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成功收復疆土的兩位名將，都是誰？

“光緒三年七月，若新疆真丟了，你可愿隨我進關？”1877年夏夜，馬尾船政局燈火昏黃，六十多歲的左宗棠端起一盞清茶，語氣冷峻。幕僚愣住，片刻后猛地抱拳：“愿隨大人共赴死地。”一句簡單的對話，道出晚清邊疆危局的緊迫和一位老將的孤決。自此，清末收復新疆與民國收回外蒙，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兩次少有的領土回歸范例，而背后站著的，正是左宗棠和徐樹錚。

1840年鴉片戰爭起，割地賠款的閘門被粗暴推開。二十多年里，《南京條約》《中英天津條約》《馬關條約》接踵而至，大清的疆域像被利刃切割的糕點，邊角不斷縮小。外患固然明顯，內亂更讓清廷焦頭爛額：太平軍、捻軍、回亂此伏彼起，國庫已被掏空。當時的中央官員多持“能守一隅算一隅”思路，新疆似乎成了可以割舍的遠方荒土。英國、沙俄正是看中清廷軟弱，暗中扶植浩罕汗國軍閥阿古柏，在1871年至1875年間占據了天山南北的要沖。沙俄趁機派兵進入伊犁河谷，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列強夾擊、軍餉欠發、餉銀難籌，局勢不啻懸崖邊滑坡。

就在此刻，左宗棠挺身而出。他常被描繪為“湘軍三杰”之一，但相較曾國藩的君子溫吞，他的強硬更像一把硬骨梆子。上折子時，他干脆寫下“海防不過保數省，塞防乃是保江山”八個大字，與李鴻章“先海防后塞防”的主張針鋒相對。朝廷猶疑不決，他索性不等批復，先用閩浙招募資金，以福州船政局利潤、閩臺田賦為抵押向上海洋行借款，又勸福建士紳認購軍糧公債。為了表態，他把在長沙的祖宅賣了，甚至隨軍帶棺——這并非作秀，湘軍慣例“將死之地葬死之具”，以示破釜沉舟。

左宗棠西征采用“先北后南，緩進急戰”的辦法。1876年，他讓大將劉錦棠從蘭州出發，沿河西走廊鋪設驛道，過玉門、進哈密，收復吐魯番。與此同時，左宗棠本人在肅州（今酒泉）督造后勤，相當于把一座臨時軍工城搬進西北。對于山地機動，他大量采購前膛來復槍和后座機炮，為湘軍改裝騾馬炮架，還裝備了電報線和熱氣球偵察，這些細節往往被忽略，卻在實戰中發揮奇效。一年后，阿古柏死于部下叛變，殘部被逼入喀什噶爾；再一年，伊犁談判桌上，彼得堡代表面對左宗棠步步緊逼，最終簽訂《中俄伊犁條約》（1881年2月），伊犁九城除托乎拉、普爾津小塊地區外盡數歸還。有人說，如果沒有這個結果，烏魯木齊以西恐怕早與中原無緣，這并非危言聳聽。

左宗棠收疆成功，卻也耗盡心力。1885年9月5日，福建馬江邊的涼風里，他病逝于福州，年七十四。天津軍機處電報僅用了六個字評價：“邊防可慰，國士無雙。”這份簡短挽辭，既肯定功績，也透著晚清最后的驕傲。

時間推到1911年以后，新政權更迭如走馬燈。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互爭地盤，各色軍閥粉墨登場。動蕩中，外蒙又起波瀾。1912年12月，庫倫活佛博克多憑借沙俄支持宣布“獨立”，并日益與國內分離。辛亥革命后年輕的中華民國政府積弱，新疆、青海、川邊都自顧不暇。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沙俄對外蒙的保護鏈瞬間斷裂；白俄軍閥、赤衛隊、蒙古王公各懷鬼胎，局面一團亂麻。北京政府內，段祺瑞急需一位懂軍事、通外事、手腕狠辣的人出馬收回外蒙，目光鎖定皖系頭號干將——徐樹錚。

徐樹錚出生于1880年，原籍江蘇蕭縣。和左宗棠醉心兵書不同，他是“電報房里摸出來的將軍”。二十出頭就擔任北洋武備學堂監督，擅長用電訊和鐵路調度兵力，說一句“現代派”并不夸張。1919年初，他被任命為參謀總長兼邊防督辦，手握新式裝備的混成旅三萬余人，踏上中東鐵路沿線。在此之前，北京政府已與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俄密約》，允許日本提供貸款和槍械，外界視之為軟弱條約，但在徐樹錚眼里，一切可以借來的力量都該用來辦正事。

1919年10月，徐樹錚抵達庫倫，先禮后兵。他擺酒宴請博克多，言辭看似恭敬，卻冷冷遞出一份“承認宗教地位、取消政治自治”的協議草案。蒙古王公猶豫不決，他隨即放手白俄刺殺派系，讓城外槍聲不斷。幾天后，他又進駐大昭寺，明言“北洋軍只打叛匪，不擾僧俗”。兩面夾擊下，博克多同意取消“獨立”詔書，外蒙政權土崩瓦解。12月，混成旅繼續北推索楞諾布、巴拉倉駐地，打垮殘余白俄，控制包括恰克圖在內的主要關卡，正式恢復中央政府對外蒙的主權與行政架構。其間，他采納參謀欒希鳳建議，使用軍用卡車與雪橇并行輸送補給，大大縮短行軍時間。此舉被后世軍史學者稱為“亞歐草原機動戰先聲”。

然而，僅僅六年后，徐樹錚便命喪廊坊車站。1925年12月31日清晨，馮玉祥部將張之江給上峰發電：“樹錚已正法，余悉心善后。”三十一字平靜，卻宣告一代梟雄的終點。當時他年僅四十五歲，未及晚年回望，已被時代浪潮吞沒。

左宗棠和徐樹錚收復疆土的路數與際遇差別極大：一位倚靠傳統綠營與湘軍，一位調度新式軍旅與列強協約；一位古稀老臣背棺出征，一位壯年新貴刀口舔血。但二人卻有幾處驚人相似。其一，都是在中央財政捉襟見肘的背景下，自行籌餉：左宗棠抵押閩浙厘金；徐樹錚利用日資貸款。其二，二人皆善用“先聲奪人”：左宗棠北路節節推進后，南疆反叛派系自然瓦解；徐樹錚先兵臨庫倫再剿外圍，使蒙古王公動搖。其三，二人都深知輿論之力。左宗棠在上海英美報紙上發文，指沙俄“掠伊犁乃賊行”，贏得士紳聲援；徐樹錚則在《順天時報》刊文，宣稱外蒙復歸乃“國際公法自然之理”，壓縮俄日干涉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兩次收復行動都非一勞永逸。新疆在清末雖得保全，但1900年義和團事件后再次受外部覬覦；外蒙雖于1919年回歸，蘇俄在1921年扶持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又把局面反復拉回原點。歷史沒有童話結尾，卻留下一條鐵律：領土問題不容半步退讓，一旦裹足不前，別人就會替你做主。

不少史家把收疆與收蒙并列為“近代邊防史的雙峰”。抓住兩座高峰背后的精神與方法，也許比記住年份更重要：決策層必須具備全局視野，加之堅決執行；在資源稀缺時，要敢于打包民間力量；面對列強，要明白什么時候妥協為借力，什么時候必須亮劍。兩位名將的成敗得失，提供了活生生的腳注——左宗棠運籌帷幄，卻牽扯出閩浙勢力的不滿；徐樹錚敢拼敢賭，但同樣因割據政治而葬身異手。換言之，個人的魄力可以填補制度暫時的空白，卻無法替代制度本身。

1962年，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解密《徐農護照案卷》，里頭仍保存著1919年徐樹錚簽發的第一批“庫倫入境許可證”，黃紙墨字已泛酸。更早之前，福州閩侯縣的三山陵園，左宗棠墓前“垂裕后昆”碑碣沉靜無言。兩塊石碑相隔千里，卻指向同一件事：版圖并非天賜，必須有人去爭、去守、去負責任地經營。邊疆不缺神話，只缺實干家，而左宗棠與徐樹錚恰好寫下了罕見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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