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 年輕時的啟蒙者, 我希望還能見到他

蕭功秦，湖南衡陽人，1946年出生于陜西西安，1978年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專業研究生。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0年代以來，作為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代表學者，在國內外學術界具有廣泛影響。發表論著二百余萬字，著作十余種。主要研究范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當代社會思潮與政治。

原題

我希望能找到 年輕時的啟蒙者， 還有機會再見到他

作者：蕭功秦

作者尋人：高中時認識的一位大學生朋友，他從上海高中考入中國紡織大學（現東華大學），老五屆高材生，畢業分配河南中部某市印染廠，后來成為該廠廠長……

與高中同學相比，我是一個“因禍得福”的人，雖然高考是高分，但由于家庭出身與社會關系復雜，沒有考上大學。所幸的是，我高中畢業的那年是1965年，正是三年大饑荒結束后，國民經濟開始好轉的一年，上海工廠大量招工。于是我在高考失利以后，沒有成為“社會青年”去支疆，而有幸成為位于市郊嘉定的上海第一齒輪廠的代訓學徒。

本來說好三年滿師后，要分配去湖北恩施地區的大三線，去那里的中國第二汽車廠去當機械工的，后來卻由于全國開展文革，就留在本廠當工人了。這一際遇才讓我在上海有了十二年后考研究生的機會。我開玩笑說，我們是十年動蕩的“既得利益者”。命運之神對我個人來說，實在太“友好”了。

另外，我的知識結構與思想狀態，與上世紀60年代的一般高中生相比，還是有些不同，屬于比較另類的那種高中生。這是因為，在高中三年里，我有幸結識了一位比我大好幾歲的大學生朋友。

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一位思想超前者。他是建國前上海一位法官的兒子，是我小學同學的哥哥，畢業于上海中學。當時正在中國紡織大學讀書，因為他太孤獨了，又懷才不遇，在同輩中找不到可交流的知心人，這個高材生回過來與我這個比他小很多的正在讀高一的中學生交上了朋友。

他弟弟陪著他第一次到我家來，他就推薦我看王陽明，陸象山的書，這是我這一輩子第一次聽到明代兩個大哲人的名字。此時，我正在讀蘇聯科學院編的哲學教科書，他卻建議我直接讀歐洲哲學史，他還提到康德，還談到尼采與叔本華。他還借給我一本英國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柏克萊的著作。

此外，他還是個文學愛好者，他抄錄了泰戈爾、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紀伯倫以及許多文學大師的名言警句，并借我閱讀。至今我還記得其中有幾句紀伯倫的名言：“希望是半個生命，淡漠是半個死亡”，“一個人永遠不會失去他的朋友，除非他的心靈同意時”，“當你背對太陽，你永遠只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

我至今十分感激的這位大學生，他在大學里學的是他最不喜歡的印染專業，他戴著一副厚厚的近視眼鏡，他性格有些憂郁，舉止姿態多少有點神經質（天份高的人大概都有）。他很喜歡寫詩，大多數是自由體，但他的詩過于悲觀，似乎還少了一點形象思維。在當時文化環境封閉條件下，他的思想很是超前。我最羨慕他的是，一本厚厚的西方古典哲學書，一周就可以在大學的業余時間看完。

我們經常一起在虹口公園討論美學、文學與哲學，辯論美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我們還經常到我在初中時的另一位好朋友朱偉靈家的閣樓里，在那里聽古典音樂老唱片。至今記得我們都喜歡德國作曲家韋伯的大提琴獨奏曲。（朱偉靈后來考上中國社科院的經濟學研究生，后來成了張勁夫的助手，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引進跨國大企業作出貢獻。）

在這三年里，我從他那里得到的，要比他從我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其實他是我的亦師亦友。我成為他的“忘年交”，實在是我的幸運。

我的這位“忘年交”是已故的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門生李永琪的學生。李老師也是我初中的歷史老師，李老師就住在呂家，這樣，我的這位大學生朋友可以從山陰路呂家借出許多舊平裝學術書。他讀好以后又借給我讀，于是我就陸陸續續看了不少此類的書。（直到后來，我才知道，我當年讀的都是呂思勉先生本人的藏書，所以我也可以自稱是呂先生的“私淑弟子”。）

那些書頁大多數已經發黃、發脆，我記得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版的幻想小說《紅毛長談》。書中講的是一個外國人，過了50年后又再來中國，小說通過幻想敘述，那時已經到了20世紀的80年代。讓我印象特別深的一個細節是，這位洋人他在電影院門口遇到一位正在等退電影票的中年人，攀談之后才知道那是上海市的市長，與普通從一樣，在等退票。只不過別人沒有認出他而已。

此前，我正在讀的是蘇聯版的哲學教科書。我在他的啟發下，開始接觸歐洲哲學，他認為學哲學一定要從歐洲哲學史入手，于是我開始讀大量哲學著作，如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美學》等等。雖然大多數書并沒有讀懂。

我最喜歡的還是費爾巴赫。因為只有他的著作我基本還能看懂。至今我還能大段地背誦費爾巴赫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的華彩篇章：

“你知道，真理不會敲鑼打鼓地來到這個世界上，不會在鮮花與掌聲中到來，它總是在偏僻的角度里，在哭聲與嘆息中誕生，你知道，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沖擊的，都是一些普通人，而不是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

不過大多數哲學著作，對于一個十六七歲的中學生來說是過于艱深了，記得高二時，由于用腦過度，一段時期還患上了神經衰弱，好幾個星期頭昏腦脹。也許正是這場神經衰弱癥，讓我的思維方式有了關鍵的提升。

現在想來，我真的很慶幸自己那么早就接觸了西方古典哲學，雖然我自己都很難說到底從中真正學到了多少東西，我也沒有能力概括這些哲學大師的哲學觀念，但在高中思辨能力最需要培養的時期，我確實是受到了概念的組織、抽象與思辨能力的實實在在的自我訓練，收獲了思辨本身給我的快樂。

這種思維能力，這種“思之樂”，恰恰是我們教育中最為缺乏的，也是國人的學術文化傳統中最需要提升的。高中時的抽象思維的自我訓練，對于我一生都大有裨益。在政治學與歷史學領域，現在我能比較從容地創建自己的概念。我先后提出過“大悶鍋效應”“制度決定論”“急診室效應”“后母情結”“猴山結構”“嚴復悖論”“政治浪漫主義”“新權威主義”“薄殼效應”等等，來表達自己發現的歷史現象與政治現象。這種創造概念的能力肯定與青年時期這種哲學自我訓練的經歷有關。我很早就擺脫了教條式的思維習慣，應該是受惠于這位年長朋友。

由于我逐漸習慣了這種思辨式的學術思維，使我受文革思維的影響相當有限。（記得文革開始時，作為充滿激情的青年人，甚至寫大批判文章與寫大字報時，我都無法使用那種流行的“革命左派”話語，只能照抄現存在大字報中那種“紅旗飄飄，戰鼓咚咚”的用語。這說明此前的學術思維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工廠十二年的時間里，我正是私下運用這種“經驗——邏輯推理”的思維方式，來思考中國問題，在文革結束后，我成為最早從這種文革話語中脫離出來，并運用新話語來思考問題的人。

研究生畢業三年以后，我開始了學術轉向，我放棄了元史研究，告別了成吉思汗與元朝皇帝，進入近代史研究領域，那是1984年，我每天騎著一部破自行車，從虹口區騎到南京路上的上海圖書館。每天在那里閱讀近代線裝書的文集資料，花了一年時間就完成了《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國士大夫與挑戰挑戰》。

這部13萬字的書稿是我的處女作，并有幸由著名的《走向未來》叢書出版。初版就印了十萬冊。這是改革開放后，國內最早從文化沖突的視角考察中國近代史的著作之一。

我之所以能得風氣之先，能比較從容地從文革意識形態語言中擺脫出來，并在當時青年知識界脫穎而出，正得益于我高中時打下的理論思維的基礎。

我之所以能輕松地實現學術轉向，與自己的思維方式方面的訓練有關。用后來一位朋友的話來說，我具備了一種“思”的能力。在高中階段就有幸結識的那位大學生朋友，正是他引導我對哲學發生興趣，在思辨能力最需要培養的年代，通過自學，獲得了學理思辨能力。

后來他畢業以后，分配到了河南中部一個很偏遠的城市的印染廠。那里他已經無法擁有上海這樣的條件，我們見面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很久以后，我從網上偶然得知，他后來成為那個工廠的廠長。

我不知道他現在怎樣了，我曾多次向鄭州的朋友打聽無果。應該說，他就是我的啟蒙者，我始終懷著一種感激的心情懷念他。很希望能見到他，我深知，時代與環境，對于一個人的命運是多么重要，只能默默地祝愿他過得好。

一位學生聽我談過我青年時的這段人生故事之后，他說，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書中提到，他和他的伙伴們在十幾歲的時候，經過閱讀和沉思，而獲得了一種“精神的內在理解力”。他說，“人的這個年齡段一過，再想補回這一課就很難了。”他說我的經歷與茨威格很類似，而我的許多同齡人就缺少這一環節。

我的這段人生經歷，對于現在的青年學生來說，可能有點特殊。我只能衷心地希望，在任何艱難的環境中，都可以爭取到一種精神自由狀態，并憑借它，走出自己的路，在閱讀中發現自我。我希望，青年人可以在知識的好奇心、陶醉感的引導下，形成自己的思想力，運用它來理解自己周圍的世界，為爭取更美好的未來做自己努力，這或許是一種值得追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