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救國”到出國：留學改變中國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何三畏

自開留學歷史以來，中華民族對世界大家庭的一個貢獻，是輸出勞工和留學生，是引進和接受國外的政治、哲學、藝術、科學和技術等等。只要這種文化流是單向的，就說明我們的現代化沒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學生到中國來，也是為了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現代政治、哲學和藝術。只有到了這一天，才標志著中國現代化的真正完成。

經過改朝換代的戰亂，1644年，清軍蕩平中原建立王朝，并由此開創了來之不易的百年穩定。這期間，清王朝把明王朝的舊山河擴大了四倍，綜合國力增強，社會享有相對的秩序，沒有大規模的動亂，以此被稱為“康乾盛世”。

但即便這個盛世可以擺脫由盛到衰的歷史周期，也是注定不可持續的。因為正是在這個時期，世界發生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變化，這些變化重新規定了未來世界的進程和秩序。后來的歷史證明，誰處于這個變化之外，并拒絕接受這個變化，就注定了誰的落后。

康乾盛世，正是這種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并且背道而馳的虛假繁榮。

——1642年，清軍第五次入塞；英國革命爆發。1689年，清王朝簽訂了開拓東北邊疆的《尼布楚條約》；英國國會通過《權利法案》，英國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擺脫了專制政治。1748年，清政府繼續加強內部穩定，討伐大小金川；法國人孟德斯鳩第一次在人類政治史上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學說。1789年，清王朝封安南王；法國大革命爆發，釋放政治犯，發表《人權宣言》。

到這時，清王朝的好日子也基本過完了。1799年，弘歷皇帝逝世，朝廷反腐敗，逼得和珅自殺，但清政府終究越來越腐敗無能。

同時，就在清王朝最強盛的時候，具有革命性的近代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在歐洲誕生了。然而，它們也與資本主義革命一樣，與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無緣。多年以后，中國人才知道牛頓定律、微積分和蒸汽機，才知道世界上除了朝廷，還有立憲和議會。

清王朝只是依照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個更加專制和極權的封建王朝。它甚至比過去的封建政權還多了一重等級：在官僚體制內部，滿族和漢族官員也是不平等的。而對于知識分子，清王朝堅持絕對的不信任。它一邊依賴漢文化，一邊以極端荒謬的邏輯演繹出各種不可思議的文字獄。在穩定的外表下，思想鉗制和因言獲罪的盛況空前，推動社會轉型的主要因素——自然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工業和商業的進步通道，通通被阻塞。

那時沒有GDP的概念，今人按照今天的方法，論證了那時的清王朝的確曾經闊過：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總量的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為32%，1919年，降為9.1%；1820年，中國的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為50%，1919年，降為36.7%。

但無論清王朝的統治能力怎樣式微，有一點卻是越來越高漲的，那就是它對世界的無知和對“天朝大國”的自戀。

這個對人類文明作出過輝煌貢獻的古國，這個被李約瑟稱贊為長期領先世界的技術“輸出國”(十六世紀以前)，這個被馬可·波羅描述成遠勝于世界各地的美好國度(十三世紀以前)，已經病入膏盲。而歐洲各國卻創造了嶄新的資本主義文明，資本正要尋求擴張，它們已經選中了這個神秘的東方大國。但是，很快就要遭殃的清王朝和它的子民，對此一無所知。

巨變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在外國豪強的堅船利炮的沉重打擊下，昏沉沉的農業帝國不得不痛苦地認識到，自己并非“天朝”，并且已經遠遠落后于世界，從而結束了妄想，被動承認和接受強大的外部世界。

天朝夢斷的過程痛苦而漫長，充滿了人民的犧牲、國家的災難和朝廷的屈辱。在這個異常悲情的底色下，中國開始了“師夷制夷”及“中體西用”的“洋務”，以應對時局，挽救國運。中國歷史也就以這樣的姿勢跌跌撞撞地栽進近現代。而留學生作為洋務運動的一部分，從此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相伴。

古國與少年

留學的第一粒火星是傳教士播下的。

今天，人們公認第一位完整地接受了西洋教育的中國人是容閎，因而稱他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和他的“留美幼童”事件，負載著此后清王朝官派留學生的所有信息，值得從頭說起。

1828年，容閎生于廣東香山縣一個貧寒之家，后來跟著在澳門打工的父親上了英國傳教士開辦的馬禮遜學堂。這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學校，實行西式的免費教育。后來，他又隨校遷香港上學。1847年，由香港基督教會提供兩年經費資助，去美國上學。同去的還有兩位分別叫黃勝和黃寬的中國同學。到美國一年后，黃勝回國。兩年后黃寬由教會安排，轉赴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后來成為中國第一位西醫醫學博士。而容閎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

容閎畢業后立即回國。他已經全盤西化了。他懷揣著一個教育夢想：“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但是，這無從著手。容閎一直設法請人向清廷遞交“派遣留學生”的條陳，鼓吹“日后當收大效”。1863年，曾國藩派遣他赴美采購機器，回國后授五品官，“留學計劃”還是傳達不到朝廷。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官員，才有奏事權。

1870年，曾國藩被容閎說動，同意領銜上書。

這時的慈禧皇太后早已失去天朝大國的驕狂，而朝廷在此前已經做了一個非常開放的創舉：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任期屆滿，清廷請他任中國出使歐美各國的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與美國簽訂了《蒲安臣條約》。條約第七款規定：“兩國人民均可入對方官學，并受優惠待遇；雙方得在對方設立學堂。”條約換文3個月后，曾國藩上奏，慈禧“依議欽此”。

容閎得知，竟“喜而不寐，整夜睜著眼，好像夜鷹”。

在此之前，1860年，容閎“病急亂投醫”，曾跑到南京去見過太平天國領導人，提出包括他的“教育計劃”在內的各種建議。但農民領袖并沒有羞辱他，還送他一個刻有他的名字和“義”字的木印——他被“官封四品”。

容閎受命于朝廷，立即實施“留美幼童”計劃。但以當時的社會觀念，官員既不愿把自家子弟送去，民間更有關于西洋的種種不祥傳說(現存詹天佑——第一批“留美幼童”——的父親與政府簽訂的具結書，有“聽從中國差遣……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等類似“生死文書”的內容)，招收學生非常困難。

容閎在上海設立預科學校招生，應者寥寥，一年竟湊不足第一批的30個名額。他只好一面去香港英政府所設學校中去招收，一面回老家去動員鄉親。以致自1872到1875年整個幼童留學計劃實施期間，4批共派出120名，其中40名為容閎的家鄉香山縣人。

這一群穿著洋裝，盤著辮子，說著洋話，拒絕洋教的中國孩子們身上，寄托著清王朝的希望。可是，在“留美幼童”進行到第10年的時候，突然被全數撤回。

清王朝需要的，只是洋人的“機藝”，所有留美幼童只有一個學習方向——“機藝”。而大清帝國的孩子正在失去中國的“道統”，跟洋人一樣“沒有規矩”。他們相信，即便這些孩子學成歸國，也將要“有害國家”的。兩害相權，清王朝寧要思想不要人，于是召回大吉。

不過，現在回頭來看，或許應該說朝廷的判斷是有遠見的：每年輸出一批孩子，在沒有封建道統的美國讀書生活而后回國，盡管他們的課程只是“機藝”，也是注定會“有害大清帝國”的。

1881年底，已經送出的四批“留美幼童”回國。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都已經是人才了。他們都被“安排了工作”：“頭批21名均送往上海電報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撥天津水師、機器、魚雷、電報、醫館等處。”雖然其中大部分還沒有在美國上完中學。

進入二十世紀初，半途而廢的“留美幼童”計劃仍然發揮了作用，“幼童”們在鐵路、外交、郵政、電報、海關、國防及高等教育事業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詹天佑(鐵路)、梁敦宜(外交總長)、唐紹儀(民國總理)、蔡紹基(北洋大學校長)。

“留美幼童”計劃的中輟，表明清王朝的短見和面對近代社會的張皇與猶豫(近有研究認為，留美幼童的突然召回，也與美國拒絕他們學習軍事有關)。但它開了近代官派留學教育的先河，成為中國近現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事件。

容閎是一個異數，他繞過了中國傳統教育的塑造和清王朝的科舉通道，而以其西洋教育背景，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先驅和開拓者，中國改良主義的創始人，給古老的帝國捎回一股清新的海風。

革命、政權和建設

清王朝撤回“留美幼童”，但無意放棄留學生計劃。事實上，1877年，“留美幼童”實施期間，清廷派出了海軍留學生近百人，分赴歐洲各國學習，回國后擔任各級海軍將領。他們后來在抗擊外強侵略的海戰中，付出了重大的犧牲。近代著名人物嚴復即是此次留英，在格林威治海軍大學畢業，后成為中國“精通西學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

到十九世紀中后期，清王朝不惜工本，經過一系列自強措施，終于建立起一支西式海軍。然而，它毫無戰斗力：1884年，南洋艦隊被法國擊垮，1894年，北洋艦隊被日本毀滅。

這再一次給予清王朝強烈的沖擊。官僚階層和上層知識分子開始有了一點共識：要想免受外強入侵，就必須改革，而不只是建工廠，買武器。

在當時看來，最好的典范就是日本：引入了西方的技術和制度，還保持了自身的文化。

于是，中國留學生開始大批涌向日本。1896年，即北洋艦隊遭日本毀滅兩年后，清廷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13人。接著各省地方政府也陸續派留學生赴日本。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國官費、公費和自費留學日本者總數達到萬人之多。

跟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留學生去西方學習科學技術和軍事不一樣，這一次，到日本的留學生則主要是學習文科。

然而，無論是留學西方或是日本，無論是引進科學技術，或是思想制度，只要是近現代的元素，對于還處于封建時代的中國社會來說，都是革命性的，對于清王朝來說，都只能加速它的崩盤，這與引進者支持還是反對皇權無關。

留學生是革命派還是保守派，取決于他們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看法，即他們認為清政權是否能夠改革，是否可能在此基礎上建設更強大的國家，或者是根本無可救藥，只有革命。大致的情況是，十九世紀后期，大多數的傳統士紳和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仍然希望改革清政府；但到二十世紀初，多數留日學生和國內新教育體制下的學生們堅信：推翻清朝統治是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

二十世紀初葉，數以千計的留日學生在組織革命社團，醞釀革命激情。1905年夏天，孫中山來了。他聯合了各革命團體，組成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為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提出的口號有明確的革命性質：“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意味著清王朝的末日不遠了。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留日學生是辛亥革命主導者。大量留日學生回國投身革命，以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人數驟減，第一次留日高潮到此為止。

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在“師夷制夷”的迷夢中玩完，綿延數千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終結。

接下來是更為風雷激蕩的年代。中國留學精英走向歷史前臺，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社會此后的走向。

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李大釗曾代表中國留日學生總會起草了《警告全國父老書》，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留日歸國學生蔡鍔組織護國軍以武力征討；

1915年以后，新文化運動，由留學生發起，《新青年》雜志的核心人物全是留學生；1919年，五四運動中居于領導地位的是留學歸國學生；

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換了32屆內閣，歷任國務總理和內閣閣員中分別有四成和五成為“留學”出身，而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長，幾乎全為歐美的留學生；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出席代表12人中只有4人沒有留過學；國民黨及民國政府許多黨政要人、軍事將領如蔣介石、胡漢民、戴季陶、閻錫山、何應欽、白崇禧等曾留學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