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書協前副主席聶成文在一次研討會上公開抨擊陳海良先生,認為其書法缺乏基本功,名不副實,一時間掀起輿論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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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良先生是中青年書法家中頗具爭議的一位,其爭議的焦點是在一次個展中,嘉賓宣稱陳海良先生書法已經超越了古人,這觸及了當今書壇的敏感神經,不出意外的引來了眾多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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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二屆蘭亭獎創作類一等獎的書法家,陳海良先生的書法深耕傳統并出己意,諸體皆善,尤以草書見長,其大草書狂放中不失凝重,灑脫處仍顯文雅,為當今草書領域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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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良先生的草書奠基于明清,尤其得力于徐渭狂草,因而其草書講求狂肆帥野之美。其書法兼才氣、狂狷與文氣于一身,具有一種來自書史昭示的深度,力求線條的毛澀和張力,從而將草書的氣與勢演繹到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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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名家張旭光先生給予了高度肯定:“他的作品既有明清大草的氣勢開張,又有唐代狂草的嚴謹筆法與線條變化,同時還見水墨淋漓的豐沛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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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如此高的贊譽,陳海良先生的書法真的超越了古人嗎?想要理性的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審視“超越古人”這一命題本身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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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藝術不同于科學技術,其價值判斷并非線性遞進。古人的書法杰作,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文化、物質條件乃至個人境遇之中,它們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也是書家個體性情、學養、技藝的瞬間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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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文稿》,這些經典所達到的高度,是歷史與個體性高度融合的結果,具有不可重復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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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超越”,若指在技術層面達到甚至超過前人,或許在某些個案中還存在討論的空間。但書法藝術的核心,遠不止于技術。它更包含著格調、氣息、神韻以及作品背后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與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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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更為本質的維度上,進行簡單的“超越”比較,往往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可能誤解了藝術傳承與創新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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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陳海良先生與古人進行直接的“超越”對比,這種思維方式本身可能就陷入了審美評價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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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探討的,或許是陳海良先生在當代文化環境下,對書法傳統進行了怎樣的理解、吸收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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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良先生書法的特點是在晉唐風格行書的基礎上,將晉唐韻致與元代楊維楨奇崛書風相融合,顯示了他不愿固守一隅、力求融通創化的藝術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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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陳海良先生的書法評價,贊賞者看到的是,他在深入傳統之后,能夠大膽地突出個性,強化形式表現力,形成了具有強烈個人意志和時代感的藝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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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批評者則可能認為,其對“狂肆”的追求有時過度,以至于在某些作品中出現了對傳統筆法規范的疏離,顯得過于恣意和草率,缺乏古典杰作中那種含蓄內蘊和精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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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看法,實際上反映了書法審美中一對永恒的張力:規矩與個性、法度與性情、傳承與創新。它深刻地揭示了當代中國書法界內在的價值分歧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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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書法藝術在當代失去了傳統社會的實用土壤,其主要功能轉向純藝術展示,這必然促使書家追求更強的視覺表現力和展廳效應,陳海良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這種時代需求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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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面對西方藝術觀念的沖擊和全球化語境,如何保持書法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純粹性,又成為書壇的集體關切。強調“基本功”、尊崇古法,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抵御浮躁風氣、堅守文化本位的一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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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陳海良“超越論”的撻伐,背后或許隱藏著對書法藝術在創新過程中可能失卻本體、迷失方向的深層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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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陳海良先生本人,從其藝術實踐來看,他更像是一位在傳統框架內努力尋求突破的探索者,而非一位意圖徹底顛覆傳統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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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新”與“狂”,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其所選擇的明清狂草傳統的深入學習之上的。問題在于,當這種探索的成果被部分人士冠以“超越古人”的極高贊譽時,便不可避免地被解讀為對整個書法價值體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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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書法的歷史長河,并非一場你追我趕的競賽,而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今天的書家,其使命或許并非急于“超越”哪一座前代高峰,而是如何更好地接續文脈,聆聽古人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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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良先生的探索及其引發的爭論,正是這場宏大對話中的一個生動片段,其價值在于促使我們不斷反思書法藝術的本質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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