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海德格爾這樣的哲學家,當他們面對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或更早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總是會抓住思想的實事,就哲學問題本身與之展開對話。對話若要深入思想的實事,必會訴諸前人思想的再發明(參見第11篇海德格爾對“阿納克西曼德的箴言”的思想再發明)。此外,他們還會從思想對話當中發展出一種較為少見卻別具意味的接受方式——發明一部通向自己的哲學的古希臘哲學史,讓這部哲學史成為自己的哲學的一段前史,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這與我們熟悉的哲學史家的哲學史有著根本的不同,是一種哲學家的哲學史。
例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青年海德格爾著手從存在論的歷史來重新詮釋古希臘哲學,最為系統的論述見于《古代哲學的基本概念》課程講義(1926年夏季學期開設于馬堡大學的公共課,收入《全集》第22卷)。這是一部涵蓋前蘇格拉底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古希臘哲學史,但它實際上是一部哲學家的哲學史。海德格爾圍繞古希臘哲學的基本概念及由此提出的基本問題,揭示所有這些概念和問題都統攝于“存在”,指明存在問題正是古希臘哲學史的核心問題。柏拉圖尤其亞里斯多德代表了古希臘哲學的“至高點”,因為他們取得了古代存在論的最高成就。這個成就直接通向海德格爾自己正在創建的“基礎存在論”,也就是他于講授古希臘哲學史的同時正緊張撰寫并于翌年(1927)出版的《存在與時間》。這部劃時代的巨著一開篇便以宏大的氣勢重提“巨人們關于存在的爭論”,說它“曾使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為之思殫力竭”(引自陳嘉映、王慶節譯本),有心的讀者當能從中聽出弦外之音,實為海德格爾本人在《古代哲學的基本概念》課堂上發明的古希臘哲學史。
再如,比海德格爾早一個世紀,另一部課程講義——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開創了近代第一部哲學家的哲學史。冠于《講演錄》之首的長篇“導言”,摒棄流俗的哲學史觀念(“哲學史作為分歧意見之堆積”),而要求“哲學史本身應當是哲學的”,于是提出“發展的哲學史”觀念,要通過哲學史的研究來了解哲學本身。到了這部哲學史的末尾,黑格爾斷言“那最后的哲學包含著前此的哲學、包括所有前此各階段在自身內,是一切先行的哲學的產物和成果。”(第四卷,378頁,引自賀麟、王太慶譯本)——這也就是黑格爾自己關于“絕對精神”的哲學。到黑格爾為止,哲學經歷了三個階段,古希臘哲學是第一個階段,也是真正的開端。從泰勒斯到亞里斯多德構成古希臘哲學的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最為關鍵,哲學得以開始、逐步發展、成為一個自足的整體。因此,《講演錄》用了足足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這段哲學史。
哲學家的哲學史甚至還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他在其哲學的導言即《形而上學》第一卷寫下了最早的哲學史。哲學首先被規定為關于萬物本原和原因的知識,隨后亞氏以自己提出的“四因說”為框架,發明了一部到他為止的哲學史。這是一條始于泰勒斯(某種意義上始于更早的詩哲赫西奧德),從早期自然哲學家到畢達哥拉斯學派再到柏拉圖,逐步發現質料因、動力因和形式因、最后通向由亞氏贏獲的真理即目的因的道路。亞氏發明這部簡扼的哲學史,不是要歷史地再現前人的觀點,而是要哲學地檢驗前人的學說、與之辯駁,總結并推進前人對于萬物本原的探索。
無論亞里斯多德的原因和本原,還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抑或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家的哲學史總是以某個或幾個根本性的哲學問題為線索,融貫古今。哲學家本人作為這部哲學史的最后完成者,用他自己的哲學重新發明了以往哲學家的思想,從而讓那些思想再次生機勃勃,也讓哲學本身煥然一新。所以,哲學家發明的哲學史,也是對哲學本身是什么的再發明。
對海德格爾或黑格爾而言,古希臘哲學家的生活和個性無足輕重,思想意味著一切。但是,哲學家的生活以及從生活中展露出來的個性真的與他的思想毫不相干么?是否應當回到哲學的開端即古希臘哲學,重新思考哲學家的思想和學說與生活和個性之間的關系?以便思考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如何從哲學家而非哲學問題來重新理解哲學是什么?此種反問構成了另一位現代德國大哲——尼采所發明的古希臘哲學史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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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尼采,約1872年攝于巴塞爾
1869冬季學期,新近就任瑞士巴塞爾大學古典語文學教授的尼采,開設了“前柏拉圖哲學家”課程,此后又于1872、1875、1876年數次開課。圍繞這門課程的主題,尼采首先撰成講義稿《前柏拉圖哲學家及其部分殘篇的闡釋》(1872年,生前未發表),隨后又著手撰寫《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1873年年初)一書,該書用論說文體寫作,原本打算寫成與一年前出版的《悲劇的誕生》(1872)相呼應的著作,但因故未能完成,生前也未發表。這部未竟之作從古希臘哲學史當中截取了柏拉圖之前的時段,稱之為“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并挑選出泰勒斯、阿納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阿納克薩戈拉、恩培多克勒、德謨克里特和蘇格拉底這八位哲學家(實際只寫到前五位)。關于這些哲學家,尼采在序言里開宗明義地宣告:
我將簡要地講述那些哲學家的歷史,我會從每個體系中僅僅突出那個點,它是個性的一個斷片,是[哲學家的]歷史必須保存的那種不容辯駁、無可爭議的東西。
原因在于,這些前柏拉圖哲學家都有著鮮明而偉大的個性,他們作為偉大的個人——偉大的個性和思想的統一,每一位都是哲學家的一種原型。哲學史的目的是結合思想和學說與生活和個性,勾畫出這些原型。
不過,在古希臘哲學家的思想和個性的統一當中,并非思想優先于個性,讓個性無關緊要,反倒是個性從更深的層次以隱秘的方式決定了思想。尼采從兩方面來考察哲學家的個性為何優先于他的思想。一方面,哲學家作為一個群體,是一種特殊類型的人,他們的特點何在?前身是誰?他們在一種文化里居于什么位置?哲學家(philosophos)的特點可以從sophos或sapiens一詞的詞源得到規定:他是“擁有超強味覺能力之人”,引申為“擁有對偉大事物的良好趣味之人”,“因為有著良好趣味而熱愛偉大事物之人”。熱愛智慧、追求真理的哲學家的前身,在古希臘可以追溯到詩人(作為神話創制者和真理之主宰)和先知這樣的天賦異稟的“智識之人”,哲學家是“智識之人”這根鏈條上的又一環。緣于對偉大事物的熱愛,哲學家要為一種文化里的價值立法,但不是為善惡的價值(那是宗教家、道德家所熱衷的),而是為萬物的價值,形而上和形而下、超驗的和經驗的一切事物的價值。通過價值的立法,他也為自己確立了文化位置,成為該文化里的典范人物。
另一方面,作為個體的哲學家,他的個性是其學說的本原。個性和學說之間的隱秘紐帶,可以檢驗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是否成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立。故而,尼采對“前柏拉圖哲學史”的再發明聚焦于哲學家的個性,他要從哲學思想當中復現悲劇哲學家的原型。他的出發點是蘇格拉底,這位終結了悲劇(與歐里庇德斯一道,但卻是幕后真正的推動者)的樂觀主義理性哲學家。尼采無視柏拉圖賦予蘇格拉底的哲學悲劇英雄的奠基意義,因為蘇格拉底雖然為哲學赴死,他的哲學本身恰恰是樂觀主義的。尼采要從蘇格拉底一路往前,在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當中找尋真正的悲劇哲學家,及其所代表的悲劇哲學精神。這位真正的悲劇哲學家,如同真正的悲劇藝術家(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洞觀宇宙人生的悲劇本相,卻用哲學方式表達出來,并用與之相符的生活方式為之辯護。
于是,尼采的“前柏拉圖哲學史”讓哲學家站到由他的學說搭建起來的舞臺中央,哲學家不是隱身于學說背后的思考著的大腦,而是他的學說的主人公。一位又一位前柏拉圖哲學家走上舞臺,從最初的哲學家泰勒斯經由悲觀哲學家阿納克西曼德,到真正的“悲劇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及其反面巴門尼德及后輩阿納克薩戈拉。他們的背后都有同一種悲劇文化,是這種悲劇文化孕育出來的哲學家的不同原型。他們當中誰是最能體現悲劇文化的哲學家?哪一種哲學家的原型足以代表悲劇文化的精神?非赫拉克利特莫屬。《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專論赫拉克利特的四節文字,前三節討論他的學說,最后一節刻畫他的形象和個性。這四節文字里多達五段自白,猶如尼采為這位悲劇哲學家創作的臺詞,令他的形象最為豐滿,他的個性栩栩如生。從赫拉克利特的學說(對生成的世界的肯定和辯護、對宇宙游戲的審美直觀、競爭作為宇宙和文化原則)到他的偉大個性(“帝王式的孤僻和知足”),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實現了高度的統一,堪稱悲劇文化孕育出來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原型。
尼采從哲學思想和生平推衍出哲學家的個性及生活方式,讓思想回到個體,讓偉大的思想表征偉大的個體,這是一種獨特的思想再發明。他將古希臘哲學的高峰定位于前柏拉圖時期,因其偉大思想與偉大個性的內在關聯,發明了一部悲劇時代的“前柏拉圖哲學史”,成為他自己的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更精確地說,為他自己今后的哲學道路指明了方向。古代那位真正的“悲劇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是尼采針對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創作出來的形象,這個形象也呼應著青年尼采最仰慕的當代哲學家叔本華。后來的尼采又超越叔本華,成為直追赫拉克利特的當代“悲劇哲學家”。
尼采發明的這部“前柏拉圖哲學史”,與當時盛行的古代哲學史正相對立。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我寧愿讀第歐根尼·拉爾修,也不愿讀策勒之流的哲學史。”“策勒之流的哲學史”指的是被譽為古代哲學史的現代奠基人策勒(Eduard Zeller)所著皇皇五卷本《古希臘哲學史》(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1844-1852年第一版)。此種哲學史家的哲學史以語文學為基礎、歷史學為導向,隨著十八世紀末現代古典學的誕生而興起。從尼采的時代直至今日,它的基本框架沒有改變。盡管前蘇格拉底哲學史的重心有所轉移,從哲學家的作品和學說本身轉向后人對這些作品和學說的接受,歷史重構仍是根本目的,需要依靠語文學家和哲學史家共同完成。
可是,哲學史家的哲學史只關乎思想的事實,而語文學家的哲學史更舍棄思想的事實,只關乎語詞的事實。哲學史家客觀地研究某位哲學家的學說,或不同哲學家學說之間的歷史演變,求得哲學學說的歷史之真。他自己沒有哲學,就用這歷史之真來代替,讓自己“擁有”別人的思想;但他無法自己去思想,無法觸及思想之真,也就無從理解何為思想之真。——而哲學家的哲學史卻關乎思想的實事,他發明的哲學史是他自己的哲學的組成部分,用來融貫他與此前的哲學家所思的共同哲學問題,朗照他們未及思的方面,并且以共同的哲學問題為主導線索,展現前輩哲學家的思想如何通向他自己、實現于他的思想。因此,哲學家的哲學史是為了思想之真而對前輩哲學家的思想進行的再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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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書影
古希臘哲學,無論托付給古典語文學從事哲學文本的整理和復原,還是托付給歷史導向的哲學史從事哲學思想的重構和解釋,都以還其歷史之真為最終目的,充其量不過如實地再現古希臘哲學家的文本,或把文本里的思想如實地復述一遍。這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礎,但與古希臘哲學所能以及應當擔負的文化使命距離甚遠。像尼采的《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那樣的“哲學家的哲學史”,立足于當下重新思考哲學和哲學家是什么、哲學家的思想和個性之關系、哲學家的文化位置這些根本問題,向過去回溯這些根本問題的本原,回到“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回到哲學與哲學家的個體生命及哲學家所屬的文化緊密結合的原初狀態,復現悲劇哲學家的原型,以便重新發明哲學本身,讓哲學再次成為革新文化的強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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