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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代的詩人馮至
文 | 李輝
初次見到馮至先生時,他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儒雅、樸實、敦厚的樣子,這是一位在“五四時代”被稱作抒情詩人的詩人馮至。
馮至,原名馮承植,一九〇五年生于河北涿州。一九二三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學團體淺草社。一九二五年和楊晦、陳翔鶴、陳煒謨等成立沉鐘社,出版《沉鐘》周刊,半月刊和《沉鐘叢刊》。
一九三〇年留學德國先后就讀柏林大學、海德堡大學,一九三五年獲得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來,馮至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人們熟悉他的這些詩句:
“我是一條小河,我無心從你身邊流過,你無心從你彩霞般的影兒,投入了河水的柔波。”
“我的寂寞是一條蛇,靜靜地沒有言語。萬一夢到它時,千萬啊,不要悚懼。”
一九八六年秋天我到馮至家里看他,請他在我買的《馮至詩選》扉頁上題寫這樣一句詩:“功力此生多浪費,何曾一語創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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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詩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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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簽贈
抒情而不恣情,凝練而不怪異,這大概與馮至性情溫和有關。我的印象中,他待人熱情,但又讓人感到有所節制,說話也很注意把握分寸。無論在公眾場合,還是在家里,他總是顯得穩妥周到,似乎還有某種長期以來形成的謹慎。
我沒有看到過他過分激動過,或者言語中帶有鋒芒。他年輕時的性情是否就是如此,我不知道。也許是在德國留學時受到的熏陶,或者后來歲月的磨礪。
前些年,馮至先生的女兒馮姚平大姐發來一張老照片,是馮先生一九四七年左右與幾位朋友的合影,她請我幫忙辨認。經大家確認,照片左起依次為:沈從文、楊振聲、格溫(蕭乾當時的英國妻子)、馮至、蕭乾。合影大概拍攝于北平的一次聚會,與著名的《新路》雜志籌辦有關。
《新路》雜志由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創辦,當時被認為是主張走“第三條道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著名刊物。蕭乾于一九四六年從英國回到國內,在上海擔任《大公報》社論委員會成員和復旦大學新聞學教授。他回憶說,在此期間,他曾應邀到過北平一次,參加《新路》的籌辦。
據此推斷,這張合影應拍攝于此次聚會。蕭乾還說,后來他聽從楊剛等左翼朋友的勸告,未再參與《新路》的編輯工作。不過,盡管沒有編輯《新路》,蕭乾在《大公報》發表的系列社評,與之相呼應,自然仍被視為“第三條道路”的一個重要人物而受到過批判。
一九八五年,在撰寫蕭乾傳時,我查閱《新路》,發現主要編輯人員中有馮至,便寫信請他回憶有關史實。他在回信中寫道:
李輝同志:
收到25日來信。前后寄上兩篇短文,不過是興之所至,隨便寫寫,什么時候發表都可以。第一篇文章題目我想改為“未趣與沒趣”,文章最后兩個字“征兆”,請改為“跡象”。
你問的那兩件事,我回答如下。
1、1935年9月底到1936年7月初我在北平,不滿十個月,朱光潛家里的讀討會可能在我從德國回北平以前就存在了。我在北平時到他家里去過兩次,與會者人數不定,我記得有梁宗岱、朱自清、沈從文、羅念生等人,還有北大、清華的學生。會上誦讀中國詩和外國詩,也談些詩以及文藝上的問題。
2、關于《新路》,當時我不明白它的性質。解放后,讀到毛主席寫的幾篇批判美國國務卿白皮書的文章,才認識到《新路》的出版正符合美國要在中國培植一些自由主義分子的企圖。當時它受到指責是應該的。《新路》的產生,蕭乾同志會知道得更清楚,因為在1947年底,是蕭乾和錢昌照到我家里,約我參加《新路》的。他們曾對我說,《新路》既不反蘇,也不反美。雜志的文藝部分,不是由我編輯,可能是楊振聲擔任,因為我的文章都是交給他發表的。我在那刊物上發表過兩篇文章,一篇是《杜甫傳》里的一章,一篇是《西郊聽飛機聲有感》。后一篇當時解放區曾廣播過,北平有人聽到,后來我選入《馮至詩文選集》(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中。
過去的歷史是客觀現實,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蒙問及故如實奉告。
問好!
馮至(1985年)11月28日
我相信馮至的回憶是真實的。但是,我卻又感到不能滿足。后來,我去看他,說到了這一想法,他只是微微一笑,話題就轉開了。
不過,他在信中的另外一句話,卻令我久久難忘,回味至今:“過去的歷史是客觀現實,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可惜的是,他沒有寫下更為詳細的回憶錄,歷史便不得不留下一些空白。
我有時覺得馮至在談到往事時,還是有所顧慮。或者說,即便在八十年代,他似乎還沒有從多年的政治運動余悸中走出來,不愿過多地談論曾經被非議被指責過的一些經歷。即便談到,也盡量注意分寸,遠不像其他一些同輩文人那樣輕松自如。
沈龍朱先生來到蓬蒿劇場,將他畫的馮至、胡也頻等肖像送給我。沈從文一九二三年到北京,就認識了詩人馮至。
和馮至接觸,我總是感到他的親切。有一次,我買來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覺得只有中文序列索引,而沒有英文索引,查找起作者或者作品來十分不便,作為介紹外國文學的工具書來說,這應該是個欠缺。
馮至是這套書的主編,我在寫信時順便向他提了這個意見。沒有想到,幾天后,老人就給我回信:
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編時比較倉促,缺點不少,很不理想。你的建議很好,現在中國出版界問題很多,一本書出來了,難得再版;縱使再版,也難以容許改正或補充。但是我重視你的建議。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
可敬可愛的謙恭長者,總是不會令人忘記。
馮至在新詩發展和文學翻譯上,都曾發出自己的獨特聲音。讀他的詩,讀他的翻譯,總能聽到那些美妙的回聲。
馮至先生一九八五年底,寫來緬懷老舍先生的文章,題目為《紅櫻桃與“紅娘子”》。
有一次,老舍請馮至和幾位朋友到他家吃晚飯。飯前,他讓我們看收藏的齊白石老人的幾幅畫。馮至看過之后說,越看越眼饞,問老舍能不能請白石老人為我畫一張。
幾個月后,老舍來到北京大學:
過了幾個月,老舍因事來北京大學,隨后到我家里,腋下夾著一軸畫。我喜出望外,這是老舍給我帶來了怎樣一件寶貴的物品。我請他坐下,把畫接過來,立即懸掛在對面的壁上。畫面約三尺長,挺拔的枝條下垂著三個大小不一的藤黃色的匏瓜。
老舍望著畫向我說,白石老人作畫時,他在案旁,畫完后他趁著老人題上款時,向老人說了說我是怎樣一個人。老人聽了很高興,又提起朱筆在一個匏瓜上點出一個鮮紅的小甲蟲。老舍指著紅甲蟲說:“這小蟲俗稱紅娘子,它非同小可,能使這幅畫增加一倍的價值。”的確,一個藤黃色的匏瓜上有了這么一點紅,全畫都顯得格外出色。老舍不僅為我求得了這幅畫,還裝裱好了送給我,我對他感戴的心情不是用語言所能說得出的。
我記得畫的下款是“九十三歲白石”,據此推算,這應該是一九五五年的事。此后這幅畫有時在壁上懸掛幾個月,有時我又把它卷好收藏起來。每次我重新打開畫卷懸掛時,那“紅娘子”總是煥發著奪目的光彩。這樣過了十一個年頭。
(《紅櫻桃與“紅娘子”》,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馮至后來寫道,“文革”期間一批紅衛兵來到他家,將這幅畫和另外一些心愛的藝術品都被撕掉了。文中寫到,那時自己心中的痛苦,不是語言所能說得出的……
對老舍先生,馮至一直不能忘懷。“老舍先生送給我這幅畫的深情厚誼和言談動作,我卻永遠不會忘記。”
馮至先生一九九三年米壽那年去世,也是高壽之人。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727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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