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兩漢：漢代的民間貿易是什么樣的

兩千年前的漢代街頭，或許會看到這樣的場景：

長安西市的布攤前，商販正用五銖錢給顧客找零，錢文 “五銖” 二字在陽光下清晰可辨。

張掖觻得的市集上，剛從居延販運鮮魚而來的寇恩正焦急地吆喝，身后的牛車旁堆著待售的羊皮口袋。

合浦港的碼頭邊，胡商正將玻璃珠分裝到陶罐里，準備沿南流江運往內陸換取絲綢。

這些散落于史料與文物中的片段，共同勾勒出漢代民間貿易的鮮活圖景。

漢代民間貿易的興起，首先得益于漢初 “休養生息” 政策帶來的寬松環境。

漢高祖至文景時期，朝廷 “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取消了秦代嚴苛的關卡征稅與山澤資源壟斷，允許商人自由販運、百姓開發山林川澤。

與此同時，漢代疆域遼闊帶來的區域物產差異，更催生了跨地域貿易的剛需。

市場作為民間貿易的核心載體，在漢代已形成從都城到鄉野的完整體系。

長安作為全國商業中心，設有東市、西市兩大核心市場，市樓之上的 “市令” 掌管物價與交易秩序。

居延漢簡的記載顯示，張掖郡的觻得、居延、昭武等縣鄉，普遍設有市集，即便是邊地鄉村，也能買到從田宅、牛馬到姜、酒、肉的各類商品。

支撐起這些市集的，是遍布全國的商道網絡。

陸上絲綢之路不僅有官方使團，更活躍著民間商隊的身影，從長安經河西走廊到西域，駱駝商隊載著絲綢、鐵器西行，換回玉石、胡麻與葡萄。

西南地區的夜郎道與靈渠水路，則打通了巴蜀與嶺南的聯系，蜀地的漆器、“黃潤細布” 經此運往合浦，再轉銷海外。

海上絲綢之路的民間貿易同樣興盛。

合浦港作為樞紐，既有 “應募者” 組成的民間船隊遠航東南亞，帶回璧琉璃、瑪瑙與琥珀。

也有本地商販將海外珠飾沿西江運往貴港、梧州，與中原運來的鐵器、銅鏡交換。

這些商道上的販夫走卒，用雙腳與船槳編織出漢代民間貿易的 “血管”，讓物資在千里之外流轉。

漢代民間貿易的參與者構成極為多元，既有 “富至僮千人” 的大商人，也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販，更有穿梭于邊疆的胡商。

商品交易的繁榮，更離不開貨幣體系的支撐，漢武帝確立的五銖錢制度，為民間貿易注入了關鍵動力。

在此之前，漢初貨幣混亂，“莢錢” 輕小如紙，買一石米需車載錢，跨郡交易還要驗錢稱重。

元鼎四年，上林三官統一鑄造的五銖錢 “重如其文”，外圓內方帶周郭，既防私鑄又便攜帶，很快成為 “天下同制” 的法定貨幣。

除了即時貨幣交易，漢代民間貿易還發展出賒欠、契約等靈活形式，展現出成熟的商業信用體系。

民間貿易的商品種類幾乎涵蓋了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糧食、衣物到奴婢、奢侈品，構成了層次豐富的交易體系。

民間貿易的繁榮不僅改變了物資流通格局，更深刻影響著漢代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融合。

社會階層也因貿易出現流動，許多商人 “以末致財，用本守之”，賺得財富后購買土地成為地主。

而一些農民也兼職商販，靠 “日傭錢八” 的收入改善生活。

西域的葡萄、苜蓿經民間商隊傳入中原，漢武帝在上林苑專門種植。

中原的冶鐵技術則通過商販傳入西南夷與西域，改進了當地的生產工具。

合浦工匠借鑒海外玻璃制作工藝，燒制出帶中原紋飾的玻璃器，成為文明交融的物證。

不過，漢代民間貿易的背后始終伴隨著風險與艱辛。

但即便如此，“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的逐利本能，仍驅使著商人前赴后繼，維系著貿易網絡的運轉。

從居延漢簡的販魚契約到合浦港的玻璃珠串，漢代民間貿易早已超越了 “買與賣” 的簡單范疇，成為維系社會運轉的血脈。

它讓關中的糧食能救濟嶺南的災荒，讓西域的物產走進中原的尋常巷陌，讓普通百姓有了靠手藝與販運改變命運的可能。

司馬遷為貨殖者立傳，不僅是記錄財富積累的故事，更是認可民間貿易 “商而通之” 的社會價值 。

正是這種植根于民生的貿易活力，讓漢代成為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