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票發行量降至450萬，都什么年代了，還想靠發行量來激活集郵

郵票發行量是郵政部門向社會出售郵票的數量，萬國郵政聯盟在其《適用于萬國郵聯會員國的集郵準則》中，建議在發行郵票時，各國郵政應確保郵票發行量能滿足潛在的業務需要和預測的集郵需要。

不同種類的郵票，發行量的確定依據也是不同的，如郵局常見的普通郵票，是根據郵政業務進行動態調整的，需求量大就會多次多量印刷。

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的發行量是根據通信使用情況，兼顧集郵需要所確定的，雖然種類不同，但其基本功能仍然是郵資憑證。

縱觀新中國郵票發行史，影響郵票發行量的共有三大方面：郵政通信業務需求量，集郵業務需求量以及郵票廠所具備的生產能力。

國內通信方面，1983年至1985年，我國郵政函件業務量的年均增長率為11.2%，到了1991年，全國函件業務量更是達到了51.2億件，比1949年增長了7.5倍，人均由1949年的1.1件增加到了4.52件。

集郵人數方面，1983年首屆全國集郵展覽的舉辦，將“集郵熱”推向了高潮，當時在冊的集郵協會會員僅有5萬人，到了1997年的集郵巔峰期，會員達到350萬人。之后雖然集郵市場持續萎靡，但直到2012年上半年，在冊會員也還有230萬人。

當然，集郵協會會員并不能代表全部集郵者數量，但新發行郵票絕大多數流向的都是集郵人群，按照郵政2012年的預估量，集郵愛好者至少在1000萬人以上。

郵票印刷能力方面，1959年北京郵票廠建廠之初，每年可印1.7億枚郵票，到了1999年，每年郵票印量可達60多億枚。

1990年是郵政業務快速發展的時期，郵票需求量也大幅增長，為了滿足通信需求，1991年8月19日，郵電部決定在遼寧、河南兩省郵電印刷廠試印郵票。

1992年我國郵票生產量為74億枚，兩家郵票廠建立后，1999年郵票總印量提升到了160億枚，2000年則達到了300億枚。

以上數據就是決定郵票發行量的主要參考因素。

以主要面向集郵人群的小型張為例，1956年至1964年中國郵政共發行小型全張7套10種，最少的發行量2萬枚，最多的25萬枚。

1978年開始，小型張發行量開始成倍增長，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小全張是文革后首枚小型全張，中斷了13年的品種首次恢復時，發行量為10萬枚，基本與文革前保持一致。

期間除了《從小愛科學》發行量為10萬枚以外，《奔馬》和《荷花》都是25萬枚。

到了1981年《紅樓夢》小型張，發行量增加至81.8萬枚，1982年的《遼代彩塑》首次突破百萬，發行量115.45萬枚。就在當年的5月20日，《藥用植物》小型張猛增到了907.66萬枚。

進入九十年代，郵票更是達到了天量級別，1993年的《竹子》發行量4330.2萬枚，《龍門石窟》3486萬枚，《一百周年》4726.34萬枚，這些數字遠超郵政業務需要和集郵需要，也是之后市場急轉直下的主要原因。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中國郵票發行量共經歷過三次大幅度調整，其中1985年、1991年均是向上調整，經歷了郵票牛市狂潮后，1999年郵票發行量首次出現下調，并以每年500萬的規模逐年減少。

到了2004年小型張的發行量控制在800萬枚，郵票發行量則保持在1300萬。

不過在1997年郵市狂潮后，不少套牢者成為了犧牲品，這一年無數郵票投資者和集郵者徹底寒心，從此遠離了郵票，市場上各類郵品也像脫韁的野馬一樣，一瀉千里，滑向面值以下。

在健康的郵票市場中，發行量確實顯現出激發市場的效果，如《桂花》無齒小全張和2006年的全年郵票。但這種效果就像抗生素，用得多了會有抗藥性。

小版張出現后火了很長一段時間，郵市再次急轉直下后也成了打折品，然后就是新的特供賽道被開發，循環反復。

2025年8月1日即將發行的《英模》郵票，發行量已經降低至450萬套，這已是六十年代中期的發行水平，如果放在集郵爆火的九十年代，這套郵票肯定會成為封神般的存在。

可發行量只是整個郵票印刷到消耗生態中的一個要素，如果生態被破壞甚至不存在了，那么再少的量也是精衛填海，難起漣漪。

新郵票打折、郵局買不到、郵票用不到，生態已然是千瘡百孔，喜歡的人若是都沒了，減少發行量還能吸引誰？如今僅發行10萬套的特供郵票都賣不出去，不就是例子嗎。

很多網友看到郵票類的文章都會回復一句戲言：“郵票有什么用？”

是啊，年年都在發行的郵票，除了少數人寄包裹外，還能有什么用處可以消耗這每套450萬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