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簡牘所見西漢“別治”政區考辨——兼論漢代的“別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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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土簡牘所見之“別治”政區具備較為完整的鄉里結構與系統的職官制度，地理位置不在王陵奉邑與都鄉范圍之內，擁有實際的轄區，屬于秩級低于正式縣級政區的特殊類型。出土簡牘揭示的“別治”政區有兩種類型：一類由正式的縣級政區降級而來，另一類由正式的縣級政區析分而來，皆受到毗鄰之縣的監管。“別治”政區的發展亦有兩種路徑，一類廢入監管之縣，另一類升格為正式的縣級政區。綜合出土簡牘及相關資料的記載，“別治”是漢代常設的一項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別治”之前皆有監督管理的“某官”，“別治”的秩級較“某官”略低，屬于“某官”的分支機構，對“某官”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不同類型的“別治”皆擁有一定的管轄范圍，與地域聯系緊密。

關鍵詞：“別治”；特殊縣級政區；長沙國；出土簡牘；西漢

出土簡牘的發現極大地拓寬了秦漢史的研究廣度與深度。敦煌漢簡、尹灣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等先后發現的“別治”資料為重新認識漢代制度提供了新的視角。謝桂華、朱榮莉指出尹灣漢簡記載的“別治”為鹽鐵都官的分支機構。侯旭東認為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記載的“沮鄉別治掾”屬于鄉級政府的派出機構，李松儒、莊小霞則認為“沮鄉別治掾”為縣廷派駐沮鄉的掾職。白軍鵬提出敦煌漢簡記載的“大煎都候丞別治富昌燧”，乃大煎都候丞可以經常到所屬各燧駐守，并處理相關事務。學界對尹灣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敦煌漢簡等記載的“別治”資料主要是進行個案式考察。

新近刊布的走馬樓西漢簡、海昏簡牘、益陽兔子山漢簡記載了別治醴陵、別治長賴、別治門淺、別治鄡陽、別治陽等資料，引起了學界對“別治”地理屬性的討論。如楊芬、宋少華推測別治長賴、別治醴陵為地名或長沙國都附近的機構；王勇認為別治長賴、別治醴陵屬于管理王陵奉邑的特殊政區，沒有獨立的轄區，寄治于臨湘縣都鄉境內；陳松長、陳湘圓則將別治長賴、別治醴陵視為長沙國的屬縣。張建文、曹驥認為“別治鄡陽”即別治詔書于鄡陽，鄡陽縣與海昏侯國為同級行政單位。學界的相關認識存在一定分歧。

筆者擬在傳世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出土文獻的相關記載，考察“別治”的政區屬性及其設置特點，并結合其他屬性的“別治”資料，進一步探究漢代“別治”制度的內涵。

一、出土簡牘所見西漢的“別治”政區

走馬樓西漢簡載“□宮司空縣邑別治園承（0096）”，雖然該簡內容有所殘缺，但是從“別治”與縣邑并列來看，走馬樓西漢簡所見之“別治”應具備縣級機構的某些特征。走馬樓西漢簡見有“九年五月乙未朔辛酉，別治長賴都鄉嗇夫聲行丞事敢告臨湘丞主（0132）”“別治長賴禝里（0795）”等內容，據此可知別治長賴轄有都鄉、稷里，是擁有鄉里機構的行政區劃，秦漢時期地方基層行政組織為郡縣鄉里結構，別治長賴顯然具有縣級政區的主要特征。走馬樓西漢簡記載“血婁有（又）盜長賴令史吳銅鉚一（0585）”，則長賴屬官有令史。秦漢時期令史為縣廷的主要屬吏，走馬樓西漢簡中亦有多處類似記載，如“臨湘令史（0143）”“辰陽令史（0046）”，顯然令史也是別治長賴作為縣級政區的重要組成元素。據此可知，走馬樓西漢簡中的別治長賴具有縣級政區的多種特征。走馬樓西漢簡同時記載了長沙內史及其所屬縣邑：

三月甲申，長沙內史齊客、邸長始守丞謂臨湘、宮司空、食官、壽陵、采銅、烝陽、南陽、連道邑、別治醴陵：移牒臨湘長一短二，采銅、宮司空、食官、烝陽各一，醴陵（0175）

南陽、連道、壽陵短各一，□遣吏是服，處實入所，必得，繆不相應，與者名毋留。ノ卒史當、書佐膊（0188）

根據簡文（0175）（0188）的記載可知，兩枚簡文的內容乃長沙內史向屬縣及所屬機構下發的下行文書，二者內容相近，所敘乃同一事件，可以合并處理。簡文中的別治醴陵與臨湘、烝陽、南陽、連道邑等縣邑為并列的關系，皆受長沙內史的管轄，可以與其他諸縣一般與長沙內史發生直接的文書聯系，由此也可證明別治醴陵是具備縣級政區的特征的。

“別治”政區雖然具備縣級行政區劃的一般特征，但是其秩級略低于正式設置的縣級政區。走馬樓西漢簡《非縱火時擅縱火案》載：

七年三月丁丑朔癸未臨湘令寅謂南鄉，告尉、別治長賴、醴陵，敢告壽陵西山主：不智（知）何人非從（縱）火時擅從（縱）火，烻燔梅材、茭草。不智（知）何人亡滿卅日不得、出，駕（加）論命不智（知）何人耐為隸臣。得、出，有后請（情）□□（0176+0181）

這條簡文中臨湘縣令在下發文書時，分別使用“謂”“告”“敢告”等詞匯，據陳松長、陳湘圓考察，在司法文書中“謂”的對象為直管下級機構，“告”的對象為非直管下級機構，“敢告”的對象為平級機構。《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縣丞、縣尉作為縣廷長吏之一，輔佐縣令長主管縣內諸項事務，屬于縣令長的非直接管轄的下級職官，縣丞、縣尉的秩級低于縣令長，受到縣令長之監督與管理，在行政文書中使用“告”是比較恰當的。

走馬樓西漢簡《非縱火時擅縱火案》中“告”的對象與文獻中常見的有所不同，除了常見之縣尉外，另見有別治長賴、別治醴陵，二者與縣尉同時作為縣令“告”的對象，臨湘縣令要求三者一并抓捕縱火犯，因而別治長賴、別治醴陵與縣尉的秩級相當，而低于臨湘縣令，由此亦可佐證“別治”政區的秩級低于正式的縣級政區。海昏簡牘《國除詔書》中的相關記載亦顯示這一特征：

十月甲申，豫章大守廖、都尉丞霸行丞事，下都尉、縣、侯國，承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掾寬、郡守卒史寬、書佐千秋

十月丙戌，海昏侯國守相宜春長千秋、守丞建城尉同，下侯家、別治鄡陽，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掾延年、守令史萬年

該詔書詳細記載了從豫章太守下發文書至都尉、縣、侯國，再由豫章郡所屬海昏侯國的守相、守丞下發文書至侯家、別治鄡陽的整個文書傳遞過程。侯家即為侯家丞，侯家丞屬于列侯家吏系統，是列侯家務的主管，侯國相則是列侯行政官吏系統的最高官員。據尹灣漢簡記載，侯國相的秩級在三百石至四百石之間，而侯家丞的秩級皆為比三百石，海昏簡牘《國除詔書》記載海昏侯國守相、守丞發往侯家丞的命令亦使用了下行文書，顯然侯家丞在秩級上是低于侯國相的，別治鄡陽與侯家丞并列，其秩級也應低于海昏侯相。

益陽兔子山漢簡有關“別治陽”的記載殘斷較為嚴重，但從殘留的簡文信息來看，“別治陽”亦有類似特征：

治陽丞龍敢告：益陽丞主至今未

□告主/國手/［十二］月乙未朔，朔日，別治陽

□［益］陽丞主至今未報。寫追，故令人（⑤貳159+⑤貳160+⑤貳161+⑤貳162+⑤貳163）

之廷下陽

辤曰：為益陽人不智

□名吏里，它坐·今問之益（⑤貳248正）

簡文⑤貳248正中可見“廷下陽”，秦漢簡牘中多見“敢言之：廷下”的行政文書，則別治陽為地方職官性質的可能性較大，而簡文⑤貳159—163中“治癱陽丞”殘斷之字應為“別”，該簡文中的別治陽職官為“丞”，與走馬樓西漢簡中多處記載的“別治丞”十分類似：

三年六月乙丑朔庚辰，別治門淺丞福敢告臨湘（0313）

八年六月庚子朔丁卯，攸丞逋守別治醴陵丞敢言之：府移七年醴陵獄計。舉劾曰：庫決入錢五千皆黃錢，付丞（0542）

□□朔甲申，別治長賴丞尊（1310）走馬樓西漢簡中的“別治醴陵”“別治門淺”“別治長陵”，其最高職官皆為“丞”，而未見令長的相關記載，雖然目前海昏簡牘《國除詔書》沒有明確記載“別治鄡陽丞”，但是“別治鄡陽”的秩級亦是低于侯國相的。因此，“別治”政區屬于秩級低于正式縣級政區的特殊類型。

二、“別治”政區的地理位置

目前漢簡中總計發現別治醴陵、別治長賴、別治門淺、別治鄡陽、別治陽等五處“別治”政區的實例，通過對“別治”政區地理位置的探討有助于深化對“別治”政區的認識。

醴陵、鄡陽有考古發掘資料佐證，地理位置較為明確。門淺的地理位置雖有一定爭議，但是位于今湖南省桃源縣青林鄉附近的采菱故城的可能性更大。長賴、陽的地理位置則有待進一步探究。

陽之“”為“應”的異寫，根據陽的地名構成，以及長沙國多個以“陽”命名的縣級政區，陽與應水或應山有一定關聯。《水經·湘水注》記載有長沙國境內之應水：“湘水又東北與應水合，水出邵陵縣歷山······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陽縣立，蓋即應水為名也。······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據《湘水注》記載，應陽縣在西晉時期設立，位于應水流域。應水即今蘆洪江，蘆洪江流域發現有大量漢代遺址、墓葬。西晉應陽縣位于今湖南省東安縣蘆洪市鎮，而蘆洪江流域的漢代墓群皆在今蘆洪市鎮周邊，其中馬家臺遺址、大正山窯址則正位于今蘆洪市鎮，馬家臺遺址的規模較大，因此西漢初期設立的陽縣位于今東安縣蘆洪市鎮的可能性較大。

至于長賴的地理方位，有研究者根據湖南長沙地區西漢墓中出土的滑石印章“長賴長印”，將“長賴長印”的“賴”視為“瀨”字之省，并根據《水經·肥水注》中“長瀨津”的記載，將其定位在安徽省壽春縣境內。但走馬樓西漢簡中“別治長賴”“長賴”等資料的刊布，則顯示“長賴長印”可能與長沙國關系更密切。走馬樓西漢簡中記載有長沙國臨溈縣，在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臨湘縣轄有臨溈鄉，二者有明顯的沿革繼承關系。走馬樓西漢簡中的長賴與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的長賴鄉、長賴亭的關系亦類似。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的長賴鄉、長賴亭的記載如下：

輒部賊曹掾黃納、游徼李臨逐召賢。賢辭：本臨湘民，來客界中，丞為洞所殺。后賢舉家還歸本縣長賴亭部桿上丘，去縣百五十余里。

長賴亭“去縣百五十余里”，因此長賴大體位于臨湘縣北部一百五十余里的區域。臨湘縣北部與羅縣接壤，羅縣位于今湖南省汨羅市西北的羅子國故城遺址，臨湘縣北距羅縣最短里程在204漢里左右，顯然長賴的地望處于臨湘縣與羅縣之間。考古工作者在今湖南省湘陰縣洋沙湖鎮洋沙湖村附近發現有漢代的火燒坪遺址，其周邊分布有一定數量的戰國至東漢時期的墓群。火燒坪遺址距離臨湘縣治五一廣場約為160漢里，與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記載的長賴亭距離臨湘縣的里程基本相符，因此武帝時期長賴縣的地望應在今洋沙湖鎮洋沙湖村附近。

考古發掘資料顯示漢代臨湘縣城的四至分別為：北至今連升街—長沙市青少年宮南部、中山西路北側60米一線，東至東魚塘街—犁頭街—文運街，南至人民西路北側，西至下河街東側。這一區域為臨湘縣的都鄉范圍，東西約850米，南北約1400米，通過上述對走馬樓西漢簡所見三個“別治”政區的地理位置的考證可知，門淺位于武陵郡臨沅縣以南，醴陵、長賴雖然與臨湘縣地域毗鄰，但與都鄉皆有相當的距離，并未在都鄉范圍之內。長沙王陵地處湘水西岸，緊鄰臨湘縣治所，門淺、醴陵、長賴皆不在長沙王陵范圍之內，因而“別治”并非管理王陵奉邑的政區。據陳松長所考，走馬樓西漢簡中的“定邑”是長沙王劉發的陵邑，應當另有專名，死后以其謚號為名。雖然“定邑”并非專名，但是在走馬樓西漢簡中多次出現，至少在走馬樓西漢簡的斷限內，并未記載其具體的專名，長沙定王的陵邑名稱不可能為別治醴陵或別治長賴。此外，位于長沙國南部的陽，以及位于豫章郡的鄡陽，其臨近區域更無漢代王陵可考，亦不可能為王陵所在地。因此，“別治”政區的地理位置皆不在都鄉范圍之內，其與王陵亦有相當的距離，并非管理王陵奉邑的特殊政區，亦非寄治型的政區，而是擁有實土的特殊縣級政區。

三、“別治”政區的設置特點

走馬樓西漢簡《非縱火時擅縱火案》記載了臨湘令與別治長賴、別治醴陵之間的下行文書行政關系。根據“告”文書格式的特點，別治長賴、別治醴陵與縣尉類似，應屬于臨湘縣令的非直管下級機構，在行政上受臨湘縣令的監管，二者完整的職官名稱應為臨湘縣別治醴陵丞、臨湘縣別治長賴丞。以下嘗試從政區地理與地方行政制度的視角討論“別治”政區的設置與監管之縣的關系。

行政區域的界限是地方官吏行使管理職責的范圍。一般而言，地方官吏的管理權不能超出其轄區界限，《后漢書·李章傳》：“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說明地方郡守不準擅自跨越郡界活動。不僅傳世文獻有類似記載，出土的西漢法律文書亦有相關規定。實際上，不論郡級抑或縣級政區長官，其行政權力僅限于其管理的轄區之內，有明確的政區界限。《非縱火時擅縱火案》記載臨湘縣令將縱火案件下發至所屬南鄉，以及非直管下級機構縣尉、別治長賴、別治醴陵，正是其管轄職權界限的體現，說明這一時期別治長賴、別治醴陵與臨湘縣令具有一定的行政隸屬關系，臨湘縣令對別治長賴、別治醴陵負有監管職責。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記載有醴陵侯國，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分封，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有罪國除。可知西漢初年置有醴陵侯國，一般認為侯國國除之后廢入臨近的縣級政區。走馬樓西漢簡多處出現的別治醴陵記載顯示，醴陵侯國國除之后，并未立即完全廢除，而是設置為秩級略低的別治醴陵。《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并未記載醴陵縣，醴陵應在西漢后期省并。《元和郡縣圖志》：“醴陵縣，本漢臨湘縣地。”這一記載表明醴陵與臨湘縣有密切的地域淵源，據《非縱火時擅縱火案》的記載，別治醴陵受到臨湘縣令的行政監管，揭示了別治醴陵并入臨湘縣的制度基礎。《非縱火時擅縱火案》記載的別治醴陵與臨湘縣的行政關系與《元和郡縣圖志》關于醴陵為臨湘縣地的記載是吻合的。

長沙地區西漢墓中出土一枚“長賴長”印章，不過其具體年代暫時難以確考，走馬樓西漢簡則記載有“故長賴長張齊子□東”，通過該枚簡牘可知，長賴置縣應在走馬樓西漢簡斷限之前，否則不可能出現“故長賴長”的記載，因此“長賴長”印章的斷限應在走馬樓西漢簡之前。又益陽兔子山漢簡記載：

五年七月庚辰朔丙［申］內史陽謂觀川桂

便荼陵郴采錫西山昭陵泠道嗇夫□

其中“”字，謝明宏結合秦漢簡牘的相關記載，將其改釋為“賴”，同時結合走馬樓西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以及該簡牘中地名的記載，認為此地名即為長賴。據此，則長賴縣在西漢初年已經建置。別治長賴與別治醴陵的情況較為類似，即由正式的縣級政區降為秩級較低的“別治”政區，并受毗鄰的臨湘縣的行政監督管理。走馬樓西漢簡見有“長賴丞尊”“別治長賴丞尊”，顯然“丞尊”是同一人，據之可知在臨湘縣丞職位空缺的情況下，長賴丞尊可以兼任，由此可見二者在行政上亦關聯緊密，如此才能方便別治長賴丞履職臨湘縣守丞。別治長賴未能延續至《漢志》斷限時期，在西漢后期廢置為鄉，成為臨湘縣的屬鄉之一，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記載的臨湘縣長賴鄉反映的正是這一現象。

別治門淺的情況較為特殊。走馬樓西漢簡僅見有別治門淺丞，未見有別治門淺與其他縣級政區之間行政隸屬關系方面的資料。門淺在秦代已設縣，長沙谷山漢墓漆器銘文顯示西漢景武時期門淺縣仍然存在。走馬樓西漢簡中出現的別治門淺，表明門淺縣在武帝之后由正式的縣級政區降為秩級略低的別治門淺，《漢志》并未記載門淺縣，則西漢后期門淺應已省并。走馬樓西漢簡未記載別治門淺在行政管轄上受何縣邑監管，從以上對別治醴陵、別治長賴與臨湘縣關系的考察可知，“別治”政區一般受相鄰縣級政區的監管，從門淺的地望來看，門淺周邊范圍置縣較少，與其相對較為接近的為臨沅縣。據里耶秦簡記載，臨沅是秦代郡守的駐地，秦漢時地位比較重要。故筆者推測別治門淺由門淺縣降級之后，受臨沅縣監管的可能性較大，別治門淺廢置之后應當并入臨沅縣。

鄡陽在《漢志》中為豫章郡屬縣之一，而《漢志》反映的是漢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的行政區劃，除了《漢志》，目前漢代以前的傳世文獻并無鄡陽縣的記載。有研究者根據楚璽“吁昜□鉨”的記載，推測秦代已置鄡陽縣。出土簡牘的記載顯示“別治”的秩級低于正式的縣級政區，而海昏簡牘《國除詔書》中記載別治鄡陽仍未成為正式的縣級政區，乃屬海昏侯相的監管區域，地域上與海昏侯國毗鄰。別治鄡陽應當由海昏侯國轄域范圍內析置而來，別治鄡陽升格為正式縣級政區的時間應當在西漢宣帝以后。由于別治鄡陽乃海昏侯國析置，并且秩級低于海昏侯相，在設置為獨立的鄡陽縣之前，受到海昏侯相的監管。

別治陽為新見西漢縣級政區。據《水經·湘水注》記載，西晉應陽縣的設置有兩種說法，酈道元認為應陽縣由觀陽縣分置，同時酈氏又援引王隱的觀點，指出應陽縣在泉陵縣的北部。應陽在今湖南省永州市東安縣蘆洪市鎮，泉陵在今湖南省永州市市區，觀陽在今廣西灌陽縣新街古城崗，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觀陽與應陽中隔泉陵、洮陽縣，從觀陽析置應陽的說法難以成立，應陽自泉陵析分的可能性較大。據此推斷，別治陽應當與別治鄡陽類似，由泉陵縣析置，秩級低于泉陵縣令，并受到泉陵縣令的監管。不過與別治鄡陽不同的是，別治陽并未在后續的發展中升格為正式的縣級政區，而是再度廢置，廢置之后應并入泉陵縣。

別治醴陵、別治長賴、別治門淺、別治鄡陽、別治陽在地域上分別與臨湘縣、臨沅縣、海昏侯國、泉陵縣毗鄰。綜合目前的相關資料，別治醴陵、別治長賴、別治門淺則應當是從正式的縣級政區降級而來，由于在降級之前擁有縣級政區的規模，在廢縣之初，仍保留有縣級政區的多種特征，但是其最高職官則降為縣丞，并受到毗鄰之縣監督管理，這為“別治”政區最終并入監管之縣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據。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記載的臨湘縣長賴鄉，以及《元和郡縣圖志》所載醴陵縣為漢臨湘縣地，是“別治”政區省入監管之縣的佐證。別治鄡陽、別治陽應當分別由海昏侯國、泉陵縣的轄域中析分而來，并受到海昏侯相、泉陵縣令的監管，所不同者，別治鄡陽此后升格為正式的縣級政區，并為《漢志》記載，別治陽則再度廢置，并入泉陵縣。

傳世文獻記載的西漢縣、侯國、邑、道等四類正式的縣級政區，主要反映的是西漢后期縣級政區的穩定狀態，出土簡牘揭示的“別治”這類特殊縣級政區則反映了西漢時期縣級政區種類的復雜性。“別治”政區的置廢與監管之縣的制度依附與地域淵源，為認識西漢縣級政區的置廢提供了新的視角，西漢縣級政區的新設并非皆由鄉級政區直接升級而來，其廢除亦非全部直接降為鄉級政區，益陽兔子山漢簡、走馬樓西漢簡與海昏簡牘《國除詔書》記載的“別治”政區即是縣鄉政區之間的過渡狀態。

目前“別治”這類特殊的縣級政區僅發現上述五個實例，并且全部位于西漢南方地區，筆者推測“別治”政區在設置時，應該考慮到漢代南方地區地廣人稀的特殊情況。由于縣域范圍較大，行政管理上多有不便，同時又為避免設縣過多而出現官吏冗雜之情況，部分縣級政區在廢置之間存在一個過渡階段，進而根據實際的發展情況決定“別治”政區的去留。

四、漢代“別治”制度的內涵與特征

目前可見的“別治”資料從職官屬性來看，可分為地方、中央、軍事三個類別。

（一）地方職官所見之“別治”

通過對上述“別治”政區的考察可知，從職官屬性來看“別治”政區屬于漢代的地方職官性質，在職官制度方面有明顯的特點。“別治”政區可以與上屬郡國發生直接的行政聯系，擁有較為完整的鄉里結構與系統的職官制度，最高職官為丞，皆無令長。

西漢時期的“別治”政區，并未見載于《漢志》，應在西漢末年已經廢置，不過地方職官中的“別治”在東漢時期仍有相關記載。《說文解字》：“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嗇夫別治。”段玉裁指出：“別治謂分治也。”漢代縣廷所在地稱為“都鄉”，地位相對較高，其他各鄉則稱為“離鄉”，由嗇夫分別治理縣治之外的離鄉之地，這些離鄉可以看作是縣廷的分支機構。在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記載有“鄉別治掾”：“元興元年六月癸未朔六日戊子，沮鄉別治掾倫叩頭死罪，敢言之。倫以令舉度民田。”沮鄉為臨湘縣轄鄉之一，屬“離鄉”性質，《說文解字》記載的“嗇夫別治”，至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時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專職的屬吏，負責縣廷委派的事務。

東漢靈帝中平二年《魯陽都鄉正衛彈碑》記載有“左尉沛國虹趙術德祖”“右尉河東蒲阪孫□登高”“別治掾趙存”“都鄉嗇夫尹□”“唐鄉嗇夫張閎”“瞿鄉嗇夫龐”等。由于碑刻殘損，其前后可辨識的內容有所缺失，不過“別治掾”與左尉、右尉同列，排列于鄉嗇夫之前，屬于縣廷所派官員的可能性較大。這里的“別治掾”亦是由縣廷派遣，在屬地辦理某些具體事務，并且此時的“別治掾”已經躋身于鄉嗇夫之前，相較于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時期，地位有所提升。

由以上所考可知，西漢時期的特殊縣級政區“別治”在廢置后并未徹底消失，而是作為縣廷的派出機構，發展為“別治掾”，成為縣廷治理離鄉的屬吏，屬于漢代地方職官制度的特殊類型，由此亦可見漢廷在基層治理方面的靈活性。

（二）中央職官所見之“別治”

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記載有伊盧鹽官長、丞與下邳鐵官長、丞，《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記載有鹽官別治北蒲丞、鹽官別治郁州丞、鐵官別作□丞。可知東海郡鹽官駐地在伊盧，在北浦、郁州設鹽官別治丞，東海郡鐵官駐地在下邳，在□設鐵官別作丞。《集簿》：“縣邑侯國卅八，縣十八，侯國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都官二。”結合《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的記載，這里的“都官二”即伊盧鹽官長、下邳鐵官長，屬于大司農派往各縣管理鹽鐵的長吏，鹽官別治北蒲、鹽官別治郁州、鐵官別作□應分別為兩個都官的分支機構，北浦、郁州、□皆為出產鹽鐵之地，三者完整的官職應為伊盧鹽官別治北浦丞、伊盧鹽官別治郁州丞、下邳鐵官別作□丞，由于伊盧、下邳都官長已有固定的駐地，故在三地設置“別治丞”進行管理。

漢印中見有“驊騮別丞”，《漢書·揚雄傳》：“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師古曰：“驊騮，駿馬名也，其色如華而赤也。言使駿馬馳騖于屈曲艱阻之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驊騮乃駿馬名，西漢太仆掌管輿馬，其屬官中的昆蹏令丞即以駿馬為名，通過漢印所載的“驊騮別丞”可知，西漢太仆應存在驊騮令丞的屬官，史書或失載。“別丞”意味著在驊騮令的固定駐地之外，有另外的養馬之地，如同鹽鐵官別治丞一般，其完整的職官名稱應為驊騮別治某地丞。

《三輔黃圖》注引《漢書》：“光武至長安宮闕，以宗廟燒蕩為墟，乃徙都洛陽。取十廟合于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高廟事。”東漢光武帝定都洛陽，長安成為東漢時期的前朝故都，太常作為主管宗廟事宜的官員，常駐首都洛陽，為了方便管理長安高廟事，設置“別治長安”一職。“別治長安”隸屬于太常，其完整的職官名稱應為太常別治長安丞。

（三）軍事職官所見之“別治”

馬王堆漢墓帛書《地形圖》記載了西漢初年漢廷與南越國接壤地帶的軍事部署情況，其中有“別治”的相關記載。《地形圖》記載有多支軍隊信息，包括周都尉軍、周都尉別軍、徐都尉軍、徐都尉別軍、司馬得軍等，其中都尉、司馬應為軍事職官。《地形圖》記載的軍隊駐地信息顯示，周都尉、徐都尉在駐地之外，分別領有“別軍”，顯然“別軍”應是都尉軍隊的分遣單位，性質上類似于尹灣漢簡記載的鹽鐵都官“別治”的分支機構，根據鹽鐵別治丞職官名稱的記載，可以推測《地形圖》中“別軍”的完整職官名稱應為周都尉別治某地軍、徐都尉別治某地軍。

在西漢西北邊境地區，出土簡牘中亦有“別治”的記載。敦煌漢簡（1685）：“十二月癸丑，大煎都候丞罷軍別治富昌燧，謂部士吏，寫移書到，實籍吏出入關。人、畜、車、兵、器物，如官書，會正月三日，須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白軍鵬認為“大煎都候丞別治富昌燧”表明大煎都候丞在當時經常到各燧駐守辦公。根據學界對大煎都候官駐地及其所轄烽燧的研究，大煎都候官駐地并不在富昌燧，富昌燧是大煎都候官所屬諸燧之一。候官作為大煎都候之長官一般常駐治所，候丞則為候官之屬吏，敦煌漢簡發現的“大煎都候丞別治富昌燧”的案例，從漢元帝持續到新莽時期，而未見“別治”其他烽燧的現象，可見富昌燧應有其特殊之處。大煎都候在常駐之地外，應較為穩定地派遣“別治丞”在富昌燧處理相關事務。

從以上所見各類“別治”不難看出，“別治”制度存在于多種類型的職官之中。漢代大司農、太仆等管理的倉官、農監、都水官，以及廄、苑、監等，皆廣泛設置于郡國之中，屬于漢代的都官系統，這些性質與鹽鐵官相類的都官，設置“別治”職官的可能性較大。根據已經發現的各類“別治”職官資料可以推斷，“別治”應是漢代常設的一項制度，在某一職官有常設機構及駐地的情況下，在全國或某個地域范圍內存在同類事務，并且該同類事務暫時不具備單獨設置專屬機構的條件下，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設置“別治”職官予以管理。

“別治”職官存在一定的共同特征。從時間發展脈絡來看，西漢時期各類職官中的“別治”最高職官皆為“丞”，在職官制度中為長吏系統。“別治”發展到東漢時期，雖然仍然可見“太常別治長安丞”等中央職官，但“別治”向下發展的趨勢明顯，“別治”與地方職官所屬掾職結合，出現了“別治掾”這一專門屬吏。

從“別治”職官的屬性來看，“別治”之前皆有監督管理的“某官”，“別治”的秩級較“某官”略低，從屬于“某官”，受其監管。由于“別治”的這一特征，從嚴格意義上說，“別治”屬于“某官”的分支或派出機構，其本身不具備行政上的獨立性。

從“別治”職官的地域特征來看，走馬樓西漢簡中的別治醴陵丞、別治長賴丞、別治門淺丞，分別擁有自己的行政轄區。別治鄡陽、別治陽亦當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范圍。中央、軍事職官所見之“別治”亦具有地域特征。中央職官中的北浦、郁州、□亦有自身的駐所及管理范圍，驊騮別丞雖然沒有記載明確的“別治”地域，顯然也應管理一定的牧馬之地。軍事職官中的周都尉、徐都尉在《地形圖》上更是標繪有方位明確的駐地。因此，“別治”不只是單一的職官機構，而是具有一定的管轄范圍，各種不同類型的“別治”職官皆與地域聯系緊密。

出土文獻的相關記載揭示了漢代廣泛設置于中央、地方、軍事等職官中的新型制度——“別治”。“別治”職官與地域聯系密切，在地域廣闊或地理位置重要的區域，通過“別治”可以將某類型官吏的職能在地域上延伸開來，同時不增加長吏的數量，避免出現官吏冗余的情況，進而提高某類型主管官員管理事項的行政效率，節約行政成本。由于“別治”的行政秩級稍低，可以根據“別治”事務的繁簡來決定“別治”職官的設置或裁撤。由于“別治”不屬于長吏系統，在具體的行政過程中，施政官員可以有更多的變通舉措。“別治”職官的設置是對常設官吏的有效補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制度設置的靈活性。

作者：趙海龍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3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杜佳玲

校對：汪依婷

審定：楊 琪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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