使 “審判權” 與 “會審權”，以中英雙方會審方式審理 52 名水手。令人意外的是，廣東巡撫竟史無前例地同意了這一要求 —— 究其原因，“海王星號”，屬于民事糾紛。

當年年 4 月，“夷館法庭” 開庭三日，設六位主審官，九位陪審員：右側四位為中方陪審員，左側五位為英方陪審員，其中一位青年便是喬治?斯當東。他是此次會審的中英雙語翻譯 —— 正是他的存在，讓中西法律在庭審中得以 “融會貫通”。

斯當東以翻譯身份參與案件交涉，他對《大清律例》的研究頗深。而且開始翻譯《大清律例》。他后來在回憶錄中表示，一方面肯定《大清律例》的 “條理性與邏輯性”，另一方面抨擊其缺乏 “個人自由” 與 “程序正義”。

因此，當 “海王星號案” 爆發時，斯當東已熟稔《大清律例》，并將其用于庭審博弈：既以 “證據模糊不可信” 為由拒絕交兇，又借 “會審” 機制將清代司法從 “刑法主導” 轉化為 “禮法調和”。此次 “夷館法庭” 呈現出鮮明的 “中西合璧” 特征：公堂上無任何刑具，原被告無需跪于跪石之上，52 名涉案水手五人一組被傳喚到庭，站立接受訊問，其余人在旁等候；三名衙役肅立堂側，中英雙方各設一桌記錄庭審，各派書吏以各自母語記錄過程。庭審現場約有 300 名旁聽者，最終，這場會審以 “中英雙方滿意” 告終。

最后“海王星號案” 能達成這一結果，主要是因為滿清認為此事屬于民事糾紛而非國體沖突、在這一點上與東印度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更關鍵的是，斯當東英對《大清律例》的熟悉運用。案件最后處理結果上奏嘉慶帝御覽。當年12月6日，嘉慶帝降旨：“刑部議奏”。12月8日，嘉慶的諭旨抄交刑部，題本竟簡化為：“夷人壓核扇，因在樓支開窗扇，木棍滑落，棍頭碰傷民人廖亞登身死。”

案情越往上遞，越顯 “大事化小”，這是 “講政治” 的體現：在皇帝眼中，廖亞登之死不過是意外 ，維護廣州的穩定才是關鍵。最終，此案以 “罰銀 14 兩” 了結，既給了東印度公司體面，也維護了英國皇家海軍的顏面。但背后卻是擔保人盧觀恒花費五萬兩銀子，用于收買死者家屬與證人、打點從南海縣到廣東督撫），確保各方滿意。

而這在皇帝看來，它只是針對不同的對象，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目的都是為了一個，那就是維護天朝上國的體面。滿清并不認為自己退讓了主權，甚至不認為自己做了多大的讓步，兩者的區別，并不取決于國際政治和國際法，而是取決于清廷自己的體面。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