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最近引起關注。
印尼常被稱為“下一個大國”,理由很簡單:它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掌握馬六甲海峽這樣全球最重要的航道;它是G20成員,東南亞第一大經濟體;它擁有鎳礦、棕櫚油、煤炭、天然氣等豐富資源;它的人口2.8億,中位年齡不到30歲,消費潛力巨大。怎么看,這都是天賦異稟。
但是印尼的發展并不如人意,數十年來,它長期徘徊在資源陷阱無法自拔。不要說什么產業升級,高科技創新,就連工業化國家都算不上。
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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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很好的國家可以進行對比:韓國。
對比韓國和印尼,很容易找出許多共同之處。兩者都是東亞/東南亞國家;都曾被殖民,二戰后得到獨立;冷戰時期,韓國和印尼都是前線國家,受大國博弈影響,能得到一定外援,也面臨被利用的風險;都很依賴外部市場,經濟模式與國際環境高度掛鉤。
還有更重要的,曾經都很窮。
五六十年代,韓國剛從戰爭中走出來,遍地瘡痍,廣泛貧困;印尼則是經過戰爭后獨立,經濟惡性通脹,人民困頓。
但是,韓國的情況要比印尼惡劣得多。這個國家自然條件上可以說是先天不足,國土多山,可耕地面積很少。金屬與礦產不足,鐵礦石、銅、鋁土礦、鎳等關鍵工業原料幾乎沒有本土供應。能源資源極度缺乏,石油、天然氣幾乎沒有,煤炭儲量有限且質量差,超過 95%以上的能源依賴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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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韓國,印尼簡直就是老天爺賞飯吃。爪哇島肥沃的火山灰與得天獨厚的水熱條件,支持了兩年九熟的水稻種植業。它擁有鎳礦、棕櫚油、煤炭、天然氣等豐富資源。鎳礦儲量、棕櫚油生產都是全球第一,同時也是煤炭、天然氣的主要出口國。
戰后,印尼與韓國都需要摸索現代化道路,可是兩者的發展卻是天差地別。數十年后,資源貧乏的韓國早已躍升發達國家之列。資源豐富的印尼卻發展遲緩,尚未完全工業化,依然在靠賣資源吃飯。
其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否具備國家戰略的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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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韓國發展史,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主角,韓國的發展是典型的政府驅動型發展模式。
韓國在上世紀60年代還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人均GDP不到100美元。自然條件差、資源缺乏,按常理沒什么前景。但韓國政府,尤其是樸正熙執政時期,選擇了國家主導型發展模式。產業方向由政府制定,資源由政府整合,政府扶持企業,推動出口。核心思路就是市場機制不足以帶動發展,必須靠政府強力介入,集中力量辦大事。
1962年起,韓國實行五年經濟發展計劃,明確優先發展哪些產業。60年代是輕工業,70年代是重化工業。后來的韓國政府延續了樸正熙的思路,產業升級的總體方向沒有改變。80年代是電子、汽車,90年代以后是半導體、信息技術。這種梯次式產業升級幾乎是按政府時間表推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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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過政策扶持、銀行貸款,把一批民營企業,就是后來的三星、現代、LG、SK培育成財閥。財閥承擔產業升級和出口任務,政府則為它們提供融資和市場保護。
韓國金融體系長期由政府主導,銀行貸款幾乎等于政府指令性資金。政府把有限外匯資源集中配置到重點產業,而不是讓市場自由流動。這確保了戰略產業能快速發展,不被資本分散掉。
韓國政府權力集中,擁有高度的政策執行力。盡管腐敗也存在,但政府能進行有效反腐,集中資源發展經濟。這種模式被稱為 “發展型國家”,也就是政府通過強力介入和長期規劃,引導市場走向產業升級。
效果顯而易見,韓國從1960年代的貧窮農業國,40年間躍升為OECD成員國。形成全球競爭力產業:半導體、汽車、造船、電子。GDP人均超過3萬美元,成為世界第十大經濟體。
韓國的成功并不是市場自發力量的結果,而是一個 “政府驅動型+出口導向型+財閥合作型” 的發展模式。它的核心是強有力的政府能動性,這種力量彌補了資源匱乏、市場狹小的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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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印尼。獨立后,它最容易走的路就是賣資源。煤炭、棕櫚油、礦產、天然氣,往外一賣,就能換來外匯。
本來這沒錯,韓國也靠出口起家。但問題是:韓國把外匯投入教育、科研、產業升級;印尼卻把資源收入變成了政治籌碼。
印尼的政治生態,從蘇哈托時代延續至今,基本是一套“分肥文化”:資源收益不是用于發展產業,而是分配給軍隊、官僚、寡頭,以換取支持。政治家更注重短期選票利益,缺乏長期產業規劃。總統要想穩固執政,必須不斷滿足這些關鍵群體。結果就是,錢無法投入國家發展,政客也沒有動力進行產業規劃與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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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在資源貧乏中逆襲,印尼在資源富饒中困頓。背后的差別,歸根結底就是政府的強弱。是政府有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長期推動戰略執行的擔當。
韓國的政府,哪怕在威權時期,也把國家發展放在第一位,即便犧牲了部分社會公平,也要先把經濟做大,再用分配來穩定社會。
印尼的政府,卻把發展讓位于分配。誰能分到資源,誰就是統治聯盟的一部分。發展從來不是目標,只是順帶的結果。
把韓國和印尼的對比放在一起,再看中國,答案就更清楚了。
中國的條件其實并不優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均資源并不比印尼多多少。也同樣面臨人口龐大、基礎薄弱、外部壓力巨大的困境。并且,還沒有印尼那樣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
但是中國真正的優勢,從來不是資源,而是政府在關鍵時刻敢于做頂層設計。
從改革開放到加入WTO,從基建狂魔到新能源產業鏈,國家都能在產業方向上起到決定性作用。國家的長期規劃與執行力,制定“五年計劃”一代接一代延續下來,不是停留在紙面,而是能落地。
國家通過規劃和執行力,優先投資基礎設施、產業升級、提高教育水平。我們沒有沉迷于出口礦產換取短期收益,而是強推制造業,吸收技術。我們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高鐵、新能源、航天、制造業升級,才逐步爬上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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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和韓國的對比告訴我們:資源是機遇,但不是決定性因素。真正讓一個國家躍升的,是政府能否集中力量、制定戰略、推動落實。看了印尼和韓國的差別,我才明白,強有力的政府不是束縛,而是民族崛起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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