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爾吉·原野 | 我聽馬勒和詹姆斯·拉斯特

文 | 鮑爾吉·原野

又是馬勒

直到去年，我才聽到音樂家馬勒（Gustav Mahler）的名字。在資訊洶涌如八面來風的今天，人們已不算孤陋，仍避免不了寡聞。社會認識層面，仿佛案上肉餡，被切割得極其細碎。

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一家傳媒機構當音樂編輯。去他家做客，見書櫥里滿滿的讀物竟無書籍，細看，全是激光唱盤，上面擺著交響樂總譜。我指著總譜問：“讀嗎？”他點點頭。我想像他于深夜，在書房認真讀樂譜的神態，好玩。

作為禮物，我請他自選兩張唱片。他在音像書店將選到的一張唱片拿給我看，說：“馬勒。”那會兒，他眼里的滿足感，如同賭徒高喊“滿貫”。他扭頭時，敝著領口的大紅羽絨服里面，亮光倏爾一閃，一根極細的項鏈，很精致。

回到沈陽，朋友寄來一篇音樂論文，我交由友人主持的藝術評論雜志上發表了。論文的題目是：《迷惘浮生的慨嘆一一談馬勒的交響樂》。

又是馬勒。

還有一回，漫然翻閱一本西方現代藝術哲學的書，一行字跳入眼中，我一連讀了幾遍：“二十世紀是死亡的年代，馬勒是我們的精神先知。”（萊納特·伯恩斯坦）

馬勒作為一位奧地利的音樂家和指揮家，在西方精神領域竟有這么大的影響嗎？我找來一些書讀，才知在西方知識階層，馬勒是繼貝多芬、瓦格納、德彪西和勛伯格之后最受歡迎的音樂家。

在本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出現了“馬勒音樂的復興時代”這一文化現象。馬勒作品滲透著深刻的哲理內涵。馬勒終生真誠又終生痛苦。他站在衰草叢生的傳統價值的廢墟上，目睹由科學進步造成的物質繁榮只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幸福。

他自己說：“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個闖入者，從不受歡迎。”一位美國音樂評論家稱，大多數人都能在自己與宇宙之間形成某種和諧，馬勒則永遠做不到。他的追索、妥協、內疚和焦慮，使他成為時代的預言者。

我借來一本由阿爾瑪撰寫的馬勒回憶錄，深為這位音樂家精神生活的精純敏銳所感動。阿爾瑪是傳主的夫人，小馬勒二十歲。此書似乎缺乏從更寬闊的角度理解馬勒。公認寫得好的《馬勒傳》是其門生布魯諾·沃爾特所撰，人民音樂出版社已出漢文譯本。

我已經開始了聽馬勒的準備，雖然還沒有聽到。同時被一種對馬勒作品的詮釋所打動：“人生是一場悲劇，但生比死更有意義。”

讀《今天》雜志。上有鐘阿城回憶詩人葉三午的文章。文中說患有風濕的葉三午躺在沙發上與作者“握了蜻蜓點水手”之后，問對方最近在聽什么？阿城回答聽小彩舞的“丑末寅初”。三午嘆了口氣說：“我在聽馬勒。”

我不能讀交響樂總譜，只能由耳朵來聽，到各處去找馬勒的帶子。在一家比較上檔次的音樂書店里，我問：“有馬勒的帶嗎？”女售貨員回答：“沒有。有馬玉濤的帶。”我被噎個踉蹌，接著問：“有馬克思的帶嗎？”女售貨員形色不改，回答：“沒有。有馬長禮的帶。”我欣賞這個女人的冷雋。

馬勒的激光唱片很多，但我的比較不高檔的音響無力享受。

今年五月，手頭有一本《散文》海外版，翻開一篇文章，題目為《馬勒救了我》。作者是《梁祝》的作曲者之一陳鋼，我合上這本雜志，心里一緊。馬勒，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了，我沒讀這篇文章。馬勒無所不在，如他自己說，“我滲入音樂的永遠是整個的人——感覺的、思想的、呼吸的、遭難的人。”

七月末，我買到了馬勒的一套普通唱片，寶麗金公司出品，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小澤征爾指揮。作品是他的第二交響曲，主題是死亡侵擾與生命渴望的搏斗。像邁克爾·肯尼迪指出的，在這部“尋求拯救”的作品中，“英雄不是古斯塔夫·馬勒，而是人類·馬勒”。

唱片的封套印刷精美，小澤征爾以善良的眼神注視著人們。我覺得聽這套唱片需要一個儀式，或者說一個緣由甚至借口，但我還沒有找到這個機會。

唱片仍然掛在書桌對面的墻上。我期待有一個朋友來，指著唱片說，“那是什么？”

“馬勒。”我回答。

“聽一聽好嗎？”他或她說。過去聽或沒聽過馬勒的名字都不要緊。

“好的。”我起身，用我紙刀慢慢劃開唱片外邊的玻璃紙，把它放在唱機上。

聽一聽馬勒。有可能聽不懂。

兩個月了，還沒有這樣的朋友光臨。

感謝詹姆斯·拉斯特

這幾年，我的心境與詹姆斯·拉斯特樂隊的曲子很貼切，成為生活中可以稱為幸福的事情之一。我聽了他的幾十盤帶子，聆聽時懷著憧憬與猶疑，聽過已在心里裝下了充實，像從森林里歸來的孩子兜里揣滿松果一樣。

人與音樂的契合，委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難事。作曲家與演奏家從來都是獨裁者，按他們自己的方式詮釋生活與哲理。聽者只能用聲音——唯一的傳導符號來體味它背后的無限豐富。當然，偉大的音樂家也由此產生，即讓自己作品引起大多數人共鳴的音樂家的誕生。希特勒酷愛瓦格納，無數善良的人同樣喜歡瓦格納。因為瓦氏偉大。

風燭殘年的貝多芬，耳朵全聾了，仍執意指揮《第九交響曲》。這是令樂人為難的事，又得配合。貝多芬眼盯著樂譜，手臂僵舞，他的耳朵里靜悄悄的。樂人小心瞟他的手勢，他們明知貝氏聽不見，但生怕拉錯一個音符。樂曲結束了，全場掌聲潮起。 穿著燕尾服的維也納人起立鼓掌， 眼里漾著熱淚。他們尤為結尾“歡樂頌”這一為人類祈禱的樂思感染。貝多芬依舊木然，女高音卡洛琳·婉格只好以不禮貌的方式，抓住他的衣袖，指一指觀眾席。風濕蹣跚的老貝慢慢轉過來，認真地瞪視著觀眾少頃，爾后鞠躬致謝。

還是回到詹·拉上面。說到貝多芬，我總有一種沖動的心清，像說到蘇格拉底這樣的圣者一樣。我只是說，他們作品的偉大，是像轆轆把的繩子一圈挨一圈致密繞在人格的圓木上。詹·拉沒有貝多芬那么偉大，至少現在還沒有人這樣說。他只是一個樂隊的組織者和指揮家。他所做的是把所有好的音樂作品加以改編，從古典樂曲片斷到流行電影插曲。在配器與風格上，使之具有獨一無二的詹姆斯·拉斯特的風格。

他是通俗樂人，但典雅悠然富于沉思性。他本質上是古典的，但還不至于像曼托瓦尼那樣遠離電聲樂器。對弦樂的迷戀，則是這兩位大師共同的特征。在詹·拉那里，無論是對往昔的回顧，對世事的前瞻，都與我的心性契合。一種漫不經心的中庸之美，這里沒有令人眼濕的激情。譬如說描寫愛情，其感人處如腳下激起的細碎浪花，瞬間變幻而消隱，更多強調潮音與濤聲，沒有兜頭的狂瀾。

在照片上，詹姆斯·拉斯特，這位德國不來梅的老頭，唇髭整齊，灰白的金發很長，背梳亦整齊，下頦的胡須剪得很好看。他表情帶著寧靜明朗的笑，臉膛是古銅色的。

最初聽到詹·拉是由朋友王家俊的介紹。王從骨子里是個鑒賞家，每日聽音樂與讀書，尤鐘《讀書》雜志。他推薦的第一盤帶子是詹·拉的《火鳥》。從那之后，我陸續收集。

詹·拉是我心中默默信賴的人，就像信賴華爾騰湖邊的梭倫一樣。他使我這個沒受過很好的音樂教育的人，漸漸理解了許多西方古典樂曲，得以同大師進行兒童與巨人式的溝通。我感謝他。

聽老詹。在他的曲子里，我悟出典雅、開闊與不避俗亦為文章之道。在這些紛紛如落葉的樂聲里，我寂寞地寫著自己的文章。許多時候，環顧左右，只有老詹樂聲相伴。

還說什么呢？南非詩人喬科寫道：“我只能說我等過你。”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760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