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黃岡，成功將“營商環境”升級了“營商火葬場”！

（重獲自由的曾元華。圖片來源：網易號《法治邊角料》）

在一個缺乏獨立司法力量制衡的地方，你的“招商英雄”身份，不過是權貴利益鏈條上的一塊“肥肉”。當他們想吃你的時候，總能找到一把“法律”的刀。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戲

一個港商，一個響應“返鄉投資”號召，一個為革命老區引進世界五百強沃爾瑪，創造了上千就業崗位和上億稅收的“招商引資明星”。他的人生，本該是地方政府宣傳冊上最醒目的成功案例。

結果呢？

他被地方司法體系“連續追殺”，歷經884天超長羈押，最終獲判一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擾亂法庭秩序罪”。至于此前公訴機關指控的“挪用資金”、“虛假訴訟”、“誣告陷害”三項重罪，被一審法院大手一揮，“均不成立”。

這劇情，魔幻得讓人冷汗直冒。

（關聯報道）

在黃岡的土地上，你引進沃爾瑪是功，交稅過億是德，可到頭來，你發現你做的所有正經生意，都抵不過一個“得罪人”的副作用。

曾元華的港商身份和“擾亂法庭秩序”的判決，像兩塊刻在黃岡司法史上的黑色幽默碑文：你為我們做了天大的好事，我們最后也總能找到一個由頭把你關進去——哪怕只是因為你脾氣不好。

重獲自由的曾元華本想“息訴服判”，說白了就是“認栽了，別再搞我了”。

這是一種典型的受害者心態，經歷了兩年半的“蒙冤受屈”之后，能爬出那個深淵已是萬幸，誰還有興趣在泥沼里繼續滾？然而，地方司法機關，顯然對這種“見好就收”毫無興趣。

1、一個“不成立”的判決，

為何能引來檢察院的“抗訴”和法院的“命令”？

蘄春縣法院一審判決，無疑是案件中的一道微光。它“打掉”了檢察院三項關鍵指控，認定核心的“挪用資金”事實不清，證據矛盾。這個判決有多可貴？用曾元華的話來說，是“顯得尤為可貴”。

“可貴”二字，用得辛辣且到位。它透露的潛臺詞是：在一個本該公正的司法體系里，一個依法裁判的判決，竟然成了需要被珍惜的稀有物。

可這微光很快就被遮蔽了。

首先是檢察院的抗訴，將案件重新投入漩渦。這可以理解，畢竟公訴方被“打臉”了。但隨后的發展，就讓人覺得這劇本是往《官場現形記》上靠了。

黃岡中院審判監督庭，一個本職工作是審查“已生效判決的申訴”的部門，突然對“尚未終審的二審案件”發出了“必須改判有罪”的“命令”。理由是：“湖北省高院已駁回挪用資金罪申訴”。

這是何等的荒誕與豪橫！

一個尚未蓋章定論的二審案件，居然被“未審先判”。審判監督庭直接插手二審合議庭，這哪里是“監督”，這分明是“遙控指揮”。

他們完美地詮釋了什么叫做“審判獨立，但我們例外”。《人民法院組織法》在黃岡中院的審判監督庭面前，變成了一張隨時可以撕毀的廢紙。

他們的邏輯更是妙不可言：

因為高院駁回了一個“舊案”申訴，所以這個“新案”也必須改判有罪。新證據、一審法院的明確認定、“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則，在“上級意見”面前，都得立正、站好、讓路。

這已經不是司法，這分明是體制內的“路徑依賴”。

一旦某個結論被高院批示過，哪怕基于的事實基礎已經爛透了，也要堅持到底，直到它徹底腐爛發臭。審判監督庭扮演的，不是法律守護者，而是地方既有結論的“擦屁股專業戶”。

他們不是在維護法律，而是在維護“面子”，維護“上級”的“權威”，哪怕是以踐踏“法治”為代價。

2、一套精心設計的“共犯失蹤術”

案件的另一個核心荒誕點，在于對“共犯”的系統性遺漏。如果曾元華真的構成了“挪用資金罪”，那么那些親手操作轉賬、合計轉出2800多萬元資金的出納們，理應是“共同犯罪人”。

結果呢？安然無恙，全身而退。

為什么？曾元華的推測很直接：

“或許是他們在關鍵環節‘幫助’了指控曾元華。”

這簡直就是一出黑色喜劇。三個經手超過兩千萬巨款的出納，在法庭上被巧妙地定位成了“工具人”，是“曾元華安排的財務人員”。但正是這些“工具人”的證言，卻充滿了“前后矛盾”與“反復橫跳”。

一會兒說“只聽曾元華指令”，一會兒又被其他證人推翻，說“必須雙重審批”。一會兒錄音承認“付款必須兩個人同意”，一會兒在公安補偵時又“否認認識李勝華”。

更離譜的是，張雅麗的供述在2019年、2022年、2025年“反復橫跳”，但2018年的微信記錄，卻清清楚楚地顯示她定期向李勝華請款、匯報賬存。

面對這種邏輯漏洞百出的證言，辦案機關的選擇是：“整體回避”。他們只引用指向曾元華“有罪”的部分，而對相互沖突的證言、對顯示“雙重審批”的證據、對李勝華親自批復資金的微信記錄，視若無睹。

這種“定向收集證據”的目標只有一個：

將曾元華釘死在恥辱柱上。

那三位出納，搖身一變成了“污點證人”——甚至連“污點”都不算，他們是“被保護的證人”，用不追究的“赦免狀”，換取對港商的“致命一擊”。

在“虛假訴訟”的指控中，這種“共犯失蹤術”被再次使用。制造虛假數據、虛增電費的直接執行人，沒有被追究；“安排訴訟”的曾元華，反而成了唯一的罪人。

“公信力”這三個字，在這種刻意的不公面前，像冰雪一樣消融。一個司法體系，如果只追究“安排者”，而放過“執行者”，那它的審判，永遠都不可能還原真相，只會是“權力的定制品”。

3、“大家都是紅安人，你配合一點”

港商的連環厄運，追根溯源，只因得罪了“紅安人”李勝華家族。

曾元華舉報李勝華家族涉嫌職務侵占、貸款詐騙，線索送到紅安公安，換來的是“有案不立、壓案不查”。李勝華涉嫌挪用515萬元，公安只查他“單一賬戶流水”；涉案上千萬元的貸款詐騙案，公安只追究一個“私刻公章罪”，對主犯的合同詐騙和騙貸行為“不予立案”。

這簡直是一部教科書式的“蓄意包庇指南”。

一個地方的公權力，竟然可以如此明目張膽地為特定利益集團“保駕護航”，將“共同犯罪”進行“外科手術式切割”，只為保護“自己人”。

與“放過李勝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曾元華的“程序違法大全”：

“先辦案、后立案”：在正式立案前半年就開始大規模收集證據。

“違法查封”：查封與案情毫無關聯的私人房產，查封清單上“沒有任何見證人簽名”。

“偽造證據”：委托沒有司法鑒定資質的事務所出具關鍵報告，將所有資金導向“挪用”。

“妨害作證”：證人被“連續審訊近24小時”、“以孩子送福利院相威脅”、“被迫按公安要求修改口供”，甚至被跟蹤、攔截、威脅，不準配合法院調查。

最經典的，莫過于紅安縣警員對曾元華員工的那句“溫情”勸告：“你知道我們要搞誰，不會搞你，大家都是紅安人，你配合一點。”

這句話，信息量極大。

它像一句冷冷的判詞，道破了地方司法的核心秘密：

“我們要搞誰”：案件不是為了“查明真相”，而是為了“搞定一個人”。這個“誰”，目標明確，就是港商曾元華。

“不會搞你”：只要你配合“搞人”，你就安全。這是公權力對證人的赤裸裸的威逼利誘，用“安全”換取“偽證”。

“大家都是紅安人”：這是“地方利益共同體”的終極密碼。一個外來的港商，即便帶著資本和沃爾瑪，也終究不是“自己人”。而李勝華家族，才是這個“紅安人”圈子里的核心成員，需要被保護。

這句話，將一個司法案件的本質，從“法律與事實的較量”，徹底拉低到了“地方人與外地人的權力角斗”。它暴露出地方公安與李勝華家族之間，早已形成了一個“包庇犯罪——構陷舉報人——持續迫害”的黑色閉環。

4、黃岡中院，是“仲裁者”還是“卷入者”？

曾元華對“公正”二字的信任，在黃岡司法機關的表現面前，早已粉碎一地。

“重復追訴”早已觸碰“一事不再理”的法治底線，卻被地方檢察院以“遺漏”為名，再次對同一筆資金發起指控。這哪是查案，這分明是“刑罰騷擾”，是“馬拉松式的司法折磨”。

而黃岡中院審判監督庭的強勢介入，更是讓法院的角色從“仲裁者”徹底淪為了“卷入者”。一個內部部門的“命令”，直接暴露了法院“預設立場”。

在這樣的語境下，審判已經失去了獨立性。

它已成為地方權力斗爭的“收尾環節”。

曾元華指出，黃岡的司法系統“已淪為地方利益集團的‘私人武器’，用來打擊舉報人、保護涉案權貴”，并點名了多位當地政法系統的高層。

這些指控，如果屬實，那么黃岡的營商環境，就不是簡單的“差”，而是“火葬場級別”的。

一個港商，一個招商引資的“功臣”，都能被地方的權力集團如此“追殺”，那么普通的外來投資者，在面對地方權貴時，還有什么“安全感”可言？

國家層面一再強調“保護民營經濟”，強調“改善營商環境”。可地方司法機關的所作所為，卻是在公然唱反調。

他們用實際行動告訴所有潛在的投資者：你的資本可以來，但你的安全感和合法權益，隨時可能被地方的“自己人”收割。

曾元華要求“整體回避，異地審理”，這是一種絕望之后的理性呼吁。他知道，在黃岡這塊土地上，當政法系統的高層都被卷入其中，當“大家都是紅安人”的潛規則凌駕于法律之上時，他已經不可能獲得公正的裁決。

最高法有明確規定：一旦存在重大利益沖突，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應當異地管轄。

然而，黃岡中院至今仍在“難產”，二審判決遙遙無期，審限一再延期。“公安還在補充偵查”，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諷刺：

一審法院已經認定三項罪名不成立，黃岡中院的審判監督庭發出了“必須改判有罪”的命令，此時的“補充偵查”，目的何在？不就是為了“補足”那些一審法院認為“事實不清、證據矛盾”的“罪證”，以配合那個“必須改判有罪”的內部命令嗎？

這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司法案件。

這是地方權力任性、司法淪陷、營商環境崩塌的活體樣本。

曾元華的遭遇，警示所有懷揣理想與資本的投資者：

在一個缺乏獨立司法力量制衡的地方，你的“招商英雄”身份，不過是權貴利益鏈條上的一塊“肥肉”。當他們想吃你的時候，總能找到一把“法律”的刀。

而那句“大家都是紅安人，你配合一點”，才是這個故事里最冷峻、最真實的臺詞。

我們不知道曾元華最終能否逃脫這場“司法追殺”，但我們知道，如果黃岡中院繼續審理，那么它正在審判的，絕不僅僅是曾元華一個人，而是地方司法的最后一點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