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海良已經超越了古人？

中書協前副主席聶成文在一次研討會上公開抨擊陳海良先生，認為其書法缺乏基本功，名不副實，一時間掀起輿論風波。

陳海良先生是中青年書法家中頗具爭議的一位，其爭議的焦點是在一次個展中，嘉賓宣稱陳海良先生書法已經超越了古人，這觸及了當今書壇的敏感神經，不出意外的引來了眾多撻伐。

作為第二屆蘭亭獎創作類一等獎的書法家，陳海良先生的書法深耕傳統并出己意，諸體皆善，尤以草書見長，其大草書狂放中不失凝重，灑脫處仍顯文雅，為當今草書領域的佼佼者。

陳海良先生的草書奠基于明清，尤其得力于徐渭狂草，因而其草書講求狂肆帥野之美。其書法兼才氣、狂狷與文氣于一身，具有一種來自書史昭示的深度，力求線條的毛澀和張力，從而將草書的氣與勢演繹到一個新的高度。

草書名家張旭光先生給予了高度肯定：“他的作品既有明清大草的氣勢開張，又有唐代狂草的嚴謹筆法與線條變化，同時還見水墨淋漓的豐沛筆墨。”

即便有如此高的贊譽，陳海良先生的書法真的超越了古人嗎？想要理性的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審視“超越古人”這一命題本身的有效性。

書法藝術不同于科學技術，其價值判斷并非線性遞進。古人的書法杰作，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文化、物質條件乃至個人境遇之中，它們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也是書家個體性情、學養、技藝的瞬間凝聚。

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文稿》，這些經典所達到的高度，是歷史與個體性高度融合的結果，具有不可重復的獨特性。

所謂“超越”，若指在技術層面達到甚至超過前人，或許在某些個案中還存在討論的空間。但書法藝術的核心，遠不止于技術。它更包含著格調、氣息、神韻以及作品背后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與人格力量。

在這些更為本質的維度上，進行簡單的“超越”比較，往往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可能誤解了藝術傳承與創新的真諦。

因此，將陳海良先生與古人進行直接的“超越”對比，這種思維方式本身可能就陷入了審美評價誤區。

更值得探討的，或許是陳海良先生在當代文化環境下，對書法傳統進行了怎樣的理解、吸收與轉化。

陳海良先生書法的特點是在晉唐風格行書的基礎上，將晉唐韻致與元代楊維楨奇崛書風相融合，顯示了他不愿固守一隅、力求融通創化的藝術理想。

對于陳海良先生的書法評價，贊賞者看到的是，他在深入傳統之后，能夠大膽地突出個性，強化形式表現力，形成了具有強烈個人意志和時代感的藝術風格。

而批評者則可能認為，其對“狂肆”的追求有時過度，以至于在某些作品中出現了對傳統筆法規范的疏離，顯得過于恣意和草率，缺乏古典杰作中那種含蓄內蘊和精微境界。

這兩種看法，實際上反映了書法審美中一對永恒的張力：規矩與個性、法度與性情、傳承與創新。它深刻地揭示了當代中國書法界內在的價值分歧和焦慮。

一方面，書法藝術在當代失去了傳統社會的實用土壤，其主要功能轉向純藝術展示，這必然促使書家追求更強的視覺表現力和展廳效應，陳海良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這種時代需求的產物。

另一方面，面對西方藝術觀念的沖擊和全球化語境，如何保持書法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純粹性，又成為書壇的集體關切。強調“基本功”、尊崇古法，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抵御浮躁風氣、堅守文化本位的一種策略。

因此，對陳海良“超越論”的撻伐，背后或許隱藏著對書法藝術在創新過程中可能失卻本體、迷失方向的深層憂慮。

反觀陳海良先生本人，從其藝術實踐來看，他更像是一位在傳統框架內努力尋求突破的探索者，而非一位意圖徹底顛覆傳統的革命者。

他的“新”與“狂”，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其所選擇的明清狂草傳統的深入學習之上的。問題在于，當這種探索的成果被部分人士冠以“超越古人”的極高贊譽時，便不可避免地被解讀為對整個書法價值體系的挑戰。

歸根結底，書法的歷史長河，并非一場你追我趕的競賽，而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今天的書家，其使命或許并非急于“超越”哪一座前代高峰，而是如何更好地接續文脈，聆聽古人的教誨。

陳海良先生的探索及其引發的爭論，正是這場宏大對話中的一個生動片段，其價值在于促使我們不斷反思書法藝術的本質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