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與民族企業

本文是圓方的第1259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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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中，清王朝引以自豪耗費巨資興建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泱泱中華帝國卻敗給了“蕞爾島夷”的日本。

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割讓臺灣及遼東半島，賠款白銀二億兩，還給予列強在中國開辦工廠等特權，失敗之慘亙古未有，條約之苛刻令人發指，這給一向妄自尊大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

同時二百兆白銀的賠款，相當于當時清政府常年國庫收入的三倍，為了支付這批賠款，清政府被迫舉借外債，財政壓力空前提升。

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要說1895年之后，中國的經濟應該一蹶不振才對。不過，現實，顯然沒有這么簡單。

02

1895—1913年，十八年的時間，全國新設資本1萬元以上的工廠468家，總投資額9822萬元，遠超戰前水平。

作為對比1872-1894，二十二年，全國有資本可查的商辦廠礦只有為53家，資本額為470.4萬元。

主要以輕工業為主，紡織（如大生紗廠、申新紡織）、面粉（福新公司）、卷煙（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發展迅速；重工業初步萌芽，如漢冶萍公司（鋼鐵）都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

比如張謇與大生集團，1896年白手起家，就以棉紡織為核心，延伸至墾牧、航運、教育等領域，形成綜合性資本集團。

1915年，大生紗廠的產品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南通也成為近代工業模范城市。

而甲午中日戰爭之后，中國的民族企業不但沒有被徹底摧毀，反而愈加茁壯起來。

這是因為，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國人從沉睡中驚醒，不甘沉淪的民族自尊心使各階層的人們，為了民族自存不得不重新審視引以自豪的傳統文化、封建體制和社會現實。

梁啟超說：“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眾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之后始也。

同時因為，《馬關條約》允許外國資本在華設廠，清政府為緩解財政壓力并應對民間呼聲，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

1896年下令各省設立商務局，鼓勵紳商投資實業，從法律上承認民營企業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外國資本入侵進一步瓦解了自然經濟（新質生產力摧毀久產業體系）但同時外國在華設廠客觀上帶來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本土企業通過模仿逐步提升競爭力。

同時，通商口岸的開放擴大了商品市場（開放全球市場）。

03

甲午戰敗的屈辱并未扼殺民族生機，反而激發出“實業救國”的浪潮。

在政策松動、資本積累和愛國運動的推動下，民族企業以輕工業為突破口，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

這一看似矛盾的繁榮背后，實則深刻揭示了國家發展的真相。真正扼住發展咽喉的，從來不是列強的炮艦與賠款的重壓，而是內部落后的產業結構和盤踞其上的既得利益群體。

甲午之前，真正限制中國方發展的瓶頸，是根植于舊產業結構與食利階層的頑固抵抗。洋務派苦心經營的官辦軍工體系，雖耗費巨資卻形同虛設。

甲午海戰中，北洋艦隊裝備依賴外購、維修仰人鼻息，正是重工業基礎薄弱、產業結構跛足的血淚寫照。戰后雖出現漢冶萍公司等重工企業，卻依然難逃官僚資本的低效窠臼與外資鉗制。

與此同時既得利益集團更是以有形無形之手阻礙新生力量的崛起。傳統地主士紳視工商為“末業”，保守官僚則擔憂新式企業動搖其權力根基。

舊勢力為維護特權，寧愿選擇抱殘守缺，甚至不惜“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這利益藩籬，比《馬關條約》的鎖鏈更加窒息民族生機。

04

所以，當一個企業，一個國家，一個民舞面對外部危機，并不一定是“滅頂之災”。

因為往往最深刻的改革策略，只有在最大危機倒逼下，才能真正出臺。

決定一個民族存續與發展的關鍵，不在于外部風暴的猛烈程度，而在于內部結構能否在風暴中實現艱難的重塑。

真正致命的枷鎖，始終是盤踞于舊有經濟基礎之上、抗拒變革的頑固利益集團及其所維護的低效結構與落后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