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與政治家有啥關系？李向安：再好的思想沒制度支撐也是枉然

文｜孫玉良

關于世界各國實行的制度與社會實踐，筆者最近與知名律師李向安進行交流。李向安提出了一個觀點：好的思想必須與好的制度、好的體制相結合，才能把好的思想具體落到實處，否則再偉大的思想，如果沒有好的制度加以保障，沒有好的體制加以支撐，也難以貫徹執行下去。對于李向安的觀點，我深以為然，認為這正是思想家與政治家有機結合的必要之處。再好的思想，沒有政治家的落地，也是紙上談兵；反之，政治家沒有思想家出謀劃策，總是摸著石頭過河，也會走彎路。

自古以來，思想家與政治家如同驅動人類文明前進的兩個輪子，一個仰望星空，指引方向；一個腳踏實地，鋪設道路。他們之間的關系，微妙而深刻，共同塑造了歷史的脈絡。思想家是社會的燈塔，是時代的先知。他們的偉大在于超越現實的桎梏，以深邃的洞察力勾勒出理想社會的藍圖。從孔子的“仁政”理想、柏拉圖的“哲學王”，到盧梭的“社會契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構想，這些思想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人類對公平、正義與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

然而，思想只是一顆“種子”，蘊含著參天大樹的潛能，但種子本身并非大樹。而政治家，或者說制度的設計者與執行者，其作用恰恰在于將思想的種子播種在現實的土壤中，并為之構建一個能夠生根、發芽、成長的制度框架。這個框架包括法律法規、組織體系、運行機制和監督手段，目標是將理想的藍圖一磚一瓦地建造起來。沒有這個框架，再美好的思想也只是一個空中樓閣。李向安稱：思想的偉大，最終需要經由實踐的檢驗；而制度，正是實踐得以發生的唯一舞臺。

在歷史的長河中，充滿了思想因缺乏制度支撐而凋零的案例。最典型的案例是孔子周游列國推行他的思想，屢遭碰壁。孔子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但其“仁政”“禮治”的思想主張在春秋戰國那個崇尚武力的時代，沒有一個諸侯王為其落地保駕護航。正是因為當時沒有任何一個諸侯國愿意并能夠建立起一套與之匹配的政治制度，孔子至死也沒有實現他的理想，可以說孔子的一生是落魄一生。直到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將其與選官制度（如察舉制）緊密結合后，儒家思想才真正從學說變成了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實踐。

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試驗亦是如此，歐文、傅立葉等空想社會主義者，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充滿智慧與人道主義關懷，他們甚至自己出資建立了實驗社區，但這些嘗試最終都失敗了，根源在于歐文、傅立葉不是政治家，他們僅僅依賴于個別人的善良與資金，而非一套能夠自我維持、自我發展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權力制衡結構，是無法取得成功的。這些例子無不印證了那個論斷：再偉大的思想，如果沒有好的制度和好的體制加以保障，也難以貫徹執行下去！ 制度是將思想從理論力轉化為現實執行力的關鍵轉換器。

思想與制度聯姻，在歷史上也不乏成功的案例。戰國時期大思想家商鞅攜法家思想入秦，其“法治”“耕戰”的核心主張，通過大政治家秦孝公及他的子孫“廢井田、開阡陌”“推行郡縣制”“連坐軍功授爵”等一系列極其嚴密甚至嚴苛的制度實踐，為秦國奠定了統一六國的基石；在西方，大思想家盧梭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啟蒙思想，也沒有停留在紙面上，比如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將這些思想精髓融入了《美國憲法》這一根本大法之中，并通過聯邦制、國會、總統、最高人民法院的權力制衡體系，將其固化為一套可運行的國家機器，使其思想因此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可以說，所有歐美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踐，都有盧梭思想指導的影子。當一種偉大的思想與一套設計精良、運行有效的制度相結合時，便能爆發出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

馬克思主義思想亦是如此，在俄國、中國、古巴、朝鮮等國家進行了社會主義實踐，雖然波瀾起伏，屢經波折，但也同樣證明了思想家與政治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共生關系。思想家為政治家提供航向與羅盤，避免社會在現實的泥沼中迷失方向；政治家則為思想家搭建實踐的舞臺，讓智慧的結晶能夠真正惠及于民，改變世界。李向安認為：改造社會不要僅僅陶醉于思想的宏偉，更要審視支撐思想的制度是否堅實。 一個社會的進步，既需要思想家高瞻遠矚的“腦”，也需要政治家構建制度的“手”。唯有當最睿智的頭腦與最有力的雙手緊緊相握時，人類文明的航船才能劈波斬浪，穩健地駛向光明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